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陶渊明的归隐，大家熟知的理由是他不甘束带见督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愤而挂绶，回乡去过那种自尊、自由、自适的生活。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他陈说的归隐理由有四：其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即“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无法适应官场;其二，“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身居官场，身心俱痛;其三，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其四，“程氏妹丧于武昌”，急于奔丧。
不管怎么说，陶渊明在官场过得不如意，“及少日”，便“眷然有归欤之情”。联想到孔子在陈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的慨叹，更能体悟陶渊明在官任上的困窘与思乡、归乡之情切。
那么，归园田居后，他乐享自由、恬然自适，自然是无可置疑的了，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样的例证于陶诗中也可以随处翻检得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其五）》）、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八首（其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朱文公就认为“《归去》一篇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楚辞后语》）。梁启超的看法更为直截了当：“（陶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饮冰室合集·陶渊明》）这种观点差不多已成为“千古之确论”。
然而透过他眄柯怡颜、容膝易安、涉园成趣、乐数晨夕、乐天安命的自说自话，我們仍依稀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与不甘，依然能体会到他内心深沉的焦虑、矛盾与痛苦。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心理防御机制原理分析，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表现出了典型的“甜柠檬心理”与“酸葡萄心理”。陶渊明在“知来者之可追”“觉今是而昨非”的彻悟之后，毅然决然选择归园，并极力铺陈“归去”的快意自得——途中归心似箭、心情舒畅（“舟遥遥以轻飏”“恨晨光之熹微”）;及至家中，尽享天伦之乐、园中之趣、亲戚情话、琴书之娱、农事之悦、出游之欢——以此来减轻他从官场引退带来的焦虑、失望和痛苦。这些表现是与“甜柠檬心理”特征完全吻合的。《归去来兮辞》后两节，在作者对田园生活的津津乐道中，不时夹杂“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乐琴书以消忧”“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等显示焦虑、惶惑、不安、不甘心理的语句，表现出他又试图通过贬抑官场来减轻或冲淡自己对官场的欲望，平复自己的焦虑情绪，这反映出的正是他的“酸葡萄心理”。这两种心理共同突出地体现了他对官场或因离开官场从而失去了的某些东西的牵念。他的琴书自娱，乃是为了“消忧”。倘无深忧，何须有意消解？“感吾生之行休”，与他的“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其旨何其相似，我们怎能把它与“聊乘化以归尽”完全混同？纵然他一再宽解自己：“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聊简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然而仅一“聊”字，就透露出了他多少的无奈和不甘啊！
其实，对待仕途、官场，陶渊明如何能够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先来看他为什么出仕。《归去来兮辞并序》中说，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出仕实在是为生计所迫，正所谓“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其十）》）。然而，纵然为官“违己交病”“心为形役”，但辞官后，原有的困窘处境有所改善了吗？八十余天的彭泽县令，获俸能得几何？妻儿嗷嗷待哺，衣食之困犹在，“贫贱夫妻百事哀”，他还没有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他的归园之乐，也仅是离开污浊官场、心性解放的短时“小乐”而已，他的躬耕垄亩，断非我们想像的衣食无忧的恣意任情的闲情逸趣。“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如此而已。
要从深层理解陶渊明归园之后的痛苦，还需从陶渊明的“平生之志”谈起。
陶渊明离开官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深愧平生之志”。陶渊明的“平生之志”是什么呢？尽管他说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从小的志向就是远离官场，乐享田园。读陶诗，仅他的《杂诗十二首》中，提到志向的就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其二）、“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其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五）等数句。“猛志”“志四海”，言志向之奋发、凌厉、远大，将其理解为陶公生来就愿龟居乡野、乐作隐士，显然是不适宜的。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陶渊明从小便爱好、流连儒家经典;其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担任过武昌太守，他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可以说他自幼便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观，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刘熙载就曾云“陶渊明大要出于《论语》”（《艺概》）。清代李扶九甚至说“（《归去来兮辞》）末云‘乐天命，几入孔、颜门户矣”（《古文笔法百篇》）。可见，与历史上众多的受儒家思想濡染的文人志士一样，陶渊明的平生志向，也在于兼济天下，即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此大抵也才能配称“猛志”。
那么，走向仕途，便是将“猛志”付诸实践的唯一途径了。但是陶渊明却说，自己“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好，“情在骏奔”也罢，全是他“辞官”的诱因或托辞，说到底，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儒家的那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去探寻。
陶渊明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令他十分绝望的。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从东晋官员熊远的奏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暴虐滋甚”，“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陶渊明在从担任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的这十三年中，深刻体察到了社会环境的严酷。森严的门阀制度，让他受尽了轻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政坛，让他灰心;“百司废弛”，积重难返的现状，让他绝望。不仅济世的抱负根本无由实现，还必须降志辱身与人周旋，这一切，只使他“志意多所耻”（《饮酒二十首（其十九）》）。“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他便到儒家“穷则独善其身”那里寻找栖身之居了。
但抛弃一生的执著谈何容易！决绝官场，纵然保持了内心的“高洁”，但又岂不是背叛了自己的“平生之志”？“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与殷晋安别并序》），“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当初的豪言壮语犹萦于耳，而今“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之二），冷酷的现实让诗人清醒地认识到大济苍生、致君尧舜的理想已如海市蜃楼。我们也只能与作者一道“且为陶一觞”！“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归隐田园，又岂不是他对“无道”社会的另一种抗议！
“余閑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饮酒二十首并序》），正是诗人归隐田园后的胸臆写照。“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饮酒二十首（其十六）》）都云归隐乐，谁解其中味！读《归去来兮辞》，实在不能为陶公描绘村居景象的清词丽句所迷惑，不能为他沉湎田园之乐的表象所蒙蔽。田园之乐，实在是他被迫放弃理想离开官场后的不甘与无奈、自怨与自恕、惶惑与自解的矛盾与痛苦心理的婉曲流露与有意排遣！
一言概之，陶渊明归园田居，纵然远离了庸俗、污浊的官场，争得了身心的自由，他有理由纵情高歌，但生活拮据、困窘的残酷现实，他不得不面对;抛却济世理想，抛却一生追求的痛苦，任他引觞自酌或止客共醉，任他用情田桑或寄意山水，总是难以掩饰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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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6年度甘肃省‘十三五教学科学规划课题”——《语文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策略研究》（立项号：GS[2016]GHB1014）系列论文之一。]
辛万祥，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