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
[摘要]后危机时代是世界经济重建与国际金融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但是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能否持续，国际金融能否从危机中彻底摆脱出来恢复常态，依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本位货币 汇率改革 金融多边机构 二十国集团
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迅速向全球蔓延，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在过去的三年中，国际社会为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世界经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召开多次国际会议和经济论坛，共同讨论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各国也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启动高层对话以加强金融领域合作。如今2011年已经走过一半，全球经济终于走出衰退步入复苏，但这条复苏之路的前景并不明朗。欧美高达9%的失业率，不断上扬的食品和原油价格，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似远即近，国际社会能否在协调全球经济策略以及推进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上更进一步，不仅关系到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更关系到已有的成果能否得到巩固。
一、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顽疾依然存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曾对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振兴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自1971年瓦解后一直没有新体系来替代。目前美元尽管已不是唯一的国际货币，欧元、日元等强势货币也占了国际货币的一席之地，但美元本位仍是当前美元霸权地位的一种描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0年12月30日发布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各国官方持有外汇中美元占比为61.3%．欧元占比仅为26.9%．可见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自从货币脱离了金本位，货币价值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货币的发行就依靠国家信用，这使得美元的发行更无约束而听任于美联储的操纵。2010年11月美联储公布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2011年第二季度结束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长期美国国债，希望以此来维持低利率以刺激贷款和支出，从而拉动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美联储的做法无异于全力开动了“印钞机”，意味着将大量流动性投入市场，势必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并加大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美国推出量化宽松必然迫使许多国家“跟风”，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发达经济体持续实施近零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度充盈，大量“热钱”的快速流动不仅放大了大宗商品波动的风险，客观上也加大了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压力。目前这种恶果已经显现，能源、粮食等多种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全球食品价格在去年年末创历史记录高位，并远超2008年埃及、喀麦隆与海地等国家爆发骚乱时的物价水平。与金融危机时的低点相比，大豆、玉米、谷物、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均高达40%之上，有的甚至高达100%。在此背景下，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埃及、巴西等多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通胀压力快速攀升。
为应对美国“开闸放水”的局面，世行行长佐利克曾说过，应考虑重新实行经过改良的全球“金本位”制，为汇率变动提供指引，通过结合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以及人民币等众多货币，恢复众多货币与黄金挂钩，来取代目前的美元体制。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则倡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发展为超国家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不过这些建议都遭到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抵制，因此货币体系改革并不乐观。货币制度改革是各种力量一个长期、缓慢而曲折的对抗、博弈并寻求理解、共识的过程，让美元主动放弃通过与英镑角逐、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建立起的霸权地位更是难上加难。
二、汇率改革触及各方利益，西方国家发难人民币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社会为共克时艰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随着刺激政策副作用逐步显现，各国政策协调难度加大，汇率摩擦有所增加。近期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在汇率问题上制造紧张，贬值本币，施压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美众议院2010年10月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来自WWW.lw5u.com]别关税。其通过征收特别关税法案以实现本币贬值的目的表露无遗，美元汇率持续走软，推动欧元以及亚洲货币持续升值。日元是美元贬值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尽管日本政府和央行已对汇市进行了干预，但日元强势难挡。除了日元，近期一系列亚洲货币也持续升值。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13年来的新高，韩元、新加坡元兑美元触及历史新高。为遏制本币涨势．越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及新加坡多次对本币进行了干预。美元贬值带来的是其他采用浮动汇率机制的货币“被升值”，引发多国采取行动干预汇市，竞相让本币贬值，以增强竞争力。
各国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来推动本币贬值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在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中国一枝独秀，成为经济复苏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进口量不断攀升。发达国家只有借汇率问题想方设法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才能尽快解决其面临的困境。当前，人民币汇率显然成为欧美西方国家紧咬不放的焦点，人民币升值的外在压力越来越大，虽然美国在201 1年5月27日公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未将中国列为操纵汇率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减轻了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力度。在西方国家针对人民币汇率的逼压下，自2010年6月中国重启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加快，截至2011年6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次创出新高，已经升破6.48关口 而由于短期内人民币的快速升值，顺差减少、资产价格攀升、通胀抬头、热钱流入等诸多问题也开始涌现。面对全球危机，中国经济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目前稍有回暖，但仍较为脆弱，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忽略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迫使中国拉高人民币汇率，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谷，就会重蹈20世纪日本的覆辙，西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体势必遭受重大损失。那时受到打击的将不仅是中国经济，更有可能由于中国内需萎缩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让中国为世界经济恢复而买单的企图，将不仅严重扭曲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更可能造成“多输”的局面。
三、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所增强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暴露出国际金融体制的弊端，也暴露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特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改革与调整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作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最重要的WB和IMF的改革，是提高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体现IMF和WB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公平性。
2010年4月25日WB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通过了国际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权以及2亿美元规模昀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公司整体的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此次改革方案使中国在WB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10月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共识：欧洲方面将从24个IMF执行董事会中欧洲所占的9个席位中“让出”2个席位给新兴市场国家；在IMF配额改革问题方面，会议商定在2012年之前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6%以上的份额，预计在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由目前的第6位上升至第3位，持有份额将从现在不足4%升至6.19%，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而印度将由第11位上升至第8位。巴西、俄罗斯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将有2-3个位次的提升。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主要经济组织中份额的提升与他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相符合的，话语权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四、二十国集团作为世界金融体系改革的力量正在削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需要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因此1999年9月，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建立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就改革国际金融问题进行磋商。目前已召开了五次峰会，对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提出了具体方案和时间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与发展的需要，G20机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显示出重要影响。
但是三年后，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伙伴国间又开始争执不休。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召开了第五次峰会。峰会前，与会各方都希望在会上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美国希望在峰会上联合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那些同样受困于经济复苏不明显的发达国家，共同攻击中国的汇率政策，进一步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国在与会之前，提出了一个避免“竞争性货币低估”的表述方法，其所指向的必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新兴经济体。同时，美国还打算在会上提出“经常项目设限”设置量化上限，解决全球贸易失衡。欧洲在本次峰会上的诉求则和美国完全不同，例如德国的出口已经复苏，所以德国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所谓的经常项目设限。他们希望美国的定量宽松能够适可而止，同时希望以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为要挟，通过政治手段，和更多的新兴经济体达成贸易协定。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来自Www.lW5u.com]，都是持有美国国债的大户，因此他们参会的一大诉求是声讨美国不负责任地印钞票，同时抵制发达国家对自己汇率的指责，防止因本币升值而导致热钱进一步泛滥。由于各方分歧较大，因此会议开起来像一锅粥。最后会议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结果，发布的《首尔宣言》没有一条可以立刻执行的内容。
G20峰会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诞生的应急机制，在其内部存在盈余国与赤字国、汇率操纵国与被操纵国、财政紧缩国与扩张国等诸多矛盾与冲突，甚至其本身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成为关注焦点，更不用说其在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作用与未来了。因此，随着国际经济走出危机谷底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各成员国间凝聚力有所减弱，矛盾逐步凸显，作为非正式的对话机制，其约束力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