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强
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的选材，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对于不幸的人们，语文界同仁耳熟能详的是这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句话出自鲁迅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评论家对这句话进行了简化，简化后可谓影响深远。可鲁迅却并不满意这样的概括，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很少重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愿意强调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类的话语。原因可能是“怒其不争”这一表述容易产生歧义。
依据语文界的传统观点，“不争”就是“不加抗争”。然而重读《呐喊》，笔者却发现“不思挣扎”、“不争气”这两种意思似乎更合乎鲁迅的原意。鲁迅当然欣赏抗争，对于勇于抗争的前驱，他始终怀着敬意，在他前期的散文与小说中，有相当多的篇什表达了对辛亥革命前驱的怀念，但鲁迅并不奢求一般民众也有革命前驱的反抗思想与素质，甚至对自身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熟悉鲁迅先生的人都知道——鲁迅的高尚之处就在于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要求自己也一定比要求别人更严格。既然不要求自己挺身而出，他又怎么可能去期盼一般民众去抗争黑暗去反抗压迫呢？在这种思想状态下，鲁迅更不会因为“不幸者”不反抗就迁怒于他们，因此，“怒其不争”应该不是“为受苦民众不反抗而愤怒”。
相反，鲁迅却常常为庸众的反抗而愤怒。你看，阿Q就有反抗的要求，并且常常付诸言行。当他见到富人时，他的反抗是——“我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当别人笑话他的癞疮疤时，他的抗争是——“你还不配”。原来，这类反抗仅仅是精神胜利法的运用。当然，他也有更进一层的反抗，当发现革命能让举人老爷害怕，让未庄的鸟男女们慌张时，阿Q便抛开了精神胜利式的抗争，大嚷：“造反了！”接着就是“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的白日梦。再后来又想加入假洋鬼子“咸与维新”的队伍，不能如愿，就又翻脸，痛恨起造反来。
从前，语文界总习惯于借阿Q的这类“革命性”加以发挥，说是鲁迅先生在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没有广泛发动群众。这实际上是对鲁迅的误解。在鲁迅看来，像阿Q这样的庸众是不该去发动的，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点反抗性，不仅不会让他们真正走向革命，反而会导致更卑劣、更可恶的后果。果然，阿Q有了革命意识之后，认为第一个该死的就是小D，采取的革命行动首先瞄准静修庵的尼姑。这些在他看来比他更弱势的人们，才是他发泄怒火的恰当人选。
同样，那种将《药》的主旨说成是批判辛亥革命没有发动民众也是错误的。从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初衷到后来一系列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可以看出，鲁迅要改造的重心是国民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而非激发他们的反抗行动。鲁迅始终认为麻木愚昧的庸众一旦贸然反抗，发泄怒火，是有害于社会的。
由此可见，鲁迅所谓“怒其不争”，并不是针对下层民众没有反抗行动而言的，而是针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争气、不思挣扎、一贯逆来顺受的精神状态而发的。鲁迅认为，激发起来的某种愤怒固然是争，呼叫出苦痛的声音也应该是争。当麻木民众饱受苦难，心中有苦痛也不试图呼告时，便是处于典型的不争状态。这样的状态才是令人愤怒的。
在《故乡》中，鲁迅深切关注着闰土的状况，最让他痛心的是闰土灵魂的麻木：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一个连苦都无法表达且不想表达的人，当然也是不思挣扎的、没有生命活力的不争气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争者。在《呐喊》所展示的不幸又不争者中，闰土显然是鲁迅最同情的对象。因为他虽然形容不出自己的苦，但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了苦，他的痛苦感觉机制并没有丧失。
更令鲁迅愤怒的，是那些连痛苦感觉机制也已经丧失的人。他们遭受着沉重的苦难，不仅外表呆滞、麻木，而且内心也处于麻痹状态，就连挣扎的意识也从未产生。如《药》中生活艰难并遭受丧子之痛的华老栓夫妇，他们是那么平淡地接受人生的各种磨难，似乎一切的不幸都是他们应有的承受，即便面临生命中最大的变故，他们麻木的灵魂也没有产生任何悸动。类似的不幸者还有《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她的痛感神经也已经麻痹，从举止到精神都显示出一个粗笨女人的愚钝和呆滞，浑浑噩噩地在各种苦痛中逆来顺受。
相比之下，鲁迅最感到愤怒的“不争”者仍然是阿Q式的。处在苦难的境遇中，不仅从肉体到灵魂没有相应的痛楚感觉，而且还在心里为得到这些苦痛而洋洋得意，利用可笑的狡智和无赖的强辩来求得精神胜利。阿Q在未庄属于彻底的赤贫，住在土谷祠，以打短工为生，一旦无工可打，生计就成问题。在这样的境遇中，他想到的是先前的阔，或认为儿子会“阔得多”，用虚幻的想象抹平了心中本来就很纤弱的不平之气。如此赤贫必定被人欺侮，何况阿Q长相还有缺陷，性格也不讨人喜欢。可是每次被人嘲笑，甚至被人殴打后，阿Q不仅没有痛苦的心理反应，反而借助“总算被儿子打了”之类的想象，使自己洋洋自得起来。如果说其他庸众的卑劣之处在于欣赏别人的痛苦，那么阿Q竟善于欣赏自己的痛苦，这就是鲁迅笔下的“不争者”最典型的心态。这种令鲁迅出离愤怒的不争心态具体表现在，阿Q能在欣赏自己的痛苦时竟然完全忘却这种痛苦，甚至面对砍头的危险时也是如此，他被莫名其妙地抓进监狱，心中虽然有点忐忑，但“并不很苦闷”，“因为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因此就不感到冤屈了。接下来就是堂审后的“画圈”了，他也不计较这画圈与自己命运有什么关系，只叹息画得不圆。当他终于明白自己要被押去杀头时，也没有任何愤怒或冤屈的表示，却陷入了如何在示众的路上进行恰当表演的紧张设计之中。
从闰土“觉得苦”但“形容不出”，到华老栓夫妇、单四嫂子完全麻痹了痛觉神经，感觉不到痛苦，再到阿Q主动忘却甚至欣赏自己的痛苦，这是鲁迅在《呐喊》中为不幸者的“不争”划定的三个层次。鲁迅对不争者的愤怒也随着这种层次的增加而增大。到了阿Q这一层面，鲁迅“哀其不幸”的成分明显比“怒其不争”少得多，他集中笔力批判主动麻痹痛感神经，戕害灵魂不思挣扎的行为。当一个人主动欣赏自己的痛苦，自己割断精神上的痛感神经，用虚幻的胜利想象应对心灵创伤，他就不可能激发起真正的抗争，即使有抗争，也会走上邪路，就像前文所述的阿Q式的革命一样。
有人认为，精神胜利法有积极的一面，它能使人在劣境中保持乐观，既有利于人际环境的和谐，又有利于个人的身心。这是对精神胜利法的误解。鲁迅并没有站在心理学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精神胜利”，而是对国民的精神病态、庸众的自我麻痹进行的一种深刻剖析。这种“精神胜利”割断了人的痛感神经，在一种自欺的虚幻假想中养成了精神的奴性。它是毒害不幸者灵魂的鸦片，是这类人陷入不争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认知精神胜利的危害，一定要与鲁迅“怒其不争”的创作思想和价值观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正确把握鲁迅“怒其不争”的真正内涵。
将阿Q所代表的精神现象看作鲁迅“怒其不争”的对象的典型代表，也能从鲁迅的自述中推演出过硬的依据。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创作思想的完整表述应是，“取材多选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争”直接对应的是在这样的病苦中不思挣扎、不争气的麻木以及主动忘却苦痛甚至欣赏自己痛苦的愚昧。鲁迅清晰地表白过他写《阿Q正传》的意图——“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他说，他至少是准备通过阿Q“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因此鲁迅对于自己笔下任何一个人物都没有像对阿Q这样负责，这样在乎。阿Q是愚弱国民灵魂的代表，既遭际着种种不幸的命运，又表现出般般不思挣扎的品性。既是同情、怜悯的对象，又是否定、批判的标的。因而鲁迅严正声明：“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后来他又在《祝中俄文学之交》中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这是鲁迅从自身的深切感受和文化的历史回顾这双重管道中感发出来的观点，从这样的观点中可以寻味出鲁迅对文学作品价值的深切期待，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不幸者的痛苦，感受到灵魂的酸辛，激发出挣扎的意念，这正是鲁迅之所谓“争”的意义，他自己的创作其实也是遵循着这样的路数进行下去的。
王克强，教师，现居江苏江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