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的小说创作主要有两类题材，一是乡村生活，一是大学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短篇小说集《暗恋者》，收入晓苏近年来以大学生活为题材的十八篇作品。在这组校园小说中，晓苏充分发挥了他讲故事的才能，把每篇小说都写的妙趣横生，很有意思；同时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以大学生活为载体，塑造了一群被情色欲与权力欲扭曲了人格的知识分子，表达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思，传达出了作者对物欲与人欲急速膨胀的商业化社会中人们精神萎缩的深切忧虑，对引起知识分子“疗救的注意”，极具意义。
晓苏给大多数读者的印象，似乎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自己也曾宣告“我老实而顽固地写着传统的小说”，但笔者以为，仅用“传统”或“现实主义”很难涵盖晓苏小说的特征，因为他的小说中还饱含着大量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异质元素。面对神圣被解构的荒诞现实，晓苏始终以嬉笑的、嘲弄的口吻予以揭示，用轻松的笔调来消解沉重，这种笔法颇具后现代色彩。这在他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叙事圈套的设置。
晓苏笔下的人物总是被他设置在各种宿命般的圈套中挣扎，无力自拔，最终成为一个人格扭曲者。这里不仅有以情色为诱饵所设置的人为圈套，还有权力影响下的无形圈套。在《两个研究生》中，教授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导”权力设置了圈套，向女学生渔猎情色，反倒陷入了女学生蓝天的圈套，成为了她的导师并把博士考试题目泄露给了她；而蓝天又陷入了同门水向东的圈套，并与他沆瀣一气共同设置了圈套，扼住了导师的咽喉，逼迫导师使用了水向东自己出的博士考试试题；最后蓝天又反过来以情色圈套，套住了自己的同学水向东。他们师生三人都作了权力欲与情色欲下的奴隶；都在对方设置的圈套中无力地挣扎着，迷失了自我；都是人格扭曲的可悲者。在《电话亭》中，匡乃吉为了向权力的更高层攀爬，利用所谓的爱人设置了情色圈套，套住了研究社会学的白夜教授，但又狡猾地设置电话陷阱使得白夜教授始终不能得手，并为之大病一场；明白了真相的白夜教授反过来设置了圈套，套住了匡乃吉，终于如愿以偿地满足了自己的色欲。在这两场较量中，二者都是失败者，匡乃吉败在了权力欲下，白夜教授败在了情色欲下。在《粉丝》中，教授韦敬一为了一个伪粉丝，心甘情愿地陷入了粉丝推销商周人杰所设置的圈套中，不思自拔。在《主席台》中，副教授朱自明为了坐上一回主席台，陷入了作者为之设置的层层圈套，为了拉听众，他以老师名义求助于食堂经理安排员工听讲座，为了请学校电视台来摄像，他送红包把儿子的零花钱都贴上了，而他的这些举动被老婆孩子认为是神经病。
作者不仅对那些被权力欲和情色欲所裹挟的知识分子主动追求权与欲而终致陷入各种圈套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而且对那些无可奈何地宿命般陷入各种圈套的知识分子也追溯了其原因。在《帽儿为什么这样绿》中，“我”为了评副教授，陷入了申主任的圈套，戴了绿帽子；而今为了评教授，又陷入了女友陈晚和主任龚阳共同设置的圈套，又戴了绿帽子。如果说之前的绿帽子还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戴上的，而现在的这顶绿帽子则是在“我”已有戒备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戴上了。如此看来，在职称评定过程中流行权色交易的体制下，“我”终究是摆脱不了戴绿帽子的宿命了。在《我的丈夫陈克己》中，陈克己在初评教授时，中了苦情计，陷入了师弟顾全之的圈套，失去了评教授的机会；之后又因为一本与导师观点相悖的著作，陷入了导师影响下的无形圈套，终究与教授之职无缘；等到导师生命垂危，终于有机会出版著作评教授之时，他又及时地失去了性命。在现行大学管理制度和学术制度日益腐败的今日，陈克己命中注定在各种圈套中作无畏的挣扎，注定与教授之职无缘。在《堵嘴记》中，林知寒教授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一步步推进了已经设置好了的圈套，等待他的只能是离婚的结局。
晓苏小说中叙事圈套的设置，不仅表现在上述的主题圈套的设置上，而且还表现为语言圈套的应用和人物圈套的安排上。在《两个研究生》中，文章开头与结尾的修辞应用颇具特色，“我写的这两个研究生，一个是我指导的，还有一个也是我指导的。”“我写的这两个研究生，一个考上了我的博士，还有一个也考上了我的博士。”另外，水向东和导师的一段谈话也很有味道，“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做你的导师？”“因为你有学问呢！”“你怎么知道我有学问呢？”“因为您是博士生导师呢！”“难道博士生导师就有学问吗？”“没有学问怎么会当博导呢？”这种逻辑严谨的语言圈套的运用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而且加强了小说的反讽效果。此外，在人物的安排上，作者也善于制造圈套，在《卖豆腐的女人》中，卖豆腐的大胸女人和修车的硬胡子男人的夫妻关系，一直到小说最后才经他人之口得以明朗化，事实上作者在小说中曾多次予以了暗示，而被色欲冲昏了头脑的郑之却浑然不觉。这样的圈套设置使得那个变态者的意淫心理与偷窥行为显得更加荒唐可笑。
晓苏的小说从来就不是一本正经的，各种叙事圈套的设置，使得他的小说充满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幽默，很有意思。表面上看，晓苏的叙述笔调是轻松的，充满嘲讽的，但实际上他是用这种轻松的笔调来消解沉重、荒谬的现实，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与无奈隐藏起来。他没有如猎人般地欣赏陷入圈套中的“猎物”，在不无悲哀地叙述这些痛苦、绝望、荒谬的故事时，晓苏也借助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分析了造成这种精神滑坡的根源。他不仅把知识分子道德下滑的责任归咎为中国现行大学的各种评价体制、管理制度和学术制度，以及各种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社会风气。例如在《我的丈夫陈克己》中，在大学出版社工作的董学礼在给要评教授职称的陈克己出主意时说：“为了评教授，你可以东拼西凑整理一本专著嘛，好多教授的专著不都是剪刀加浆糊这样弄出来的吗？我在出版社工作了这么多年，这样的事情见多了。我统计了一下，现在出版的所谓专著，十本中间有八本是东拼西凑。”更为深刻之处在于，他还善于从老师们自身去寻求堕落的根源，把人性的解剖刀伸向了老师们的灵魂深处，努力挖掘他们貌似清高背后的隐秘变态心理，诸如虚荣心、性幻想、窥视癖等。《粉丝》中的韦敬一、《主席台》中的朱自明都是跪拜在虚荣心脚下的人格扭曲者。《天边的情人》中的锄禾、《卖豆腐的女人》中的郑之、《南下记》中的薛老则属于性幻想、窥视癖之流。即使作者对这种有违师德的行为颇为愤慨，但作者在叙述中并没有对这些价值失范、人格扭曲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变态行为做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立足于冷静客观的叙述，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不良社会风气、不规范的大学管理体制与评价体制、自甘堕落的知识分子的深沉批判，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知识分子是应该具备承担起批判社会，矫正制度，示范民众，与不良社会风气作斗争的职能的。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找到精神出路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自我启蒙、自我救赎、自我净化。
但是晓苏对这种自救行动显然是缺乏信心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充满希望的反抗者，唯一坚守这份清高的陈克己终究也难摆脱惨淡一生的宿命，刚有机会出版专著评教授之职，而遭横祸连生命都丢了；而且还表现在不止是老师已然成了精神的堕落者，寄托了希望的下一代——学生也迷失在了堕落的圈套中，甚至比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急切需要引起知识分子“疗救的注意”，“救救孩子”继鲁迅之后又一次成了一个迫切的时代要求。
晓苏在这些小说中，以大学生活为窗口，用颇具后现代的笔法，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套，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荒谬的故事，但潜隐其中的主题是知识分子反思与批判的现代性，是作者对当下商业社会中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是作者对现代都市文明病和知识分子精神萎缩症的深切忧虑，是引起知识分子“疗救的注意”的急切呼喊。这些小说表现出来的特征，并不像晓苏自谦的只有意思，而是有意思与有意义的完美融合。
王仁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