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杜泽逊
对于学者来说，既然选择从事学术就要坐得住冷板凳，但从古籍整理的整体而言，没有合理的责权利相统一的机制，很难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文化建设的成绩也有目共睹。就古籍整理工作而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续修四库全书》、《剑南诗稿校注》等的校点、编纂、出版，大部分是国家组织完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品力作。
但是，近些年来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趋势集中表现为，组织国家级大型高水平古籍整理项目乏力，缺乏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学术带头人，以及兢兢业业、甘于奉献而又有扎实学术根底的中青年学者特别匮乏。
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可以对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加以观察。一个本科生考取了古文献或相关专业如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史、中国哲学史等专业的硕士生，甚至进而成为博士生，毕业后就是具有古籍整理基础的人才了。毕业后，走上专业岗位，如担任教师或在科研院所、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工作，大多会被单位安排参加在研的集体项目。一忙数年，项目结束，又过数年，项目成果才得以出版。然而，在职称晋升等关乎职业发展的评选上，无论项目分、成果分、获奖分，都是“第一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获奖人”才算，排到自己，所得分数约等于“0”。再对照一下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同事，凡不参加集体项目的，又发文章又出书，大干快上，很快成为“青年学术带头人”，成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由此可见，对于青年同志而言，虽然参加的集体项目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国家重点项目，但确确实实成了“痛苦的经历”。
虽然，对于学者来说，既然选择从事学术，就要坐得住冷板凳；但从古籍整理的整体而言，没有合理的责权利相统一的机制，是很难推动工作取得实效的。由于在学术考核机制中体现不出学术劳动的价值，一些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主要成员先后退出，或者即使不退出，也用一部分或大部分精力经营自己的自留地，使大项目进展缓慢，甚至遥遥无期。其他成员更是有心无力，逐渐有鸟兽散之态。不少重大项目因此搁浅。为了激活这些来之不易并且已有前期投入、弃之可惜的重大项目，往往要由行政领导亲自出面做工作，重新拉起队伍，注入资金，执简驭繁，快速推出了装潢精美的标志性成果。然而，这类成果往往是庆功会开得热闹，散场后无人问津，成了图书馆和办公室里的摆设。至于获得的大奖，又会因“获奖分”分配办法不合理，惹得矛盾再起、怨气难消。如此一来，参加者固然灰心，而主持者也有很多难言痛苦。当然，还是有一些有学术理想的人抱有热情和兴趣，他们大多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既不是排名第一的沾光者，也不是充当“分母”的参与者，基本没有学术上的私心，只是从宏观上认定“事情该做”。可是，这一部分的比例毕竟太小，难以形成力量。
重大学术项目不但可以形成重大成果，还可以带动人才队伍的成长。清初徐乾学奉命修《大清一统志》，参与者胡渭、顾祖禹都成了历史地理学的代表学者。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四史”标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重大项目中也可以看得到。进入21世纪，由国家组织的重大古籍整理及相关工程明显减少，项目的成效也明显下降，组织者和参与者大多有个共同的感受——难。在这种背景下，古籍人才队伍的成长、重要人才队伍的建设，其危急就不言而喻了。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还是要从制度上入手。首先，要把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立项作为大事来抓，评审立项必须由古籍专家负责，经费投入也需合理配置。其次，要把职务行为与学术工作做明确切分、规定，杜绝以权谋学、以权谋项目、以权占成果、以权捞奖项的官僚主义作风。第三，要专门制定古籍整理成果评估体系，并规定与一般论著的对比关系，对长线项目的主要成员和一般参加者的学术贡献，也应制定明确的评价办法，并确定与一般学术成果的对比关系。第四，要加强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比如，可以在高校中设立专门的奖学金，对有突出贡献的古籍整理人才也应予以奖励。相信有了这些保障政策和鼓励措施，古籍整理工作能够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