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天勇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学里还没有哪一门课程像大学语文这样，一千所大学，就有一千种大学语文教材。这种貌似繁荣的表象，表现的不是开放与多元，而是狭隘与混乱。因为，大学语文教材不仅牵动着编者的经济神经，也关系到编者的撰写理念与教学范式的推广，更涉及到广大教师对其撰写理念的体悟及教学范式的信从。大学语文教材虽然版本繁多，实质上可归为两种类型，一是知识性教材，一是价值性教材。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伴随于此的教学范式也呈对立之势，双方自我肯定与相互抵牾一时众声喧哗。学人对大学语文教材与教学范式如此密切地关注，应非偶然，既反映大学语文结束了长期游离状态后教师们主体意识的勃发，也反映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理念又有重新意识形态化的趋势。
一
知识性教材一般以文选为主，兼顾一些汉语、文学理论、文选、写作等知识。认同此类教材的人声称，大学语文首要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为就业服务。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现代社会变革的渐趋加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学生只有学到在社会中能迅速转化为技术手段的知识，才能在行业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1999年高考扩招以来，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有所下降，学生不会表达，不知道一些应用文体的写作，不知道如何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如果大学语文还讲授些大而无当、玄而又玄的内容，不仅学生没有兴趣学，这门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基于此，他们的观点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与课程教学要对学生起到指导作用，具有可操作性：学习了语言与表达、语言与交际、语言与文化方面的知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言说能力；学习应用文写作，也就掌握了几种应用性文体的写作技巧。因此，选择知识性教材及与其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的成就感，也能提高他们对社会与生活的应对能力，在社会中成长为招之能来、来之能用的人才。
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包含着价值，甚至作品本身就是价值的大厦。价值性教材从文学走向文化，倡导具有普范性的价值。推崇此类教材的人以为，对学生进行语文技能培训是中学阶段业已完成的任务，大学语文不是高四语文。反倒是许多学生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了解不多，文化品位、人文精神下降，缺少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这是大学语文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语文能够丰富学生的情感，净化他们的心灵，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在实用主义充斥的大学教育中坚守一点美与善，不至成为物质化、功利化、无根性的木偶或机器。因此，“那些最契合当代学子的青春景况，或曰最能为其‘精神成人’提供类似‘文化人格激素’那样的篇章（且又文辞优美、文气丰沛、文体别致，能在情感、情怀或情操某方面，令读者不读则已，一读惊喜），才有望进入教材”。（夏中义《大学新语文·序言》）
从表面上看，双方各执己见：前者认为后者理想色彩过于浓厚，不符合当下社会现实，也不能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尤其是课时有限，人文熏染收效微乎其微，有些乌托邦倾向。只有走技术路线，才能体现“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才能使大学教育不致于与社会发展脱节；后者认为前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物质性对人精神性的异化，惟市场的路线只能导致大学生“心灵的根失去了”。只有摈弃大学语文知识性、工具性的教学规范，倡导价值性教育，才能让大学生在精神上成长。其实，细究一下可知，双方的想法都有些局限。前者方便教学，能让学生迅速掌握一定的操作技巧，但过于理性化，忽略了人的精神性建构，实质是西方科技主义至上观在国内的一种延伸。后者考虑到大学生成人的因素，凸显了人文性，但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和现实情境，实质是人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一种混合。倘若长期纠结于此，是不能改变当下大学语文教学失范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厘清大学语文课程的本质与本源，并据此总结出契合现状的教学范式。
二
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也就是解决是什么、姓什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大学语文教材改革的方向与教学范式的确立。其实，学界探究这个问题之时，往往在 “大”与“语文”之间纠缠不清。究竟是“语文的大”还是“大学的语文”，它代表了不同的思考进路与价值判断。笔者以为，大学语文的定性应为“语文的大”，而非“大学的语文”。
大学语文的表层指向是课程的工具性。我们的学生自出生一直生活在汉语环境中，用母语交际，用母语思维，用母语求知。但对当下大学生来说，这种语言惯性并没带来语言运用上的优势，反而在英语霸权的语境下出现了母语智障：不会用母语说话，不会用母语写作。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说过，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的语言。大学语文的开设，第一个任务就是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这是基础，没有语言这门工具，大学语文其它的赋值也是奢谈。所以，“文革”后复设大学语文时，匡亚明先生就指出：“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门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理解科学知识和完整地表达科研成果？”因此，大学语文需要从母语教育入手，充分展现汉语的无穷魅力，提高大学生语言运用与表达的能力，凭借汉语这一媒介感知社会中人事物的美，感受大自然的美，接受人文精神的滋养。
大学语文的中层指向为课程的审美性。大学语文教材的主体部分是文学。首先，文学是作家依据自我审美眼光、审美方式与审美理想个性化的产物，其中渗透了作家对自然、社会与人类的情感倾向，真善美的人事物得到彰显，假恶丑的人事物得到鞭挞。大学生阅读作品，能够认清社会人生与心灵的本质，感悟世间的人性之美。其次，文学作品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诗意、一种情趣、一种梦想、一种意境。诗意让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悠闲，情趣使我们显现出非同一般的气质，梦想能够使我们忽略现实的残酷转而探索存在的多元，意境使我们有了区别于动物的情调氛围，从而对高度浓缩的工业化环境和商业语境构成了突围，人也不会成为机器的傀儡，成为缺乏审美情趣的单向度的人。再次，文艺作品是人类的想象构成。文学的感性思维性有助于我们突破科学逻辑思维的拘泥，有利于创新的实现。文艺活动发达的民族，一定是想象力丰富的民族；想象力丰富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富于创造的民族。所以，我们就要借助文学的魅力，提升学生的审美素质，在涵咏美人、美事、美味、美德中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大学语文的深层指向为课程的民族性。大学语文通过母语媒介担当传承民族文化、塑造民族性格、张扬民族精神的重任。没有民族的，也就没有世界的，撇开民族性去谈论走向世界只能是虚妄。现实中，恰恰有些人没有自我精神、缺失国家与民族观念、遗忘民族文化，尤其是长着 “西方眼睛”，数典忘祖地“师夷长技”和“拿来”。大学语文要培养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亲近感与认同感，增强爱国意识。“读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把汉语的这种特色，这种韵致体味出来了，就会有‘我的中国心’了，这颗心会不朽的。”（王蒙《李商隐的挑战》）一方面建构大学生对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认识，一方面以其作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源，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可以诗意地栖居。
大学语文的核心指向是课程的人文性。当下，人们正在享受科学发展的丰硕果实，殊不知我们是仅仅从物质的角度去理解科学，这必然导致科学本身产生物质性与精神性的裂变。国人忽视科学精神和内在之美，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大学语文就要将中国文化中富含人文精神的东西传达出来：大学语文有责任培育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及对未来美好的探索；要培育他们美好的灵魂，仁义礼智信并举，有尊严、有理想地生活；要培养他们敢于担当的精神，有责任感，有使命感，自觉地把自我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社会的命运以及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拒绝纯粹的工具性和市场庸俗化，呼唤崇高，呼唤使命感，呼唤人性的正常态，倡导“和谐”成才。
大学语文在高校中有着其它公共课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它的存在不仅是大学生发展的需要，更是民族进步与社会和谐的需要。所以，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及教学范式的确立都应该围绕着大学语文的本质与本源进行，充分考虑其功能价值，既要摈弃个体的经济私欲，又要绕开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同化，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土的语言资源、思想资源与美学资源，以东方视角去吸纳西方有益的人文滋养，引导更多的人去关注大学生素质教育，促使他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席勒语）
（本文系学校重点教研项目“高师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资源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汤天勇，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