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投稿者，笔者对于“什么样的刊物才是好刊物”有一种具体的想象；作为责任编辑，笔者能够切身体会投稿者对刊物的何种渴求是一种合理要求。这两方面的经历和体验让笔者对一份好刊物的理想标准有了更为理性的思考。一般而论，一种好刊物，当符合以下理想标准。
不收版面费
就人文社科领域而言，收不收版面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投稿者对一个刊物的印象。采用稿件，但若要收版面费，投稿者不仅不会感激刊物的“赏识”，而且还会有一种“怨恨”感：用稿即表明所投稿件质量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又为何要收版面费？投稿者的这种“屈辱”心理源自于论文作者与刊物间的“不正常”关系：刊物作为一个发表平台，其本职角色是对投稿者的作品择优而刊，投稿作者本应是论文作者与刊物之间关系的“主导者”，然而，刊物用稿的“买方”市场扭曲了这种关系，刊物在论文作者与刊物之间关系中“反客为主”。正是刊物用稿的这种“买方”市场形势，凸显了当下不收版面费刊物的职业操守，这种刊物是相当令人尊敬和喜欢的。
不以字数为限
论文的长短不是作者能够客观决定的，它主要跟论文探讨的主题有关：研究主题往往一开始就预示了论文的长短。不过，报刊本身似乎也有苦衷，即版面有限，尤其是报纸。然而，有时这也会成为一种“托辞”。例如，以投稿者的身份符号（如行政地位、学术职称等）为依凭，某些刊物常不自觉地认为，身份符号“不够”的作者“不配”用长的版面，强令投稿者删减字数，让一篇原本有血有肉的文章最后删减得不成样子。这种要求，往往不但让作者的学术观点得不到充分表达，而且迫使作者不得不将核心观点业已发表的作品再度发表。笔者真切希望有更多的刊物能够做到不以字数为限。
每投必复
再“自负”的研究者也知道，自己所投的文章不可能“篇篇都中”。即便如此，作为投稿者，笔者跟大多数人一样，也真诚希望自己的投稿都会得到所投刊物的回应。针对这一问题，有不少刊物回称：这是缘于投稿量多，编辑部人力有限。然而，这其实是一种“托辞”：学界有“身份”的刊物也不少，为何这些刊物有人力和心力对所投稿件进行一一回复？可见，是否“每投必复”主要还是刊物编辑部人员本身的素养问题。作为责任编辑，笔者面对再不符合刊用要求的稿件，也会耐心回复，因为作者投稿本身就是对所投刊物的一种信赖、支持和尊重，基于一种“礼节”，也要对作者的投稿进行认真回复。
大胆用稿
刊物运行得久了，就会进入一种常规化运作，即符合刊物用稿形式条件的稿件才会顺利进入用稿程序。现实情况却是，学术研究常常依循研究主题的内容展开，这一展开过程只遵循主题自身内在的逻辑。研究最终完成时，其成果常常是反常规研究范式的，往往呈现为学术研究成品中的“异类”：这些研究成果与许多刊物用稿风格“格格不入”，特别在研究主题选取、论证方式选择、语言表达偏好等方面。编辑经历让笔者发现，有时候，刊物也无法否认所投稿件的质量，但就是缘于稿件的形式要件与刊物风格“迥异”，不得不“舍弃”这些稿件。学界呼吁学术创新，刊物风格却又难以容忍创新，这种用稿现状在客观上呼唤“大胆用稿”刊物的出现。
责编素养较高
一个刊物给投稿者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刊物责任编辑的影响。责任编辑的学术水准决定着什么样的稿件能够进入刊物的“法眼”，责任编辑的专业背景和工作态度决定着稿件的编辑质量。责任编辑的反馈信息能够让投稿者感知刊物的水准，能够让投稿者知晓刊物的用稿取向，能够让投稿者感受刊物的亲和力。有素养的责任编辑能够轻松化解投稿者对刊物的“误会”，能够较快建立起刊物与论文作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数次，相关版面责任编辑与笔者的互动，比如投稿回复、电话沟通等，让笔者很快对《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一种亲近感：在笔者的印象里，《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是人文社科研究者的“娘家”。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刊物也一样，现实中的好刊物或许只符合上述理想条件中的一条或几条。作为投稿者和责任编辑，笔者还是真切希望学界刊物能够朝这些标准靠拢，能够离这些理想条件越来越近。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决策参考·湖南智库成果专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