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多种多样的矛盾斗争中缓缓前行。在经历了两汉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之后，继之而起的又是群雄争霸的动荡社会：魏、蜀、吴三分天下，曹魏政权又为司马氏篡夺，三国终归于晋。
如此乱局，人人自危，名士退避，寄居高林深壑；文人隐遁，宁做潇洒之士而不愿出仕为官。传统儒学在这一动荡时代已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反而是老庄学说更符合时代、政局的要求和士人的精神需求。
玄学的兴盛一方面是士人们思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维护统治需要的产物。曹魏政权自曹操、曹丕去世之后，朝政逐渐衰弱，而司马氏的势力却越变越强。政治斗争日益尖锐，为了维护衰败的曹魏政权，思想家们倡导了以老子思想为主的玄学思潮。
一.玄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汉魏时期，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封建社会的思想主流，统治者借之以维护统治。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却被套上了神学的枷锁，逐渐偏向经学。
汉末党锢之争后，儒家思想丧失了统治地位。到魏晋易代之际，特定的政治背景使名士们处于悲观失望中，他们不满现实，遂遗弃世事，只求全身远祸。儒家思想已不能满足士人的精神需求，他们转而寻求新的精神依托。
此时的思想界因曹操主张“通脱”，出现了新的局面，“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①。老庄哲学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士人们的亲赖，并逐渐转盛。原有的老庄之学又同儒家思想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魏晋玄学，一时间谈玄之风盛起，玄学家们相互拜访交谈，争论辩驳。
二.玄学的兴盛造就了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
“玄字”，原出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即指一种高深莫测的学问，以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周易》为理论依据，合称“三玄”。玄学也是名士清谈的内容，谈者通过思辨、推理，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多方面地阐述“三玄”。
魏晋玄学广义而言可分为三个时期：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玄理之学；竹林时期（嘉平前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旷达派玄理之学；元康时期以裴楷、郭象为代表的独化派玄理之学。②
正始玄学家崇尚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将道家自然无为之学与儒家名教理法并重，提出“无为为本”，“举本统末”的观点，竹林时期的玄风丝毫不亚于正始年间。
竹林名士承继了正始玄学重老子尚自然的思想，同时也将庄子的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抓住何晏、王弼提出的“名教出于自然”，以“自然之道”为自己的观点。他们顺情任性，追求逍遥自适的生活，在作品中塑造了“大人先生”“宏达先生”等理想人格，表现自己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以及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观。
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处世态度
“儒家重名教，老庄贵自然”，从两汉一些文人的不拘小节，到魏晋之际士人的放达通脱，都以此为精神指导，竹林时期的任自然之风更为兴盛。面对现实生活的压抑与苦闷，名士们考虑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安全与自由，老庄尚自然的思想让名士们可以不必掩饰，放任性情：阮籍“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好为青白眼，嵇康遇钟会访“不辍锻”，刘伶“祝神复饮”，阮咸借马追婢……七贤的言行与文章均体现了他们越名的主张。
名士们大胆冲破束缚，直接表露个性，惊于世俗，但七贤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他们无法回避各种社会礼节和人伦规范，在放任的同时多少会有所顾及。鉴于此，七人“任自然”的程度各有不同。
（一）超然无累的嵇康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③，嵇康所追求的内心超然无累的境界，忘却一切，自然无为。任自然便会顺从自然，不能以礼节去限制情感，“顺天和以自然……任自然以托身”④嵇康在现实生活中主动实践自己任自然的主张。“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⑤他将自己的追求自然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弹琴咏诗”上，纵情山水。
嵇康“任自然”的表现又与其越名之心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有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贵在能遂其志，使“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嵇康为遂己志选择了与司马氏对抗，无惧于天地，随心而不满现实，自然即表现自己心中所想。
（二）不拘俗礼的阮籍
阮籍的风度与嵇康有所不同，阮籍的自然之心偏向于表露真情，不拘俗礼。醉卧邻妇之旁，哭吊邻家处子，虽然于礼法不合，却恰恰体现了阮籍层层包裹中的淳朴坦荡的真性。
阮籍的文章与嵇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求得自由必须破除名教礼法，阮籍的行为很少在礼法之中。嫂嫂回家，阮籍与嫂嫂相见告别，有人说他不守礼教，他却回答：“礼岂为我设也？”阮籍性至孝，母亲死时，他正同人对弈，对弈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升，举声一号，吐血数升”⑥。
常人遇母丧会遵礼哭丧，阮籍却与人决赌、饮酒食肉，表面看来似乎为不孝之举，但他“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真情流露却远胜过那些标榜名教的虚伪之徒。
（三）近乎颓放的刘伶和阮咸
刘伶和阮咸对老庄亦有自己的理解，嵇康、阮籍越名而自然，他们则偏于放任。
刘伶纵酒放达，妻子劝他戒酒，他假装答应妻子，让她准备酒肉，以便在神前起誓，而后却言；“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不可信哉”，仍“饮酒御肉，隗然复醉”；他裸形纵酒，别人责问他，他却反问“何为入我褌中”⑦。阮咸借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与众人饮酒，“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⑧。
他们放任的行为近乎颓放，虽然也与世俗礼教相违背，但却不是与名教的对抗。所以阮籍不愿自己的儿子仿效阮咸，成为这种放达之士。
（四）率情任性的向秀
与嵇康相与友善的向秀，也是个率情任性的人。但他与嵇康不同，嵇康主张任自然不拘礼，他则主张任自然但必须节以礼。“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⑨，向秀承认“情欲自然”，但“当求之以道，不苟非义”，虽然是任其发展却不能超出允许的范围。
（五）饮酒谈玄的山涛与“死孝”的王戎
名在“五君”之外的山涛与王戎在任自然上似乎并没有太明显的表露，山涛的饮酒谈玄与王戎的“死孝”，略能显出他们的“越名任性”。而山涛老于世故，王戎生性吝啬，也许这也是他们的名心所现，没有看透一切的心境，怎能处事不惊；不为躲避世事，哪会在性格吝啬得不合情理时，偏又能见钱即眉开眼笑。
总体而言，七贤的各种惊世之举，都是他们为应付这个社会而表现的。促使这七个人走到一起的客观原因，是当时政治与思想文化方面特定的社会现实；其主观原因，则是他们富于道家特征的个性。
他们身处魏晋相交之际，对司马氏集团夺权的事实，既不能忍受，又不愿象毋丘俭等人一样作积极反抗。这种境况下，他们选择用文人特有的方式进行抗争——消极遁世，不投身于任何一方，而情愿退隐，去体味大自然的自由气息。
如果他们所处的时代，政局不是这般动荡不安，也许他们都会有一番作为，或是事业有成，或是在学问上有所突破；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既不能模仿也难以追随。政局的变动自是顺应一定的形势，正如老庄学说在此时的一度兴起一样，有因有果，并非偶然。
参考文献：
①《鲁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二卷，第389页。
②参考尚学锋，《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0页。
③嵇康，《释私论》，选自陈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四册，第491页。
④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选自陈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四册，第483页。
⑤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选自陈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四册，第476页。
⑥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5页。
⑦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5页。
⑧房玄龄等，《晋书·刘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8页。
⑨向秀，《难养生论》，选自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第566页。
袁晓晨，教师，现居江苏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