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中国管理发展与改革开放十分密切，我国管理现代化是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从1979年向西方学习管理开始，到现在已有近40年的历史。这40年里，我们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干了不少事，但是我们缺少对40年经验系统的研究。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贸易、外交、文化都在走向世界，中国管理走出去的步伐却比较缓慢。虽然我国管理学术论文、论著总体上不少，但大多数是从学术到学术，脱离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当前，我国管理理论落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当最有发言权。中国管理科学在国际上影响不大，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当前中国管理学者要从“黑板管理学”“资料管理学”中解放出来，回到“解决中国和世界真实问题”上来，一句话，就是要大力推动管理的中国化。
大家都记得，40年前，我国改革开放曾设计过多种模式，曾考虑过选用日本、南斯拉夫、西北欧洲等模式，最后由总设计师邓小平选定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模式。1979年，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达成协议：中美两国在大连共建一所管理培训中心，培训中国企业管理人才，引进美国管理理论、技术和教学方法。这可以看作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开始。
当时，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代，一下子引进西方管理思想、方式和方法，包括教材全部引进、强调双语教学等，这样就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有人把西方管理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经，认为管理如科技一样，中国一引进很快就实现了管理现代化了。20世纪80年代，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以管理现代化命名的学术组织和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第二，由于体制冲突、内容有别，我们慢慢才明白，管理不同于科技，是不能引进的，而是要学习，如果学习消化跟不上，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出现以上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这也是长期困扰我国管理界的一个理论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管理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30年前，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管理向西方学习的规模、数量、人数加速度增长，中国在管理方面已成为全球的“学习型大国”。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学习还不完整，更多的是在学科领域，比较零星和分散，还处在经验阶段。近10年来，随着中国世界经济地位的变化及全球化，世界对中国管理的期待和需求不断提高，中国正在成为向世界输出管理思想的一个大国。
管理中国化的内涵就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基础上形成的，“学习型大国和输出型大国”就构成了管理中国化的基本特征。管理中国化理论的形成，不单单来自逻辑关系，更来自我们的实践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部分管理工作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管理中国化开展了大规模的实验研究，特别是国家项目“中国本土化企业与高校管理案例库组建工程”的实施，加快了管理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建设步伐。
我国管理中国化理论的形成是自主的，没有跟在西方后边照抄照搬。中国遵循了“学习、消化、吸收、创新”的学习方式，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发挥了“政研企”相结合的体制优势，走出了一条管理中国化的道路，形成了管理中国化的宏观理论和方法。
微观方面，中国把“案例研究”作为研究管理理论的一个入口，对西方的案例进行本土化改造，提出了“案例三个车间”模式。真实事实是案例的灵魂，真实事实不是来源于高校，而是来自于企业。企业是案例研究不可缺少的第一车间；把企业提供的经验，按照管理学知识点编写成教学案例，形成高校第二车间；把好的教学方式和先进理论与世界其他国家共享交流，这是第三车间。“三个车间”模式也是中国学习西方具有中国原创性的一个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