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源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农民在我国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多，如此大的农民数目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做出了贡献的同时，农民的思想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转变呢？中国农民受传统文化和小农自然经济影响似乎呈现非理性的特征。本文就当前中国农民是否存在经济理性的争论入手，通过案例分析说明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的存在，即条件经济理性，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经济理性成本一收益分析条件理性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发展，很多农民对新技术的运用持观望态度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我国整体市场化进程和农业的市场化反差太大，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民更多按照自身需要而不是市场来决定生产决策。而且虽然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小部分，但是大部分农民还是不愿放弃土地，而是将土地抛荒。于是在市场化经济发展的年代，农民的非经济理性行为的指责又开始了。
其实关于农民非经济理性的观点早就存在了，虽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三农”问题被关注后，农民似乎脱离了传统农节俭和勤劳的形象，如一方面土地的稀缺，另一方面却撂荒土地。因此根据我国农民的行为和市场环境等各[来自WwW.lw5u.Com]种因素影响的研究来分析农民这种表面上非经济理性行为十分必要。
二、经济理性的概念的提出
人们通常以更狭窄、更严格的方式来定义理性，理性选择可归纳为三种互相区别的规范含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选择的内在一致性是将选择与选择比较[来自WwW.lw5U.com]，而不是与目标、价值、偏好或其他非选择变量比较。自利最大化是能促进个人私利最大化的方案，它和一般最大化一样涉及某些外在于选择行为的事物，如目标、目的和价值。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一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说，即理性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抽象，抽象出来的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大大简化了经济学模型的研究，只涉及了自利最大化的问题。但是其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自利最大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经济理性。
三、我国农民的非经济理性分析
本文分析了经济理性的含义后，在我国特殊的环境下来看看我国农民是否存在经济理性。以湖北仙桃某村修路事件为例，政府已经花钱将镇政府到乡村路口的公路建设完毕，该村的几户居民可以出钱把村口到村里的路修好，这样可以花很少的边际成本，但是居民却没有去修路。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经济人，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够被理解的。因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法花一个很小的边际成本可以得到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也就是交通的便利等。可是农民为什么没有去修路呢？是不是他们是非理性的？
实际上农民没有修路是存在着一个对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法，虽然在经济理论上修路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但是在农民看来修路的预期边际收益未必大于边际成本。影响其预期边际收益的因素有：
1．人口的流动性：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则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来自城市的工业开始大量吸收农业部分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口转移的可能性就影响了他们对收益的判断，这已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住所。如果有人选择修路，他如果转移到城市工业部分，他的边际收益则小于边际成本。
2．信息的不完全：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没有完全的信息化，农民的意识还没有增强。他们受固有观念的影响深厚。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非农思想的引入可以改变那些生存理性战胜经济理性的农民。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农民更期望得到实在的收益，他们对预期收益不明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是由于人口流动性和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农民非经济理性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条件影响下的经济理性。又如贺雪峰因在荆门农村调查：一个村民组的农民只需每亩交10元钱到泵站抽水，就可以将全组的农田灌溉一遍，确保全年的稻谷丰收。然而，有个别农民拒不交纳抽水费。结果钱收不上来，水抽不成，庄稼等着旱死。这种不交抽水费使粮食减产，由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抽水的成本是10元，而不抽水减产的损失按照村民提供的减产20%的数据，按每亩1500斤来计算大概减少150元的收入。因此抽水的收益显然大干成本，但是农民却没有这样做。
根据调查，农民不交抽水费是因为个别水田在抽水渠旁边的搭便车行为。农民的这种不按照自己得到的好处来计算收益，而是不能让别人在自己的行为上得到好处的行为显然不是理性经济人行为。但是村民利用减产的损失来惩罚搭便车行为，也是一种维护共同利益的公正。因为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这种不合作也是给搭便车人的一种约束，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理性。
同时由于土地长期的稳定关系，农民不能通过经常性的调整土地来解决农民在水利灌溉上的合作难题，这也是某些外在的制度安排、政策导致农民做出这样的反映，是外在因素干预下的非经济理性。
以上的两个事例都总结出农民的非经济理性行为其实是条件影响下的经济理性行为，它可能受人口流动、市场信息不完全、缺乏-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以及文化观点和传统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农民在特殊背景下的条件经济理性行为。
四、我国农民的条件经济理性行为
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面临这不成熟的要素投入和产出市场，这不符合舒尔茨提出的最大化行为假说的农民面临的市场和信息都是完全的前提条件，还有他们只是部分参与这个市场。因此农民行为只是一种条件最大化行为，也就是条件经济行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狭隘定义的自利最大化行为。
我国农民的市场环境影响因素有：
1．不完全信息
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城市来说还比较落后，而且交通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信息化的程度也不高，这样就造成了市场信息的流通不畅和不完全信息市场环境的形成。因此在很多农村地区，农民面对着很多不同价格的同一种生产要素，产生了价格的区域性差异。
2．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
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比较长和对自然环境依赖度比较高的特点，因为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如果农民自行进行生产决策，没有很好的农村金融市场提供融资和保险的情况下，农民会首先考虑满足自己基本生活保障，不敢冒险生产，规避可能造成的风险。
因此农民的最大化行为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说收入不确定，为保证生活保障不追求自利最大化；农民面临市场的不完全和不稳定的风险又缺乏金融机制，所以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必须首先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文化观点以及社会农村制度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民的决策行为等等。只有考虑了农村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对农民行为造成的约束，对农民经济理性的分析才是有意义的。
五、结论
本文在讨论了中国农民经济理性，通过实证说明农民经济理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非经济理性，而是一种条件经济理性。关于中国农民理性的争论观点现在依然存在，本文的角度只是从农民的理性行为和影响因素出发，但是还可以拓展。一方面从农民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解释农民经过外部刺激以后的经济理性行为，另一方面城中村的出现表明农民充分利用土地价值的经济理性行为。对于影响这些农民经济理性的条件可能更多，也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引导来消除一些，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