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浩瀚宇宙中一道耀眼的星光，是茫茫大海中闪亮的珍珠，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的大浪里淘出的金子。他光照大地，明亮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苏东坡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漂泊的一生，传奇的一生，更是率性的一生，博爱的一生，旷达的一生。在家他是优秀的兄长，是痴情的丈夫；在朝他是耿直的忠臣，是为民请命的先锋；生活中，他知足常乐，才艺双绝。他用生花的妙笔，用孩童般赤诚的心灵，用敏锐而卓然的智慧书写着一个时代，一个传奇。
人生所以精彩，是因为有美好的感情，感情丰富则人生丰富，感情淡泊则人生淡泊。在这方情感的天空，苏轼情比金坚，用真性情活出一段段千古佳话。
东坡兄弟情深，聚少离多，天各一方，却两情相依，望断天涯。“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东坡怀子由时是那无眠的思念，是赤诚的牵挂，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殷殷期盼，是“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燕南飞”的深深渴望。有过共勉，有过进退，有过欢笑，有过泪眼。自乌台诗案入狱后，身处险境，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想到的是弟弟，是长久而未能实现的“话夜雨”的约定。“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自海南返乡途中，身体病重，步履蹒跚，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患难与共的弟弟。真是“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宋史·苏辙传》）。难怪苏辙感言“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东坡风流，而深情于一生中的三个女人。相濡以沫十一年的爱妻王弗病逝了，苏轼在她埋骨的山头亲手栽下三万株松苗。佳人已去，松柏长青。他将多少情爱，几许相思化作了三万株短松，就这样生生世世，岁岁年年！又是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那首令所有读懂了的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千古第一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生时十年相伴，死后十年相思，有夫如此，夫复何求！
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以小十一岁的年龄嫁给了东坡，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共度患难。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生则同室，死则同穴，闰之泉下有知，也会灿烂的笑。
“唯有朝云能识我，”多么平等，多么坦率。王朝云，一名比苏轼小26岁的歌妓。天真烂漫，美丽善良，“敏而好义”，在东坡最困顿的时候一直陪伴着。事东坡始终如一的品格，大大打动了东坡的心；东坡对朝云非常尊重，视为知己。26岁的距离，并不成为他们爱情的障碍。他们平等相待，“忠敬若一”。朝云逝后，苏轼将她埋在惠州城西的湖边上，俯瞰二人一起开辟的放生池，并写下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从此朝云就像西湖天边的云彩，伴着西湖的青山秀水，日月光华，走在苏轼暮年的深情里，直到永远。
在构建了家庭美好的感情世界的同时，苏轼也没有忘记“仁者爱人”的儒生品格，丹心忧黎庶，爱在天地间。
东坡有爱，爱自然的赐予，爱大宋的江山，爱天下的苍生。他抱着“致君尧舜”的远大理想走上政途，也曾有过“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美好梦想，也曾有过“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的雄心壮志，然而现实却常常带给他“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阵痛。
他高声呼吁“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保护树木；沉痛感叹“口腹贪饕岂有穷，咽喉一过总成空，何如惜福留余地，养得清虚乐在中”劝戒杀生。然而这样一个积善之人却一度下狱，三度贬官，命运多舛，生活坎坷。但他既没有像贾谊那样“抑郁而终”，没有像屈原于样“自沉于江”，也没有像陶潜那样“归隐田园”。在苏轼的人生哲学里，有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儒家积极入世精神，与佛家、道家那种齐生死、轻富贵的出世思想奇妙结合，形成了入世又出世、既出世又入世的文化心理。于是苏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境界的拓展，是怎样一种人类智慧的提升！自身的不幸与坎坷，没有使苏轼变得麻木不仁，明哲保身，相反地却使他变得更加体察民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悲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关切与同情。他不阿新党，也不附旧炎，坚持理想，关注社会，“如蝇在口，不吐不快”。为民呼喊，发出血淋淋的控诉：“下马作雪诗，满地鞭棰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出自《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出自《朱陈村嫁娶图》）；“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出自《盐诗》）
就人类同情心倾注与播撒的对象来看，最大的群体莫过于对妇女和儿童，而东坡真真切切的做到了。
北宋中叶，黄州、武昌、岳州民间夫妻只养二男一女，过此数则将初生婴儿用冷水浸杀，特别是女婴。闻此陋俗，苏轼忍不住了，他忘记了朝廷“往服宽典，勿忘自新”的判词，忘记了“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言语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的自训。凭靠自己独有的人格力量毅然写信给武昌太守朱寿昌，请求禁止革除。他率先垂范，自古耕道负责募捐筹款，“吾虽贫，亦当出十千”，并以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出自《黄鄂之风》）。
作为“风流太守”的东坡，曾也拥有不少侍女，写有不少携妓野游的词篇，但与许多官吏不同的是，东坡较多地看重歌女们的人品才艺，怜悯的是歌女们的境遇，他坦然隨和地开开玩笑，畅饮和吟诗听曲，平等地看待她们与尊重她们的人格，赞美她们的色艺。但苏轼更加明白这些青春貌美才色双绝的女子在年老色衰之后的结果就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所以苏轼常帮助她们出籍从良，选择良家归宿。“郑庄好客，荣我尊前时堕帻。落笔生风，籍甚声名独我公。高山白早，莹雪肌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每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正是“郑荣落籍，高莹从良”。这是苏轼在京口写给太守的《减字木兰花》，请太守让郑荣、高莹两个歌妓从良。在他的努力下，朝云从良了，琴操从良了，周韵也从良了。苏轼心底的善良和乐于助人的天性，可见一斑。
还有那令人敬佩的苏轼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不论前路多坎坷，总是风雨任平生。
我要感谢佛老，感谢它教会诗人“随缘自适”，“游于物之外”，感谢它教会诗人“物我两忘，身心皆空”。“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每当诗人前路坎坷举步维艰时，每当政治失意远谪他乡时，每当长夜清寂踽踽独行时，诗人总能直面人生、巧妙地规避世上的纷纷扰扰、苟苟营营。“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是洒脱；“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是智慧；“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是顿悟。
刚来到黄州时，苏轼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的吃饭难以维持。经过多方申请，官府划给苏轼一块废弃多年的几十亩荒地，在城东。苏轼躬耕东坡，竹杖芒鞋，营造雪堂，生活像陶渊明，在自己的东坡庄园过着神仙般的隐逸生活。他说“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且徐行。”是啊，莫嫌，也莫听，除去功名荣辱的浮云后便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一种人生。或许诗人早就知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吧。
或许是因为坦然的心态值得推崇，或许是乐观的境界很难做到的原因，孔子才盛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样的境界，苏轼达到了。他曾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正因为这样良好的心态，有这样高的人生境界，才使他历尽万难而不移其志，身处逆境仍保持乐观，彰显着光辉的人格魅力！诗人这种不畏贫苦，在艰苦困难中勇往直前，乐观向上、积极生活的精神，让他日益变得坦然、镇定、旷达、超越，真正获得了自我！
如果说生活苦中作乐是一分潇洒，精神上能苦中作乐是一种超脱，那么苦中还能创造出诗意般的生活情趣则是更高的境界了。林语堂说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在人生最失意的黄州，他居然还高唱“能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搞出“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玉糁”、“东坡腿”、“东坡墨鲤”、“东坡饼”、“东坡酥”、“东坡豆花”、“东坡肉”等等美食。在更偏远的惠州，又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做出“盐焗鸡”、“宏志鸡”、“烤羊脊”、“梅菜扣肉、醋鱼、琵琶虾、玉糁羹”他饮酒，但不求酒量，只求酒趣。“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他懂茶艺，设计了一种美观实用的提梁壶……
语文课程标准突出“两性”——工具性与人文性。就人文性而言，苏轼的这种爱国爱民、坚韧不拔、积极主动、乐观开朗、振奋豁达并勇于创新，“知命者必尽人事，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的一系列品质则突显得更加光辉，这种精神对中学生来说不失为一种借鉴。
赵东文，江荣福，教师，现居福建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