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作为艺术文学，是以形象说话，而形象往往具有大于作者创作本义的情形，即所谓“形象大于思想”。下面我想以自己教学《锦瑟》的感悟，来谈谈古诗词教学中运用“创造性背叛”的一管之见。
一.“创造性背叛”的定义
“创造性背叛”是当代艺术社会学在文学理解中提出的说法。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文中指出：“‘创造性背叛’指的是对作者创造时的实际意图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是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二.运用“创造性背叛”解读古诗词的合理性
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言简义丰、高度凝炼、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音韵之美博得了历代读者的喜爱。
我国古代诗家词人受“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影响，一向重视表现内在的情志，但情志的表现要比真实的摹景状物、叙事论史的文体来得抽象笼统。在表现手法上，古人爱用比兴等曲折含蓄的方法，讲究神韵、格调、追求“象外之象”、“韵外之旨”、“弦外之音”，甚至主张写“醉中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意无穷”。古典诗词如此情形，读者要把握其中的意蕴，离不开想象，也必须有想象。
诗词作为艺术文学，是以形象说话，而形象往往具有大于作者创作本义的情形，即所谓“形象大于思想”。读者从形象上所能读出的内容是可以大于作者所要表现的内容的。美国著名的诗人艾略特在他的《诗的音乐》中曾说：“一首诗对于不同的读者可能显示出多种不同意义。这些意义可能都不是作者的原意。”有时候，作者说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从中读出了什么。“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陆游语），“作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语）。古人对诗词的理解有十分精辟的论断，他们强调读诗词主要是品味诗词中表达出来的一种意，一种情，一种韵，而不要落得太实。确实，有很多诗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更不能“碎析”，对诗词理解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完全照作者的原意，只要读者的理解合情合理，不妨可进行“创造性背叛”。
三.“创造性背叛”在古诗词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如我在教学李商隐的《锦瑟》一诗时，就运用了“创造性背叛”。李商隐的诗思深意远，空明绮靡，情致缠绵，具有行云流水般的畅美，又有似明似暗，把握不住的特征。他爱好绣织丽字，镶嵌典故，细针密线，造成光怪陆离而又朦胧隐约的诗歌意境。在诗中他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正如在冯浩《玉溪诗集注》中所写的李商隐是“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这在《锦瑟》一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年华。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诗中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重叠优美的意象、工丽深细的语言、和谐婉转的音律，造成了一种细美幽约、深情绵邈的诗境。读者无不赞叹其诗境之优美，受到它哀伤凄婉情调的感染，但对于这首诗到底写的是什么，至今还是聚讼纷纭，于是有所谓“一曲锦瑟解人难”的慨叹。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所收《锦瑟》“题解”罗列了李商隐研究家的许多种说法，其实不止如此。比如朱彝尊认为是“此亡悼诗也。意亡者喜弹此，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何焯的看法是“此篇乃自伤之词，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汪思韩在《诗学篡闻》中却说：“《锦瑟》乃是以古瑟自况……世所用者，二十五弦之瑟，而此乃五十弦之古制，不为时尚。成此才学，有此文章即己亦不解其故，故曰：‘无端’。”
面对“一篇《锦瑟》解人难”的现实，我以为我们在教学这首诗时，不妨可以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想象，推测该诗的诗意。学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首恋情诗，或认为是悼亡诗，或认为是分咏瑟四种声调的咏物诗，或解为是诗人自伤身世之辞，甚至还可以理解成是一首政治讽喻诗或咏史诗。
当然，运用创造性背叛法进行古诗词教学，远不止《锦瑟》一例。我们在平常的教学中要做有心人，善于运用“创造性背叛”教学古诗词，我想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张应龙，教师，现居湖北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