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是阳光的、明快的，从容利落，透着股子北方人特有的豪爽劲儿；但是她的作品，清新朴素中，却又有婉约、沉静，透出美丽的哀愁。这位在文学的沃土上耕耘了二十几年的年轻女作家，执著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大地和底层的人民，从《香坊》、《东窗》、《北极村童话》到《旧时代的磨房》《向着白夜旅行》，以及《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直到最新出版的《福翩翩》(湖南文艺出版社)，她独自走在北国的原野，并不归属某个文学流派或创作群体。
是的，20多年的创作时间，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种种潮流。她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写作不能急，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她的这种坚持，在今天的时代大概因固守而显得孤独，但是却明明白白地昭示一种光明和值得期待的未来。
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迟子建的创作态度是“忧伤而不绝望地写作”。“忧伤”是迟子建作品弥漫着的一种气息。在迟子建看来，这种“忧伤”表现在对生之挣扎的忧伤，对幸福的获得满含辛酸的忧伤，对苍茫世事变幻无常的忧伤。“不绝望”可以理解为，对生之忧伤中温情亮色的感动，对能照亮人生的一缕人性之光的向往，这些，是人活下去的巨大动力。
2007年是迟子建收获颇丰的一年。她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还获得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短篇小说《野炊图》获得《小说选刊》奖，小说《花牤子的春天》获得首届中国新乡土小说征文大奖。对此，迟子建说，去年踏踏实实写了几部让我心安的中短篇，也是获奖比较多的一年，作家也不能因为多得了几个奖就认为自己的写作是重要的。况且得奖的是几年前的作品，能得奖也很高兴，但不能总结到成绩里。写《伪满洲国》的两年没得奖，但持续写一部心中所想的作品，写得很累，她会给自己一个奖励。
在中篇小说集《福翩翩》中，迟子建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爱与温暖的故事。故事虽然忧伤、不幸，但迟子建讲述的时候，洋溢在人物之间的朴素的爱意，遮蔽了生活本相中的庸冗和不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笃定韧性的爱，他们可以忘却了物质的贫乏困窘，沉浸在丰盈的精神收获之中，于是平凡的日子也焕发了令人神往的光彩。因此，整本书中弥漫着明亮的暖色调。
想象在她美丽而亲切的故乡，她坐在书房里，享受窗外的山，享受月夜下泛着银色光泽的河流。她投入地写作，非常舒展，那种幸福感洋溢在她的笔尖和纸端，也洋溢在她写完后的放松。
“呼吸什么空气，产生什么气息”
迟子建的童年是在外祖母家里度过的。在那个广阔的空间人的感觉就很渺小。呼吸什么空气会产生什么气息，童年的经历不知不觉地影响了迟子建的写作。“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在迟子建的记忆中，有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有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有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她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幻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
她喜欢采取童年的视角叙述故事，使人感觉很清新、天真。她写完《北极村童话》是充满了信心的。从师专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都被退回，理由是太“散文化”。迟子建的信心几乎消失殆尽。1985年，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她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迟子建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在他即将出发前，他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如何，朱伟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写作是生命的一种存在
“我写作不是因为职业，而是因为我热爱写作，否则不会这样费力气。可以说写作成为我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迟子建说。
小说创作中的各类题材，迟子建都驾轻就熟。她认为，作品“容量”的大小，决定着体裁的长、中、短。比如做《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资料，她就知道，手中握着的，是长篇的种子。因为它容量大，张力大，可塑性强。可是像《清水洗尘》、《逝川》和《亲亲土豆》那样的题材，它出现时，就是短篇的姿态。相反，类似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起舞》这样的小说，她打腹稿时，就知道它会以中篇的形式出现。“容量大的水流，你把它注入窄小的河床，它就会泛滥成灾；而你非要把一条小溪引到大河的河床上，水流活跃不起来，势必会成为死水。所以，把短的东西拉长是臃肿乏味的；而长的东西，你想遏制它的生长，也是不可能的。”迟子建说，自己非常喜欢中短篇写作，写了20多年，每年都有中短篇小说发表，哪怕是写长篇的时候，都不会放弃中短篇的写作。如果每年不发表两到三部中短篇，就觉得这一年的“粮库”亏空了，会心虚。“我觉得中短篇的写作能锻炼一个作家的气韵。我想如果没有中长跑的基础，是不会有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的。同样，一个作家历经了中短篇的千锤百炼，奔向长篇的时候，才会体力充沛。当然，也有天才作家，靠一部长篇，就一鸣惊人的。”
迟子建曾经接到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到爱荷华进行为期3个月的写作、研讨等活动。来自20多个国家的36位作家参加了活动。每个作家都有3项活动：个人作品朗诵会、参加话题讨论、针对大学生的演讲。迟子建选择的是关于想象力的话题。在每个人半小时的演讲中，她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乡和文学经历。
如果问迟子建“作家的命脉是什么？”她会毫不犹豫地说：“想象力。”一个只拥有生活而缺乏想象力的作家，会灿烂一瞬，如流星；而那些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有如一颗恒星，会持久地爆发光芒。有了想象力，你就不会把“生活”那么快就用空，你的内心总会有激情和动力，好像一台汽车加足了油，随时都可以驰骋。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一生最要爱惜的，就是保护和发掘想象力，它是写作的火种。
几年前《伪满洲国》的写作给了迟子建很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每写一篇东西发表出来后，她至少要读一遍，给自己挑挑毛病。“常批评自己，就会有所进步。我觉得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可能还会有所发展。”迟子建对自己充满信心。
“她们”是一群“热闹”之外的人
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所有的女性几乎都具备健康、不屈、积极向上的心态。迟子建解释说，其实她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什么样的，男性人物又该是什么样的。小说如同一场戏，开场后，谁先登场，谁表演的时间长，谁是什么性格，男人女人哪个抢眼，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戏里角色的分量。“我想我写过的女性人物，最典型的特征，应该是一群在‘热闹’之外的人。不过让我细致地‘总结’她们，我还是很吃力。因为在‘女’字上做文章，对我来说，跟让我登珠峰一样难。”
作家笔下的婚恋家庭，总是各有特色，王海鸰是凌厉或者说是犀利的，万方则是温和的，方方笔下的婚姻有着万般无奈；而在迟子建的描述下，婚姻之温暖、亲切恰如冬天里的火炉，让人向往，每一个孤独的人都想走近。迟子建表示：“我是在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从小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虽然我的婚姻来得晚，结束得又早，但留在记忆中的，是可以永久回味的爱与美。这个对我来说，是心中一团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火，依然会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温暖我。”她认为，每个家庭都不会是满目的灿烂，也不会是彻头彻尾的昏暗，婚姻如同一盆花，是需要主人精心侍弄和呵护的。婚姻的本质是世俗的，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容易获得满足，婚姻可能相对就稳定一些。
而迟子建无疑是“热爱世俗生活”的。在《福翩翩》中，几部中篇都写到了厨艺，而且不厌其烦地描写制作过程，让读者的阅读也成为享受美味的过程。“吃，就是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爱吃。有时心情不好，一顿美食就会令我云开日朗。”迟子建坦言，常常是，上午九点多开始写作的时候，她的灶上会煲着一锅汤或粥。到了下午五点，她会准时奔进厨房，边听广播边做晚饭。所以她写作的时候，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我的厨艺对我来说肯定是好的，对别人来说未必。”“而且，我在吃上，比在写作上更富于‘探索精神’，总想着花样翻新。”迟子建觉得，“吃”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一样。你总不能让人物在作品中一味地谈“精神”，而不吃不喝吧？这有悖生活的常理。当然，无节制地“炮制”吃，小说又沦落为菜谱了。所以掌握好“火候”，至关重要。
无论是虚构了大量伪满时期的“小人物”生活的《伪满洲国》，还是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这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若干中篇小说，所有这些，无不弥漫着浓重的东北乡土气息，无不浸透着她的文学思考和生命观。
迟子建把乡土、民俗当做支撑小说的灵魂：“对这一切我从小烂熟于胸，可以说，我的写作是沾了地气的光。”也因此，她对城市怎么也热爱不起来。“我的故乡不仅意味着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休息的地方，那是灵魂的归宿，一个人的故乡情结总是含有宗教意味。人有故乡是幸运的，同时也会感到不幸，因为故土中不可爱的东西会被人为地美化。”
迟子建曾获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但是，虽然迟子建的文字优美，作品不乏深刻与灵动，但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很少。对此，迟子建说，作品出版后，想要改编成影视剧的确实有很多，但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寥寥无几，可能是由于自己的作品缺乏影视剧所需要的流行元素。因为对影视公司来说，收视率高于一切。“我写作，就像你说的，只遵从内心，不会考虑它是否适合改编。作家留下来的，最终还是文字，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