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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现代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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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豫商经济思想特征及内涵探析
发布时间:2024-06-29        浏览次数:83        返回列表

李发亮 洛阳师范学院马列部

此文章为洛阳师范学院2012年度省级培育基金项目《豫商伦理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摘 要: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内涵丰厚,特征明显,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谙熟行情,把握规律,善于改革创新;2.经营有方,理财有道,精于市场规律;3.亦政亦商,节俭致富,终致治国为民;并对其后世中原儒商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豫商 经济思想 内涵

先秦“豫商”一般是指在先秦时期河南及周边一代生长、生活过并具有相应的中原特色文化和商业伦理道德的文人兼商人,如商业始祖殷人王亥、第一豫商子贡、南阳商圣范蠡、爱国商人郑人弦高、洛阳商人白圭、经商奇才吕不韦等先秦众多的在豫商人,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商业自主意识和独特的商业经营头脑,同时兼具深厚的中原儒家文化品性和鲜明的人文个性,这些促使河南及周边地域沉积了极其浓郁的商业文化及其文明,从而造就了源远流长、内涵丰厚的先秦豫商经济思想文化。

河南地处于中原,区域优势明显,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物产丰腴。古往今来,河南被誉为“天下之中”,曾有“入主中原者得天下”之美誉。先秦时期河南有众多的商业驿道,商贸发达,漕运不断,为南往北来的商人必经之地。河南具有厚重文化历史,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祥地,像中华始祖之“三皇五帝”、洛阳“河图”与“洛书”、安阳甲骨文、淮阳伏羲文化、新郑黄帝故里大都孕育于此,以及先秦诸子百家大都在豫生活过、学习过、创作过,他们是中原传统文化的根,具有很强的正统性和根源性,为先秦豫商经济思想文化的生成、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多少勤劳的中原儿女历经沧桑,用自己那淳朴的双手和充满智慧的头脑造就出古老灿烂农耕文明,形成了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等独具河南内涵的文化商业模式,他们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完备的知识体系和先进的伦理道德规范。他们同时融合周边文化,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借鉴,在经受自身内部文化的多方纷争和外部文化的强烈冲击,他们调和了纷繁复杂的商业矛盾,整合了各方文化资源,促使先秦豫商经济思想不断发展、不断提升,呈现勃勃生机,具有鲜活、持久的生命力。先秦豫商经济思想特征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谙熟行情,把握规律,善于改革创新

子贡,端木赐,政治家,先秦豫商之祖,为孔门得意弟子。先秦时卫国人,卫国是周王朝的姬姓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鹤壁、新乡一带,曾在鲁国与卫国为相。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的“异类”,年少聪慧,伶牙俐齿,极其善辩,相对于其他的孔门子弟,子贡对儒家文化知识的学习、掌握较少,却偏偏痴迷于经商之道,孔子曾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孔子在这里既批评了子贡不学无术的遗憾,也大力赞扬了子贡对经商的天赋。后来,他依然决断离开孔门及其各位孔门弟子,从政经商,往来于各诸侯国间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凭借他惊人的商业天赋和敏锐的经济眼光,很快就“家累千金”,成为当时儒家诸子中最有钱、最富有的孔门弟子。除此之外,他还时常常骑着高头大马,四处造访名人,交结地方高官,所到之处,散尽钱财以传播儒学,宣扬孔子。以致后来史学大家司马迁认为,孔子能在先秦诸子中有一席之地,子贡可谓是功不可没,等等这些完全得益于子贡惊人的货殖才干和独特的商业头脑,历史上与商圣范蠡相齐名。

子贡从商致富的秘诀在于他谙熟于市场行情,擅于揣度市场的供求关系,提出“物以稀为贵”的先进经营理念。在《荀子·法行》曾记载,有一次子贡问老师孔子:“君子所以贵玉而贱民的原因何在呢?是否因为玉少难得、理多易得呢了。”这对话说明子贡已经注意到了商品的价格高低与其数量关系,并开始认识到商品的价格应该和商品的供求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能把握住其中的内在规律,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其实,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中,“贱买贵卖”是市场条件下商业活动中最主要的经营形式,可是,只有在充分把握好商品供求关系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的抓住商业经营的核心,成为商业活动的最终胜者。子贡正是得益于自己有这样前瞻性的眼光,才能“亿则屡中”,积累于自己的万贯家财,这在先秦的远古时期,能充分预测市场规律,把握供求关系,利用价格摆动来谋取利益,这说明子贡不是一个盲目平庸的古代商贾,而是一个成功的经营者。而在后来一直到现在,一切有所作为的经营者和企业家,都是在很大程度上研究学习、钻研了这样的经营理念,并灵活娴熟地把握这样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由此可见,子贡的此种经济思想一直到现在社会条件下,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及存在价值。

子贡不但谙熟行情,把握规律,主要在于他有一种锐意进取的改革创新精神,值得称道。在子贡身上虽说没有浓厚的儒学味道,但也没有丝毫的保守气息,可他有儒家天生的爱国及报国热情,并善于进行实际的市场调查研究,对远古时代封建社会落后的社会结构和极其低下的传统生产手段认识很深,由此他深思熟虑,对改革其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充满浓郁的热情。据记载,在先秦时代鲁国有条法律规定,要是能把在各国做奴隶的鲁国人赎回来的话,其所有费用皆可如数向鲁国国库无条件支取,子贡抓住此次机会,不但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还把所用赎金一律不向鲁国国库支取。子贡曾经有一次从楚国到晋国去贩运货物,途径一地,见一老者在农田浇地,抱着瓦罐进入一斜方地道下去取水,既费力,又费时。子贡眼前一转,告诉老者说,有一种机械,一天能浇地很多亩地,用力少而效率高,愿意请老者一试。于是他就详细给老者介绍了关于古代“桔穆”的制作工艺和使用方法。由此,可以看出,子贡对春秋战国时期刚刚出现的新式生产机械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在那个因循守旧、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远古时代,像子贡这样对社会新鲜事物有着高度敏感、对改进生产经营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如此关注和大力提倡的人,实在寥寥无几,难能可贵。

二、经营有方,理财有道,精于市场规律

白圭,先秦战国时期洛阳人,名丹,字圭,素有“商祖”之誉。在先秦时期,白圭不但具有卓越的政治远见,他还有超人的经营管理天赋和过人的理财手段,他曾在魏国做官,位极人臣,可是后来他做出“异人之举”,竟然为民辞官,专职经商,以致果成大器。这主要缘于白圭有高明的治商水平和杰出的从商头脑,他眼光精准,处事果断,有明确的经营方向,创造性的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理念,善于观察市场与四季气候的内在联系,审时度势,把握好市场规律。尤其是在秦汉时代,致力于天下经营产业的生意人往往都把白圭尊奉为他们的祖师爷。

白圭从商与子贡有所不同,他不是一味的在商业贸易来往中盲目的贪求商品高价,而是站在一个商业的高度上,宏观把握市场时机,微观捕捉商品供求关系的细致变化,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说别人都不要这个商品的时候,我要果断出击,大力囤积,以备不时之需;而在别人大肆哄抢此商品时,我要果断放弃,主动舍与他人。这个巧变的商业[来自www.lw5U.coM]法则司马迁称之为“乐观时变”,既是不和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的商人去争一时一价之高低,而要放眼未来,敏锐的观察、预测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及前景,而在波动起伏中镇定自若,从容谋利。这个主张在当时另一个叫希写的赵国人说得更明白、清晰、透彻,他说:“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1]P51白圭的“乐观时变”与希写的“司时”、范蠡的“任时”、“待乏”,应该是如出一辙,意思有相通之处。

白圭对待农业致富的方式上来讲,也擅于改良创新,主张要选用良种来经营农业而致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到白圭时说,“欲长钱,取下谷;长斗石,取上种。”[2]P2460即是说,价格较低的谷物能充分满足下层农民的生活必须品,你要想赚钱,就可以去经营这样的商品,尽管是薄利,但市场前景广阔而稳定,销量大,谋利自然也稳中有升,这就是常说的“薄利多销”。基于此,要想把此种谷物的收获量大,就要不惜成本,选取最为优良的品种,这与上文子贡倾向于运用先进的机械灌溉技术有相似之处。

白圭不但擅于经营,更多的是精于理财,司马[来自Www.Lw5u.com]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憧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2]P2460节衣缩食,节制贪欲,既可节省钱财,又能平易近人,以苦为乐,一旦时机来临,大家一起就要同心协力,敏感捕捉,迅速出击,扑向目标,把经营与理财合理结合,相得益彰。白圭对于经营管理与择人方面也有重要的论断,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2]P2460(《史记·货殖列传》)白圭把治生与理政圆融起来,二者皆有相通和相合之处,他把产业经营管理的理念推向一个高度,与执政者谋划国政、推行法令一样,要果断、利索,不能优柔寡断,瞻前顾后,才能经营有方,管理有道。这在当今时代,依然有它使用的价值。

三、亦政亦商,节俭致富,终致为民富国

范蠡,字少伯,汉族,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其“商圣”。范蠡有优越的治国之才,走的是弃政从商之路,倡导的是节俭致富的生财之道。范蠡的经济思想比较博大精深,在宏观方面强调经济治国,在微观方面涉及价格理论、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尤其是退隐以后,致力于经营,富可敌国,但其个人生活却是节衣缩食,博施济众。范蠡满腹经纶,有旷世治国之能才,亦有经营致富之理念,为“亦政亦商”的成功典范。

范蠡主张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全民收入,倡导富民强兵。范蠡认为“知斗则修备”,在主张战争不仅是军力之争,更是国力之争的条件下,帮助越国“十年生聚”,为越王勾践谋划经济治国的发展战略,尊重天意,看重民意,以时务农,才能国富民强。本来越国就是在很多的小诸侯国家中奋起、崛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全依赖于范蠡以经济治国的强国战略,从而打败了吴国,而最终称霸中原。其二、范蠡主张商品流通,遵循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规律,“农商俱利”。在先秦时期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愚昧状态下,从商之人更是低人一等,不受人推崇。但范蠡却提出农商并重,倡导“农末俱利,平集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创新性的提出了“平集法”,为国家规定粮食的高低限价,不准个人私自调控。由此,越国因商而百业待兴,致使国富民强。其三,范蠡深入钻研大自然的气候规律和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联系,主张“时用而知物”。范蠡把气候、商品供求、商品价格三者联系起来,以时而动,预测农业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并利用时机,在大旱之年高价收购吴国粮食,而致使吴国内乱,从而把范蠡的政治人生推向极点。范蠡功成身退后,隐居齐国,定居于陶,人称“陶朱公”,以德立商,诚信经营,终至“三致千金”而富甲一方。但他“富而好德”,“仗义疏财”,泽及相邻,而最终成就自己的传奇人生,有为“商圣”之誉。

与此同时期的吕不韦是先秦时期的战国末期卫国著名豫商,曾为秦国相,当时有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以“奇货可居”而闻名当世,他曾往来中原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由此积累万贯家财。其门客有三千人,还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他是先秦后期杂家的代表人物,即使没有人把他与儒商联系起来,但他也绝对是一个志在谋国的千古奇才商人。吕不韦作为白手起家的先秦豫商之一,他所开创的经商哲学、经营理念、商业法则,至今还有很多商人都在灵活运用于商海,像“奇货可居”、“物以稀为贵”、“风险投资”、政商合作等经济思想已深深的影响于后世。

总之,以上这些先秦豫商的经济思想内涵丰富,特征明显,是我国先秦时期经营管理的文化艺术瑰宝。作为新时期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者和改革者,更应该积极的借鉴他们有益的经营管理文化思想,勤于思考,善于观察,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把先秦豫商的经营管理思想和从商文化理念运用于当前的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去,并加以继承和发扬广大,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支持。

参考文献:

[1]瑞林.《时贱而买, 虽贵已贱, 时贵而卖, 虽贱已贵》.商讯商业经济文荟,1994年第06期

[2]【汉】司马迁.《史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2012.9重印)

作者简介:李发亮(1978-),男,河南周口人,洛阳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