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仙逝虽久，自有他的诗、词、文、赋流传千古；苏轼仕途失意，可在文学上是集大成者；子瞻幻想超脱，却摆脱不掉儒家思想的积极济世。
其实，苏轼在政治上之所以失意，不善权术是其中一个原因。而从某个方面来说，也正是他的文学才能毁了他的政治前途。苏轼的不幸就因为他太有才，因为他身兼诗人和政治家两种身份且混为一谈，即用一颗诗性的率性、自然之心去参与政治。
虽说当年苏轼、苏辙同中进士时，仁宗高兴至极，说一连得了两个宰相，但苏轼在京任职的时间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都被外放州官，所以很难达到权力的中心，就更谈不上施行自己的治国纲领了。但他的政治才华却已初见锋芒、展露无余，他初涉仕途所写的《进策》《进论》《王者不制夷论》以及《御试制科策》等都初露了他的政治才学；他历任密州、定州、徐州、杭州等地太守，每到一地都成绩斐然，百姓安居乐业，也充分展现了他的治国之才。可就这样一位有才华的政治家却偏偏只能徘徊在权力的边缘，真不知这到底是苏轼的不幸呢，还是北宋的悲哀呢？这个问题可能只有那些明睿的政治家才能说得清吧。
苏轼在外放期间尽管做了无数的好事，政绩也很突出，但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青睐，相反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原因是他坚守节操，从不阿谀奉承，不受官场潜规则的束缚，见了不平之事，就毫不忌讳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不管当权的爱不爱听，他都“如鲠在喉，一吐为快”。这就是诗人的性情，更是诗人的风骨。然而在政治家看来，却是太书呆子气，是不识时务。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政治家需要有一颗机敏冷酷的心，以对权势的分析作出灵敏反应，便于打击别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苏轼却以一颗诗人的心去对待政治，这就大错特错了。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的政治才能至死都没有机会得到施展，苏轼是带着遗憾离世的，其实在他的很多诗文中都可以感觉到他那无奈的叹息声。
他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宏博通达的学识才华和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使他越来越成熟。儒家的济世思想促使苏轼始终想有一番大作为，但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诗才毁了他的前途，他诗人的气质使他与官场世故格格不入，使他不能弃民众于不顾，因而倍受挫折，结果可想而知。这一点似乎他自己也有所悟，他曾在苏遁出生的庆贺宴席上作了一首近似自嘲的小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他是一个天生诗人，却误入了官场间遭受磨难，也正是在这不幸的磨难中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大幸。
自古诗人应是多情的，苏轼很幸运，一生中有两位妻子，一位爱妾。然而他又很不幸，三个深爱着苏轼同时也是苏轼所深爱的人，均一个接一个地先他而去。宋熙宁八年，当苏轼为悼念逝去十年的亡妻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王润之和王朝云也会相继走上王弗的老路。这三位女性，都是苏轼人生旅途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特别是朝云，跟随苏轼二十三年，只身陪伴苏轼辗转流亡，可称苏轼最知心的红颜知己，是晚年苏轼的精神支柱，她的死给了苏轼以沉重的打击。苏轼此时已六十岁，且执政权派对他的迫害还在加重，虽然儒家的济世思想仍是他的信念，老庄哲学也能使他旷达超脱，但现实生活却使他倍感凄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个坚强豁达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脆弱无比的心，“高情已逐晓云（朝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一个“空”字，似乎寄托了苏轼无所寄托的空虚，向我们敞开了他封闭的内心世界。
撇开苏轼的仕途不谈，苏轼在文坛上的历程倒是一帆风顺的。因《湖州谢表》惨遭“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反倒取得了很大进展。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他的乐观处世到此也得以毕现。“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情”（《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既是苏轼性格的写照，也是诗人对人生的体味，怪不得近代词人郑文焯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之曰：“此诗正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亲近苏轼，无论是亲近他的人，还是他的才，都需直刺他的心灵，倾听他的心声，品读他的风骨。作为政治家，苏轼可能是苦闷终生；但作为诗人，东坡将一生无怨无悔，他的坦荡人生正是维护了诗人的自尊，也是政治家另有深意的独善其身。
李飞，教师，现居江苏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