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晶晶 南京大学商学院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化资本的特征与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基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利用WVS的调查量化文化因素，利用1990年-2007年间各国经济增长的数据研究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这一结论可能导致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被低估，事实上该结论可能是由于样本、指标选择缺陷等因素造成。
[关键词]经济增长文化资本 文化变迁
西方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先进的工业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制度、文化差异。17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 “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也曾深刻揭示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同这些国家的人们具有的源自新教伦理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学者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历史发育、社会供给和组合都受社会文化理念的影响和约束，因此本文将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因素考察经济发展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文化资本特征与文化变迁动力研究
1．文化资本的特征分析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使这一术语开始获得最广泛的应用。他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具体的状态，如以思想和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保存；二是客观的状态，以书、乐器等某种文化产品的状态存在；三是体制形式，当人们以学术认同感的形式来看待具体的文化资本时就属于这种状况。之后，Hart，Risley(1999)、Lareau( 2003)、Clague Shechtman( 2003)对文化资本进行了描述，综合他们的观点，文化资本是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总称，既包括规则、程序和组织等制度性要素又包括影响个人行为的态度、信念、价值观等价值要素，不仅影响一个社会对各种社会制度、宗教、价值观优先顺序等的态度，还会影响个体的创新／创业精神、工作态度、激励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文化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个体差异性。文化资本是经过学习（有意识或无意识）逐渐转换成个人习性的内化的资本，与物质资本不同的是，文化资本不可被转让，它与人身不可分割，这一特征类似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在获得过程会留下或明或隐的印记，如某阶层或地区的发音特征等，就算在同一地区同一阶层的人，其文化资本也会具有独特的个人特征。(2)表达抽象性。布迪厄(1984)认为个体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关系、组织归属、社会网络等）和文化资本（品位、技能、知识、习惯等）决定其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一个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对物质产品的简单的使用和消费来表现，文化资本只能通过个人兴趣爱好、教养，以及感性等体现行动者品位和审美情趣抽象的形态来表达。(3)传承隐秘性。文化资本在个人一出生就已经开始了传承与积累的过程，家庭传统、生活习俗都包含了特定的文化观念，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的后代在传承和获取文化资本上处于有利地位。文化资本的获得不需要经过精心策划，通常是在无意识中获得的，它的传承具有一定的隐秘色彩。
2．文化变迁的动力研究
文化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惟一明确、固定不变的 (Swidler:1986；Johnson．1996)，当前的文化是当前行为和过去 价值观念的产物，而当前的行为由过去的价值、信仰、经济成本和 各种行为的效益决定，经济变化可以影响价值观念，导致文化变 迁。H．G．Barnett(1953)、White( 1949)、博厄斯(1954)等人 分别从创新、技术进步、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变迁的动力。 总体来说，一个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变动会促使文化价值发生 适应性变化，文化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在驱动力和外在驱动力。内 在驱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生产生活实践，人[来自www.lw5U.coM]们面对不断变化 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需要不断创新和试错纠正，新的文化 特质由此产生；外在驱动力来自于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传播，不同 文化系统的连接和对外来文化特质／思想的涵化。从文化变迁的不 同动力来源可以将文化变迁模式分成两类：自发演进型和后发涵 化型。自发性变迁是人们在相互交往和合作时，不断发现新的知 识／信息修正其原有认识，经过分散化的试措过程产生新的文化特 质，这种特质被社会群体模仿并逐渐传播开来，最终成为主流文 化。后发性文化变迁来自于一个社群的对外部交流，外部优势文化 对原有文化系统造成冲击，新的文化特质被选择并逐渐整合到原有 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体系。
由于个人的意识形态相对比较稳定，并且社会内在规范的惩罚机制与探索成本也会使人们倾向于接受既定的文化行为，因此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文化变迁既有对传统的粹取与摈弃，又有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与吸收吸收，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决定文化演化的方向。一般来说，强文化的变迁成本较高，不利于个体的试错创新；而对多元化价值模式与个体创新保持较大包容性的文化，社会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动态效率则较高。
二、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实证研究
1．样本与指标选取
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过程与机制比较模糊，在实证研究中确定文化的测度指标比较困难。世界价值调查(V＼／vS)到目前为止进行了5轮调查，结果显示众多具体指标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个主要成分：传统vs世俗一理性主义；生存vs自我表现，这两个主要成分基本上可以解释70%以上的价值观差异。传统和世俗一理性主义价值的对比反映了宗教受重视程度差别，传统价值观社会重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尊重权威和传统家庭观念，反对离婚、流产、安乐死、自杀，而且往往有更高的民族荣誉感，这种价值观念会影响工资水平(Chiswick，1983)、学校入学率(Freeman，1986)和犯罪率(Evans et aI．1995)等，世俗一理性主义价值观社会则反之；后一指标反映了个体价值观念多样化的趋势，随着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成功的工业化使人们消除了对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疑虑，激发了人们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想法，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物质之外的因素，比如政治、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质量。因此，本文采用了传统／世俗一理性价值和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评分作为文化因素测度指标。
参考GIL( 1996)和Jonathan K．Hanson( 2009)的样本并去除关键性数据不全的国家，最终选定36个国家1990-2007年的样本数据，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国家代码分别为：ARG，AUT，BLR，BEL，BRA．BGR, CAN, CHL, CHN, COL, CZ, DNK, EST, FIN, FRA,HUN, ISL, IND, IRL, ITA, JPN, LVA, LTU, MEX, NLD,NOR, POL, PRT, ROM, SVN, ESP, SWE, CHE, TUR,GBR．USA。
以各国每资本GDP平均年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的指标，代表文化因素的解释变量为第2-5次调查的各国传统／世俗一理性价值（Traditional/Secular-rational values）与生存／自我表现价值( SurvivaU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评分均值（分值越大表示理性主义或自我表现的程度越高）：代表经济因素的解释变量有：初始每资本GDP（1990年）；(调整后）平均储蓄率；平均劳动参与率（劳动人口／1 5岁以上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2．实证研究
每资本GDP增长率（1990-2007）与传统，世俗一理性价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关系如下散点图所示(图1、图2)。从图1可以看出，每资本GDP增长率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很小，Ganger检验的结果表明．GDPcap growth与tradrat、survself之间不存在明显Ganger因果关系。其中，中国(CHN)的经济增长率与传统／世俗一理性价值分值的关系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总体而言，GDPcap growth与tradrat负相关，这与Barro．McCleary (2002)的结论一致。事实上，一个传统价值观占主导的社会中（tradrat较小）．人们更相信政府和法律体制，也更容易互相信任，但保守的文化也会固化个体行为模式、减少创新行为，同时维护超自然的权威，以及把行为人的行为导向非世俗事务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经济发展，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不同文化（或宗教信仰）的特征。
经济增长率（1990-2007）与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之间关系同样近似表现为负相关系（如图2）．这也符合McClelland(1961)的结论，越重视个人经济成就，社会经济发展就越快。survself分值越大，表示社会价值观越多元化，物质财富不再是人们衡量幸福水平的唯一尺度，经济发展与人身安全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用36个国家的样本数据作的回归结果列于表。方程(1)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做回归；方程(2)仅对经济变量（1990初始每资本存量、储蓄率、劳动参与率）做回归；方程（3)是对文化变量（传统，世俗—理性分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分值）进行回归。
模型2中，初始资本存量系数为负值（-7.97E-05），表示初始财富越大，经济增长率越小，不同国家的经济趋于收敛。储蓄率与劳动参与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分别提高0.165、0.047个百分点。模型3中，传统／世俗一理性分值、生存生存，自我表现分值系数均为负值，其中前一项系数为-0.055，它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小于后一项(-0.524)，同样，价值观的多元化（表现为survself值）意味着社会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但在模型1中，survself值的系数略大于零，这可能是由于模型3没有考虑初始财富对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
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嵌套检验。模型3（文化因素模型）预测值系数-0.34，t统计值为-0，646；模型2（经济因素模型）预测值系数为1.06，t值为7.287，因此，不能拒绝文化因素模型嵌套干经济因素模型的假设，而必须拒绝相反假设。
从上述分析看出，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很小。模型1中．tradrat和survself的系数的统计值均不显著，且survself系数变为正值，比较表1的SC和AIC值，模型2(经济因素模型）的SC、AIC最小。总而言之，通过36个国家18年的数据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对预测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作用。
三、结论与启示
文化是一个社会中人们共同含有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规制着同一社会的不同当事人之间，或不同社会的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从本文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应当鼓励跨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越频繁，越有助于推动文化变迁，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资本累积如果仅局限于某国家或地区内部自发性的发展，不仅时间漫长，还有可能停滞不前，因此推动不同文化[来自WwW.lw5u.cOm]系统间的交流与竞争更容易促进价值观念的变迁，是积累文化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
其次，需要理性对待各种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价值观念，盲目追求个体价值、破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无益于社会经济发展。从各国经济增长率与传统／世俗一理性价值、生存／自我表现价值的分值的散点图来看（图1），发达国家鼓吹的现代化理念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文化的变迁与创新必须适应于经济资本的现状与社会人文环境，否则将落入现代化问题的陷阱中，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最后，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调查到的个人的行为或态度作为文化因素指标，得出文化因素对预测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作用，这个结论可能导致文化因素被错误的忽视。实际上，这一结论可能来自于以下因素影响：一是样本选择缺陷，经过试验，使用不同样本数据做出的计量结果有较大差异（例如删去中国的数据后，计量结果明显改变）；二是数据准确性问题，由于WVS的调查数据中( WAVE: 2-5)，部分国家缺少某1次或2次的调查结果，经济变量中也有部分国家缺少某些年份数据，这些可能导致数据准确性降低：三是衡量的指标选取不够充分，某些因素不能被典型变量代表（例如文化因素仅选择宏观的价值观指标，缺少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等微观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