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研究，多是揭示祥林嫂的死因，基本未有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的挖掘，而我认为这正是鲁迅写作本文的动因。在小说中，阿毛的故事几乎原样地写了两遍，另外还有两次，是由听的人在嘲笑她时由他们说出来的。这个故事占了小说相当的篇幅。评论家们认为鲁迅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里，是用一种故意的重复来写祥林嫂的孤苦和人们的麻木、冷酷。如果仅以鲁迅先生追求形式的不雷同来解释，我以为是过于粗浅了。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说：“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人生的大苦患，大苦恼，正如在梦中，欲望便打扮改装着出来似的，在文艺作品上，则身上裹了自然和人生的各种事象而出现”。鲁迅是认同这一观点的。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产生了大苦闷？那乔装打扮了的欲望在本文中是如何表现的？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再查周作人日记，7月18日，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7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启孟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7月26日上午，鲁迅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俩失和了。而在7月14日前兄弟俩是“其乐怡怡”的，他们一起住在八道湾鲁迅的住所中。再查两人日记，从1月1日到7月3日他们两人参加了许多朋友的集会、宴请，并自编自演儿童剧，游中山公园、讲学、逛书店、买文物。7月14日的记载，如天外飞石，让人有些惊惶失措，也令人莫名其妙。兄弟失和，给鲁迅打击很大，在迁出八道湾后大病一场，达一个半月之久。查鲁迅日记，至此以后，鲁迅经常有饮酒甚至大醉的记载。可见，鲁迅当时心中的苦闷。
鲁迅对自已的弟弟们，倾注了深厚的感情，给予了无私的关心与帮助。1900年寒假返校时，他有《别诸弟三首》，既抒发了和弟弟们离别的悲伤，又勉励弟弟们要奋发图强，积极上进。情意缠绵，真挚感人。
周作人是在鲁迅的爱护提携之下，基本上顺着鲁迅的道路成长起来的。1901年，随鲁迅到南京，进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去日本留学。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他初到东京，“那时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费心，这种情形一直继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时为止”。鲁迅回国，和周作人很有关系。那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尚未毕业，就要结婚成家了。鲁迅曾与许寿裳说：“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鲁迅《自传》说：“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几个别的人”主要就是周作人和未婚妻羽太信子。鲁迅回国后，全力支持周作人。他给周作人寄购书款负担弟媳和侄辈们的衣着、玩具和医药费等支出，还支持周作人日本岳父家的生活费，包括弟媳的弟妹们的学习费、他们祖母的安葬费。
周作人回国后，鲁迅又为他求职。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便是鲁迅向蔡元培推荐的。在北平绍兴会馆里，鲁迅总是让周作人先写好讲稿，由鲁迅修改定稿甚至抄写后再去讲（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为实现早年曾经许诺的三兄弟共同生活，永不分家的宿愿，鲁迅多方奔走，买下八道湾的房子。房价和修理费共约“4000元之谱”，除了卖掉绍兴故宅得千余元外，其余都要靠鲁迅想办法。房子修缮好了，周作人才带着他的妻子和一子二女以及妻舅一批人，浩浩荡荡从日本回到北京，这一家人就这样独占了后院整幢房子。
鲁迅对周作人倾注了爱心，但还是“被从八道湾赶出”。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鲁迅像祥林嫂见人就讲阿毛的遭遇一样，在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兄弟失和一事不能释怀。1925年10月，鲁迅发表小说《伤逝》，周作人认为“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过了12天，鲁迅又写了一篇小说《弟兄》，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周作人说对这小说的写作动机，“却是能够懂得的”。这些都是长兄向他伸出的热情的手，可见他对周作人的手足之情。《祝福》里，祥林嫂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阿毛的故事，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在这个寓言故事中，被压抑了的欲望，乔装打扮以各种形式来表现着鲁迅的情感。这里，祥林嫂就是鲁迅自己，阿毛就是周作人。鲁迅是在用这祥林嫂的故事来抒自己失去了周作人的苦闷。鲁迅和周作人虽然是弟兄二人，但鲁迅对周作人的关心、爱护、提携却是一种家长式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载：
1917年，他和作人还同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北平流行着传染病猩红热。作人忽然发高烧了。这可急坏了鲁迅，愁眉不展，四处借钱，为的要延医买药。后经德国医师狄普耳诊断，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于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焕然地对我说：“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诊子，倘若母亲在此，就不会使我这样着急了。”接着又述昨夜医师到来的迟缓，和他诊断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眶陷下，还没有恢复呢！
从上面述及的鲁迅对周作人的关心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周作人是以监护人的面貌出现的，是兄弟情谊，但具有父爱性质。因此，有的研究家指出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关键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信子的恶意挑拔，难以容人；二是鲁迅家长式的爱护使独立性很强、功成名就的周作人感到难以忍受了，爱得过分反成仇。所以，周作人一变而为阿毛，恐怕这也是鲁迅潜意识中的一种冲动。事实上，鲁迅父亲去世后，鲁迅处处像父亲般维持整个家庭，无微不至关怀弟弟们，其忧郁易怒的个性，也是他不自觉地与父亲的仿同。周作人的离去，鲁迅苦不堪言，正如阿毛的离开，给了祥林嫂沉痛的打击一样。鲁迅想念周作人，潜意识的冲动一直压迫着他，于是，他不自觉地借了祥林嫂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唤周作人，表示自己的忏悔，即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可惜的是，他并未意识到造成兄弟失和的障碍之一，就在于他的家长式的爱护。他的呼唤是一厢情愿；他的忏悔周作人也并未明白。
阿毛是给狼叼了去，这狼并且还是春天的狼。在我们把祥林嫂看作是无意识中的鲁迅，把周作人看作是无意识中的阿毛时，这春天的狼就成了一个意象。容格说：“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这个意象确实凝聚了鲁迅的心理和命运的因素，意味深长。兄弟二人，年龄相近，从童年到五四，走着差不多相同的人生道路，都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不但面对着相同的历史任务，而且有着在日本时期已经奠定的相当一致的思想基础，同为五四时期文坛上的两颗明星。但因为羽太信子的恶意挑拨，难以容人，却突然决裂了。1919年11月，搬入八道湾后，鲁迅对家庭事务和开支的负担，对周作人的照顾考虑得很周全。他把自己的薪水都交给了羽太信子支配。那时兄弟两人的收入，每月约有600元。在当时，这不是个小数字，但羽太信子挥金如土，月月亏空，鲁迅处处借贷，周作人不闻不问，心安理得。于是，鲁迅规劝他们正确处理各种问题，招来周作人的不满，也触怒了羽太信子，先是不让孩子接触鲁迅，继而造谣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周作人相信信子的话，把长兄逼入他处。后来，鲁老太太、许寿裳、川岛等说起这事，认为责任在羽太信子。羽太信子的泄私愤，恶语伤人与挑拨，将“兄弟怡怡”一变而为参商。在兄弟和睦的春天里，狼来了，叼走了周作人，来得那样突然，小说写到：“我单知道雪天里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可见，鲁迅毫无思想准备，也可见，鲁迅的手足无措和他心里彷徨与压抑的苦闷。所以，这也是小说中将周作人写作阿毛的原由，小孩子无主见，轻信别人的话，翻脸不认人，以怨报德。正因为这听话的孩子被狼叼去，留下了一个孤零零的鲁迅，鲁迅才生了生命的苦闷。这种潜意识的东西，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当然是乔装打扮的了。也因此，鲁迅并不忌恨周作人，在后来也只有一个字的评价：“昏”，周建人也说：“启孟真昏”。而对羽太信子鲁迅则耿耿于怀，在1924年写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的末尾，署名“宴之敖者手记”。“宴”字由“宀”（家）、“日”（日本）、女（女人）组成；敖字，古时写作：“欪”，由“出”、“放”组成。“宴之敖”的意思：“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来的。”1927年4月，鲁迅作小说《铸剑》，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1925年6 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历尽千辛万苦把孩子拉扯大，而最终却被孩子逐出家庭的老女人的形象。兄弟失和半年多后，鲁迅发表了《祝福》，在《祝福》中，鲁迅写出的是“伏藏在潜在意识的海的底里的苦闷，即精神的伤害”，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作家的生命。
祥林嫂故事潜伏着深层次的动因，它直接触发了《祝福》的创作欲望。兄弟失和，对羽太信子的不满和对兄弟的希望紧紧地缠绕着鲁迅，隐在他“无意识”心理深处，而他为这焦燥不安的念头所惑乱，在不自觉中这本属“无意识”的内容通过艺术以别样的形式表露出来，而这正是我们不易觉察，但也必须挖掘的东西。
陈鹤，廖敏，教师，现居贵州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