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是苏轼的一个开始。
苏轼一生有许多起点。
眉山是他生命的开始。苏轼自为童子时，曾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元人脱脱为苏轼作传，对此赞曰“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
二十岁，是苏轼全新人生的开始。
“一门父子三词客”，苏轼与苏辙的文章让宋仁宗一见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尤其是苏轼，年纪轻轻，进士及第，虽官阶不高，但位极人臣，与他幼时仰慕的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士同朝为官，言事即能上达天听，宋神宗常常因为读他的文章忘了进膳，欧阳修愿为他“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果然，苏轼没过多久，年纪轻轻就成了“文坛盟主”。
那时候，苏轼的人生可谓踌躇满志，风头一时无两。
因为苏轼与王安石的激进改革的态度相左，尤其对“青苗法”持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当时在王安石恼怒之下，反对派们或降或贬，苏轼于是自请外放出京。即便是远离朝廷，苏轼也能将小小知州做得风生水起，比如率领军民奋战七十多天抵挡住徐州的黄河水患，比如将“蝗旱相仍，盗贼渐炽”的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苏轼所过之处，似乎总能留下华丽的背影。
然而，“乌台诗案”爆发，命运与苏轼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苏轼听到苏辙的通风报信，在钦差到门之际，吓得不敢从衙门里出来。不得不出来见钦差，吓得不敢穿官服官靴。从湖州到京城的押解途中，苏轼两次意欲投水自尽。被审讯的一百多天里，他陆陆续续“交待”了自己写诗讪谤新法的“罪行”，几次被李定、王珪等人死死咬住。最后，多重原因让神宗饶他不死。朝廷贬苏轼到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他成了一个不关押的囚犯，他成了一个无职权的小官。
“乌台诗案”成了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开始。黄州，成了苏东坡颠沛命运的开始。
那个人小志大的神童，那个一试成名的举人，那个两任皇帝都稀罕的“宰相之才”，那个欧阳修都自愧不如的青年才俊，那个在庙堂能上书万言，在江湖能造福一方的苏轼，就这样，经受了钦差之威吓，经过了牢狱之刑讯，经历了死亡之降临，他的骄傲，他的才情，他的抱负，他的信仰，一切的一切，忽然一夕之间从天上落到了那个叫黄州的地方。那是元丰三年。
初到黄州的苏轼在想些什么呢？
《卜算子》中说：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透过这首小令，隔着千年的时空，我们仍可以触摸到苏轼的惊魂未定。这种惊惧，这份落寞，这从顶峰跌至谷底的惨痛，该是普通人都有的情绪吧！
只是，苏轼不是普通人。
元丰五年，苏轼作了《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两年多来，苏轼经历了什么？褪去了酸楚与惶恐，代之以满怀的无忧与无惧？《记承天寺夜游》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文章仅仅八十五字。起笔似乎平淡的很，但请注意，夜游之事是在“元豐六年”，也就是苏轼到黄州的第四年。对于苏轼六十六年的人生而言似乎很短，但对于被朝廷抛弃的人而言可是很长。“月色入户”，“户”为单扇的扉，不是窗户，想必苏轼在黄州，住在破旧的临皋亭或简陋的雪堂，都不必安装双扇的“门”吧。“月色入户”，也并非稀奇之景，可苏轼却敏感地捕捉到了，且立刻“欣然起行”，想必苏轼那夜心情必有如月色般的透彻光明，才会对人人眼中皆见人人心中皆无的月色欢欣不已。“遂”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之意，可见怀民在苏轼心中的第一位置。深夜赏月还要有人相伴，这不是矫情，而是心情，是友情，亦是情趣。当时苏轼已四十多岁，且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贬官，一时性起夜半赏月，还要邀人同看，满满的孩子气，每每读此总忍不住哑笑。“怀民亦未寝”，一个“亦”字，有苏轼满心的欢喜，有怀民十足的默契，猜想二人见面一定是拍肩打背，开怀大笑！“相与”的样子应该是两人携手搂腰吧！
明明先说“庭下如积水空明”，一个“如”字是初赏月光时的视觉感受，那是“有我之境”，作者将自己置身于月色之外，只作为客观的第三者在观察，在感受，在描述。“水中藻荇交横”，怎么庭下真有一汪清水？且是一潭多年积水？不然其中怎会生了藻荇？藻荇还密密地交错纵横？是真是幻，亦实亦虚？“盖竹柏影也”，一个“盖”字让苏轼如梦初醒，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苏轼已“物我合一”“臻于化境”！
读至此，不由得想到庄周与蝴蝶之梦，想到陶潜与南山之望。是道家的恬淡，清净，无争，抚平了苏轼伤痕累累的心，让他的黄州岁月由“寂寞沙洲冷”逐渐布满温柔如水的月光。
元丰五年，苏轼作了《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长恨此身非我有”化用《庄子·知北游》“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夫有道！”之意。“何时忘却营营”化用《庄子·庚桑楚》“中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意。苏轼在现实苦难的折磨中，正是以道家之学作为解脱法门。所以他认同了生命固有的自然本性，他不会纠缠于那些人世中的名利得失，他渴望摆脱功名利禄的困扰。
也不仅是道家，“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已经有《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意味了。这些满带禅意的诗句也是黄州所作。据苏辙所说，苏轼读释氏书而能“深悟实相”，还是在他谪居黄州之后。苏轼在黄州期间归诚佛教，与方外之友谈禅问道，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佛印禅师。“东坡居士”之号也源于此地。原来，给苏轼疗伤止痛的还有超功利、超世俗的佛家思想。
难道黄州真的要成为苏轼人生的分野，从此他要“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抑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然不能。黄州，的确是苏轼贬谪人生的开始，后来，他又被贬到现在的广东，甚至海南。但黄州却不是苏轼人性光辉的终结之地。如果乌台一难就让苏轼心灰意懒，“乘桴浮于海”，那他就不是苏轼，而是五柳先生，或者摩诘居士了。可苏轼是谁？宋孝宗说他“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
是的，苏轼做人有大节，所以他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明知人微言轻也要对王安石变法的操切和扰民之处予以猛烈抨击;苏轼做人有大节，所以在革新派树倒猢狲散，司马光一口气擢拔他十几级之后，他对保守派“因人废法”又大加指斥，结果差点儿被司马光的徒子徒孙贬死在海南;苏轼做人有大节，所以后又被贬到杭州之时，他能筑起一道长长的苏堤，现在西湖还“六桥烟柳”“苏堤春晓”;苏轼做人有大节，所以贬到惠州他让百姓喝上了世界上最早的“自来水”，人民从此免受污水瘴疫之苦;苏轼做人有大节，所以被贬到儋州后，他培养了姜唐佐等读书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
苏轼的血管里流淌着道家的运物自闲、超脱潇洒，流淌着佛家的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更流淌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仁者爱人、济世安民。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一说，实在是苏轼在逆境中却安之若素，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超脱，是看过风雨看淡穷达看透生死的豪放与旷达，是能在荒僻的日子里没错过月华如水的庆幸，是对自己雄心万丈却因言获罪的命运的自嘲，是对“新党旧党”名为公器实为私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不屑，是对自己远离政治中心又心系苍生不舍天下的现状的隐忧。
《记承天寺夜游》尺牍传情。黄州，一千年前，月光朗照。苏轼的文字被儒、释、道文化的光辉，穿越时光隧道，照亮后来太多太多灰暗的生命，让我们知道，苏轼曾这样活着：既寓身物中，又超然物外。
參考资料：
[1]许迅.浅谈苏轼与道家思想的不解之缘.
[2]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宋晓朋，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六约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