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茹淳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研究”的资助
[摘要]对18个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并经历货币升值的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发现严重的金融损害迹象。银行危机的各项观测指标在样本国退出固定汇率制度、货币升值前后时期均值大多保持稳定，货币供给和通货膨涨水平有一定降低，国内贸易平衡没有受到明显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实际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并保持人民币小幅升值的经济背景下，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没有明显变化。
[关键词]货币升值 银行危机 比较分析
危机可以定义为“一种体制运行中出现崩溃的一刻，一种具有积极或消极意义的质变”。(Bobbio，Matteucci和Pasquino．1998，p 139)。而银行危机是指银行资产质量的长期恶化，使得金融机构有可能中止其承诺，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宣布提供大规模金融支持的状态。随着全球经济联系越发紧密，很多国家在开放进程中遭遇了汇率波动引发的银行危机。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在此次改革后，人民币将参考一篮子货币和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这表示未来人民币汇率将更具弹性，而同时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在长期将包括双向变动的风险，波动幅度将有所扩大。在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假设人民币未来继续小幅升值，是否会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呢？
本文力图在历史中找与中国目前汇率改革背景类似时期的国家样本，从而回答中国在结束其实际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支持货币升值后能从其他国家的经历中学到什么。文章的核心样本包括18个国家。因为样本较小，因此分析时避开了复杂的计量经济学。而是使用一些简单的统计比较。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由于许多国家实际所采取的汇率制度( de facto)与其官方宣称的汇率制度( de jure)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比如，一些宣称采用浮动汇率的国家往往[来自wwW.lw5u.cOm]频繁地采用各种手段来影响汇率水平，实际其对汇率的控制结果与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没有区别：一些国家拥有多元汇率制度，他们根据官方政策对汇率加以管理，但是同时这些国家存在其他不同变动幅度的汇率（一般存在于黑市）。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汇率体制出现了许多不同分类的存在。这也要求我们在对样本国进行选取时，首先需要对国家的汇率体制加以识别，而后判断这些国家在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后是否实际升值。
本文采取了Reinhart-Rogoff（以下简称RR，2004）对汇率体制划分的方法。1 RR分类是迄今为止较为详尽的一种汇率制度分类方法，同时还兼具事实分类的优点。该方法采用官方和黑市的汇率，通过不同汇率弹性程度对1946-2007年间218个国家的15种不同汇率体制加以区分。在前四种分类中，无法定货币、预先公布的盯住美元制度或货币局安排制度、预先公布的水平带内钉住汇率制度（小于或等于+1- 2%）以及钉住汇率制被定义为固定汇率制度。
关于实际放弃固定汇率而后经历汇率升值的国家选取，需要考虑维持升值的时间长度和升值参照货币。为了更好地与中国情况相对比，文章选取货币持续两年保持升值的国家，并考虑以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R)作为升值相对货币。选择美元是因为长期以来它是许多国家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时唯一最重要的参考货币，当中也包括中国，而使用SDR能够较好地代表主要篮子货币。
在对RR的107612个观测值和IMF的美元及SDR官方数据进行筛选后，得到1 19个退出固定汇率制转向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的国家。由于一些样本在升值后随即又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还有一些尽管连续升值两年，但随后陷入了高通货膨胀（如：Liberia），最后选取了18个国家作为观测样本，其中有8个国家在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后在随后的两年里兑美元和SDR同时保持升值，另外有10个国家仅对美元升值（Libya SDR保持不变）。
从表一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国家经济环境各不相同，但这些国家大多数退出固定汇率制度的时期是相似的，大都是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1973年斯密森协议之后。马兰西亚在2005年追随中国的脚步采取了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升值幅度在第一年从1%上升到了13%，中值与中国2005年8月的7%相接近。
所选取样本国中的三个国家：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在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前的五年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这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由此，他们的经济增长经历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更具可比性。虽然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大地超过样本其他国家，并且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也与其他国家不同，比如中国的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低于大多数其他样本国家，但考虑到其他的经济、金融因素，中国与其他样本国并非完全不同。
关于银行危机发生可能性的衡量文章选取了以下指标：
1．M2增长率，Goldstein, Kaminsky，and Reinhart (2000)认为较高的M2增长率意味着较高的货币供给，容易造成高度通货膨胀，而银行危机的发生经常与急速的货币供给成长有所关联。2
2．国内信贷增长率。该值越高，表示间接金融程度越大，在贷款品质不良的情况下，信用过度扩张也易引发银行危机。
3．外汇储备/M2。一般认为，外汇储备与银行危机是负相关关系，外汇储备为资本流动的缓冲器，可提供本国货币持有者信心，而M2作为信贷市场深度和广度的调整手段，官方很可能用官方储备作为支撑，因此根据Obstfeld, Shambaugh and Taylor (2009)3的研究，本文将外汇储备用M2标准化。
4．出口增长率。Goldstein Kaminsky，and Reinhart (2000)认为较低的出口增长率会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进一步加深银行部门的脆弱性。当一国的贸易条件急剧变化，会使许多企业的偿债能力削弱，进而使银行坏账增加。Caprio - Klingebiel (1995)也发现在经历银行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中，75%的国家在事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10%以上（平均恶化17%）的情况。
5．进口增长率。较高的进口增长率可能意味着贸易平衡产生问题，在危机前，一国进口量倾向于增加( Goldstein，Kaminsky，and Reinhart，2000)。
文章所有数据来源于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
由于核心样本只包括18个国家，小样本情况下使用复杂的计量经济学难以得出有效结论，因此本文只使用一些简单的统计比较来做相应研究。文章对18个样本国汇率升值前、后的相应指标做出考察，如图一至图六所示，横坐标表示年份，图中垂直于横轴并与其相交于第6年的垂线表示样本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并开始货币升值的年份。
从图1和图2可看出，18个国家的平均出口增长率从升值前五年的15.13%上升至后五年的20.75%，这种差异在5%的置信度下是显著的。同时，进口增长率在货币升值后有大幅度增加，最高达到了31.39%，从升值前后五年的均值来看，升值之前五年的进口增长率均值为13.1%，升值之后五年为20.37%，虽然增幅较大，但均低于出口增长率（虽然统计上不显著），因而并不会对一国贸易平衡产生影响。
同样，2005年人民币进入升值轨道开始，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从2004年的年增长35.39%下降至2005年的28.42%和2008年的17.32%，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进口增长率经历了更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从2004年的39.97%降为2005年的17.59%和2008年的18.34%。
图3表明，无论是外汇储备lM2还是出口增长率，在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并升值后都在长期保持增长趋势。外汇储备与M2比率虽然在升值后有所下降，但是升值前五年与升值后五年均值相比基本没有变化，都约等于0.36。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目前我们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存在争议，但是与18个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后升值的国家相比，这并不是那么明显。
从图4、图5可以看出，平均M2增长率从12.61%快速增长到了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前一年的20.3[来自Www.lw5u.Com]1%。在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当年，M2增长率开始下降，之后保持在17%左右的水平。国内信贷增长率也同时开始缓慢下降。在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当年，样本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9.21%．之后逐年下降。由此可见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后货币保持小幅升值，对缓解一国较高货币供给、降低通货膨胀起到一定作用。
表二给出了中国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各个指标均值。可以看出，中国各项指标10年间的均值都位于置信区间内，这不但说明说选样本国的相关数据对中国的情况具有解释力，并且说明中国银行体系面对的危机概率与所选样本国有很大不同。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18个样本国在退出固定汇率固定汇率制度并选择升值后的5年间，银行危机指标并没有显著变化，而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在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升值后比之前反而有所下降。
三、结论
从18个退出固定汇率制度并经历货币升值的国家的数据分析来看，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严重的金融损害迹象。用来观测银行危机的各项指标在样本国退出固定汇率制度、货币升值后的时期均值大多保持稳定，货币供给和通货膨涨水平有一定降低，国内贸易平衡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而当前人民币升值时间和幅度较小，目前平均每年仅升值7%，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支持下，由货币危机引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从历史经验与中国目前各项危机指标的对比来看，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前实施的汇率改革会增加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反，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