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的《圆圆曲》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方式进入历史现场，摇曳多姿而又风情宛然。它通过细腻流畅的文笔，让我们透视迷离倥偬的历史深处埋藏的烟花巷陌故事。历史的宏大叙事铺张扬厉，个体的肉身叙事悱恻缠绵，站在历史横断面上的那个“大我”与经历人生悲欢离合的那个“小我”之间，总是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难以弥合的断裂，这样也就给了后人以无限言说的张力。男男女女，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离离合合，亘古情仇，沧桑一瞬，历史是沉默的书页，任人翻动，大爱无言。无言的历史深处，演绎并“涌现”着一幕幕有恨人生。 吴三桂：英雄vs叛徒的双重想象 福柯说：历史是一种权力话语。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这样的观点看来，任何忝人历史的人物，都难逃“被讲述”的命运。 《圆圆曲》以前，吴三桂的事迹在民间流传，有多种版本； 《圆圆曲》以后，对其的解释及过度阐释，任何朝代都不绝如缕。就像袁崇焕故事的不同版本背后，埋藏着权力更迭的秘密，很多真相抑或假象无从追寻一样，很多被称作历史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意塑造，吴三桂的情况也不例外。在明末清初的历史动荡中，吴虽向来举足轻重，然而其功过却人尽言殊。历史上的吴三桂，真的成了一个“二花脸”。不同的解读呈现着吴三桂个性的复杂，以及他所主动或者被动卷入的那一段历史的复杂，还有就是各个时代不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这个故事重新利用的复杂。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作为较早的一个流传版本， 《圆圆曲》对吴三桂的形象塑造起了什么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接近《圆圆曲》，去看作者，作为吴三桂的同时代人——吴伟业眼中的吴三桂。从（徊圆曲》的产生年代考据，吴伟业对吴三桂的历史定位应该是较早的，直到作者吴伟业死后，男主人公吴三桂还没有过世，也还没有反清。因此，我们有可能相信吴伟业的评价在当时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评价，当然这个评价在以后也变得更有生命力和有影响力。它奠定了后代关于吴三桂故事的一个基本话语型。
那么吴三桂在《圆圆曲》里是怎样一个形象呢？吴三桂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形象，又在自己生年默许了这个形象的流传呢？我们回到文本，恍惚间又回到了当年的历史现场。在金戈铁马的杀伐声中，一个人物向我们走来。他，既是一个叛徒，又是一个英雄，集英雄和叛徒的双重人格于一身，历史的机遇，人生的遭际，注定让他与众不同。 我们先看英雄的一面。既是英雄，他的人生就大起大落，有声有色，司马迁在谈到《史记》人物列传入选传主标准的时候，曾谈到自己选的都是“扶义倜傥之人，不令己失时，称功名于后世”。也就是说，抓住机会，让自己在风起云涌的大历史中崛起，由边缘卷入中心，用雄心或者野心或者个人魅力点亮人生，在风云突变中纵横捭阖，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份额。有能力，．有魄力，有胆识。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如此一气呵成的快节奏叙事先声夺人，如激流泻下长川，开篇用长镜头、远阔的画面向我们推出了一位横站在历史断面上的英雄。他崛起于困境，受命于危难，指挥若定，扭转乾坤，金戈铁马，气吞万里。这就是用一只手能挽住历史的人物，尼采的superman，充满激情和强力意志的人物。萨特说，存在就是一种选择。有尊严的人，会让他的人生显出光彩，就在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会做出和别人截然不同的选择， “六军尽哭，有人敢怒”，大多数人的悲哀可能只是通向死灭；行动，少数人的行动，才让一切可能向人生敞开。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冲冠一怒”到底是为“红颜”还是为“君亲”，这里存在着一个文本的裂缝，涉及对吴三桂的基本评价，作者在这里的回答相当暧昧，而这种暖昧态度恰恰顺应了历史本身的暧昧和人性本身的复杂。笔者认为，红颜流落、逆贼天亡和哭罢君亲这三个原因共同促成了吴三桂在山海关开关的选择。在这三个理由中，最后一个理由最容易理解。为君亲复仇体现了国家大义，是历代孝子贤臣之理所当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权力场中，对命定的责任无法逃避，吴三桂也不例外。他曾为帝国镇守山海关多年，他的家族故1日都是清廷多年的宿敌，虽然敌军大军压境，自己凶多吉少，目前自己代表的这个王朝也已经内外交困，摇摇欲坠，但是如果有足够的精神支撑，这个不肯轻易服输的人，未尝不想拼死一搏。
对于当时镇守山海雄关的他来说，内有起义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外有清廷大军压境，他面临的是一个二难选择，要么降匪，要么降敌。在这个问题上他刚开始还曾有过犹疑。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已经接受了大顺的招降书，准备投靠农民军。但他在回师北京的山海关一路，却看到了起义军处处的倒行逆施，这些现实帮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回师开关，宁可降敌不可降匪。在他看来，敌人许诺他分江而治，说明八旗贵族还按常理在出牌。
如果说君臣大义，是传统道德理想对吴三桂这个深深浸淫于其中的人本能的呼唤；那么红颜流落，含恨蒙羞，为此“冲冠一怒”更是肉身叙事中热血男儿应有的选择；在这里最容易忽视的是历史本身，每个个体盲动的生命意志，总是和历史大势之间构成一重紧张关系。在吴三桂的眼中，天下多变，最大的真理就是审时度势，顺时而动。他的出身上层的血统注定了，他所观察到的历史大势不可能站在起义农民军一边。大顺政权对于他来说始终是个异己的政权。入北京城后，起义军士们到处烧杀抢掠，军纪再也无法严明，并且在政权交替、阶级翻转的过程中，采用严刑峻法打压原来的上层阶级，像吴三桂这样的高级军官家庭正是农民军要打击的对象。也即是说，当时的吴三桂非常清楚地看出了，第一，这个政权成不了大事，第二，这个政权即使成了大事，也不属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
如果说此时的吴三桂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山芋，正准备将自己待价而沽的话，那么，为了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他更相信规范化的市场，清廷代表了这样的规范和秩序，这是很无奈的事情；虽然，这将意味着由于他的风向突变，历史将被改写，一个新的异族政权将入主中原。在阶级与民族的矛盾之间徘徊的吴三桂，最终让自己贵族的社会理想压倒了民族的嫌隙之心。他要在乱世中做一桩有利于自己同时也有利于秩序重建的双赢交易。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审时度势之后，他倒戈相向，一不小心就成了叛徒，并且一叛到底，反叛叙事构成了他的一生。在当今流行的电视剧《江山风雨情》等大众文化文本中，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复杂的英雄；然而，在历代民族主义者和好多历史学者的解读中，这个人又是一个像诸葛亮说的魏延一样——“脑后长着反骨”的人物。他一生不停地反叛，先反清投靠大顺政权，又忽然倒戈反大顺投降清廷；一度为清廷效命万死不辞，追击南明旧日同僚凶狠如同骁勇的鹰犬；然而又在饱受清廷封疆皇恩多年之后花甲之龄打出旗号“反清复明”。他的生存选择，对于中庸敦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异数，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一般的情况是，如果人们看不出他反叛的对象有什么错，那么反叛本身就成了错。于是叱咤风云一世豪杰，终以“汉奸”“叛徒”的面目被写入正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对于他的不停地反叛，以及最后注定的失败中孕育的悲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我仍试图从个体肉身叙事与历史宏大叙事矛盾冲突中解读这一现象。个体盲动的生命意志和历史理性之间最终会发生冲突，顺应了历史大势，这是青壮年的吴三桂；逆历史潮流而动，这就是晚年的吴三桂。命运的天平这一次似乎无可逆转地倾斜向了他的敌人一边，他还是那个英雄，却不再骁勇如虎，他老了，面对着自己无力扭转的沧桑巨变，面对着生命弱化的现实，内心承受着英雄失路的巨大悲哀，他颓然倒下，死不瞑目。 康熙错了还是吴三桂错了呢？谁都无法说清。穿越历史的迷雾，我们只看到一个人，他，有着强力意志，他一生想着与其媾和的权力曾经许诺给他的一个诺言，他妄图凭借着自己的骁勇，和已成主流的权力话语分庭抗礼，——分江而治，是一个巨大的画饼，够他半生充饥。而今，时势变了，他也要死了。到他要死的时候，江已经不是那条江，人也不复是那个人。他的悲哀，是一个人，欲在黑暗中展翅长飞，却最终不能冲破自我的悲哀。站在乌江边上的项羽说：天将亡我，我何渡为？半生征战大漠的李广不是也临死仰天长啸，感叹自己辗转沙场多年，克敌无数却终难封侯吗？人生，最终有限；个体，无论他多么有力量，都无法冲破历史规定的牢笼。
陈圆圆：错怨狂风扬落花
一个女人泪水涟涟地走进了中国历史。她的出场千娇百媚，楚楚动人。身前，是“侯门歌舞出如花”，身后，是“门前一片横塘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在青山绿水的江南，她滋养着青春，也滋养着心事，青春伴随着寂寞一起疯长。有着倾国倾城的姿色的她，或许也有过大富大贵的梦想。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人君王起。”沉浸在多少关于未来的想象里，她打发走了一个个让思念发霉的日子。“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命运的风向标急转直下，自然自由的状态成为过往。“随着北上的大船，她的命运驶向历史的长河险滩，将在哪里搁浅，将在哪里停靠，她无法左右，也无法预测。“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面对黑沉沉的夜空，不可知的前途，她所能做的，唯有一任泪水寂寂滑落。
自古有“红颜祸水”之说，女性，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都是“第二性”，她们的价值要靠他们身边所依附的那个男人来规定和确定。女人是“被观看、赏玩”的对象，很少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尊严。在中国“藤缠树”的古老的爱情模式里，男人是一棵大树，时时仰望天空；而女人的一切幸福，莫不仰仗于这大树的荫蔽。她必须像古老的藤条一样，柔软而又坚韧地依附于身边这个巨大的“他者”，没有任何自主的选择。陈圆圆少年家遭不幸，堕入风尘是一种沦落；而此时的她，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生活基础后，还被人“强载而归”，像一件物品一样从一个男人手里送到另一个男人手里，也是一种沦落。对于男人来说，所有的家国历史构成一个刚性结构，在这个系统里，他一出生就是被规定好的，如果一个人想像贾宝玉一样选择自由的生活，从父辈祖辈规定好的人生轨道里逸出，那他就会动辄得咎，轻则碰壁。吴三桂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冲撞秩序的强力人物，然而他还只有飞蛾扑火，无可奈何地走进命定的悲剧，被打入历史的另册。
男人尚且如此，女人自不必说，个体的选择空间就是更加狭小逼仄了。一方面，女人软弱的肩膀承担不起历史的沉重，她总是身居历史的后院而不是前台；另一方面，男人们用生花妙笔涂改的历史，又总是不肯低估女人的作用，总要某个女人对某个事件负责。在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故事里，没有人关注陈圆圆本人作为一个主体卑微的存在，在这里她是失语的，无声的。历史永远只是权力话语，是有权者书写的历史。对于一部男人的历史来讲，风华绝代的陈圆圆，也只不过是卖唱歌笑的尤物，她在历史上的存在止于身体，无法延伸到精神。她只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元素、男人意志的催化剂而已。她的漂泊和沉沦，她对流浪和安居的双重渴望，在这里完全被遮蔽了。人们统统看到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却忘记了一个女人沦落风尘、深经乱世，匹马战场的凄楚和仓惶。在每一个相遇相知相聚相散相离相失的非常时刻，作为女人的陈圆圆是怎么想的也无人问津。 《圆圆曲》的文本在这里出现了沉默和空白，这“沉默”和“缺无”恰恰向我们昭示了很多：陈圆圆，虽然她是传主，是女主人公，但是她怎么想恰恰是最无所谓的；她对于历史来说，无足轻重；她对于自己的命运来说，只能随波逐流。“错怨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一段错位的历史和随着这段历史带给她的在世的显赫声名，对于她来说又能意味着什么呢？是换来无边寂寞还是无边春色，可能并不重要。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古寺中青灯下当记忆像沉渣泛起的时刻，只有像狂风中的落花一样飘零的微薄的生命和一世欢愁破碎的身心需要自己去体贴，去安顿。
《圆圆曲》在陈圆圆的故事里借助用典又嵌入了西施的故事（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绿珠的故事（便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这些女子无一不在历史上留下“记号”，然而有别于男人可以有相对的自由意志主宰历史，她们只能被动地服从命运；男人可以发号施令，她们只能脉脉无语；男人可以做时代的弄潮儿，她们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他们是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必须的牺牲和献祭，为国为家为爱为人独独不能为己。聚散随缘，红颜薄命，他[来自Www.lw5U.com]们与相爱的男人曾经是力与美的结合，就像陈圆圆和吴三桂。然而有“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的心动，有“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的缠绵，有“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的美好，也就有“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的无奈，“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的惊惧，“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的仓惶，“香径尘生鸟自啼，渫廊人去苔空绿”的怅惘。 不管怎样，历史中这些美丽的倩影让坚硬的历 史叙述里融进了款款柔情，剥掉宏大叙事的泥 坯，它让女性个体的肉身叙事重新在人们的想 象里焕发出光彩。
吴伟业：英雄美人vs才子佳人
吴伟业透视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故事，需要 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就是pers pective，这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态度和 价值评判。关于《圆圆曲》的主题，历来有三 种说法，一种是谴责说，说是通过婉转的笔法 在谴责吴三桂投敌卖国的罪恶行径；一种是讽 刺说，说对吴三桂的行为在进行间接的讽刺， 为一个妓女作传说明这个女人很重要，而这个 女人的重要性恰恰是通过爱她的男人在历史上 的作为来凸显的；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传达一 种人生的感伤，无所谓讽刺，也无所谓同情， 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将这件事记下来，传达 他本人对于人事荒忽、历史倥偬的一点个人感 慨。笔者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
中国古代的爱情有两个传统模式：一个是 英雄美人，一个是才子佳人。美人和佳人养在 深闺是无人识的，所以自唐宋以后，最风致深 婉的爱情往往发生在秦楼楚馆。看唐诗宋词的 天空就可以明白，到处翻飞着这样的风流韵事。 歌女或妓女这个阶层的红颜知己，对于文人墨 客们的存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与妓女的交往， 大大点亮了他们或平庸或失意或得意的宦海仕 途生活。陈圆圆这个阶层的女子接触的最多的 就是文人，在诗词酬唱、歌酒赠答中，他们彼 此提升了友谊，增进了了解，有的也发展出了 缠绵悱恻的爱情。江南历来有“秦淮八艳”的 说法。 “秦淮八艳”指的是秦淮河上的八个南 曲名妓，故又称“金陵八艳”。到底是哪八个 人？有关资料上说法不尽一致。明朝遗老余澹心在《板桥杂记》中记载为：柳如是、顾横波、马湘兰、陈圆圆、寇白门、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看这个名单，我们就可以想出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比如柳如是和钱谦益，李香君和侯方域，董小宛和冒辟疆。这些故事里的男主人公无一不是风流才子，女主人公无一不是色艺双全的红粉佳人。作为这个熟悉的社交场中之人，吴伟业本人可能并不熟悉陈圆圆（邓欣悦： 《为一代兴亡存照》），但是他和陈圆圆当年的“浣花女伴”卞玉京交情甚笃。由此可见：
传来消息满红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都曲妓师怜尚在，浣沙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这一段倒是颇有几分实事的影子，女伴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几分艳羡几分嫉妒，才子听故事的时候却难免生出几分怜惜，几分同情。也就是说，吴伟业和陈圆圆这个阶层的女子天然比较有亲和力，这是其一。我们看到，在（徊圆曲》的叙述中，圆圆的出身美丽，居所风景宜人，沦落风尘颠沛流离之后，还能迎来“无边春色来天地”的中年运气。文中对圆圆形象基本上是正面描写，没有讽刺，也没有轻蔑和敌意，有别于当时一般道学中人的立场。文本中着力刻画了她的女儿柔情：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妖罗绮。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出色才艺：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座客。座客飞觞红日莫，一曲哀弦向谁诉？”青春希翼： “许将戚里空侯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和被“强载归”和“匹马还”的惊定无奈。其二，我们看到，陈圆圆的遭际也是吴伟业本人的生存体验，乱世中“百无一用是书生”，吴三桂那么强悍尚且进退失据，留下青史骂名，何况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江山易代之际，吴伟业自己的生命也被历史大潮所裹挟，不由自主。清人人关之后，“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 （林语堂： 《五国与吾民》）多是这些江南后生。
像吴三桂一样，吴伟业在民族大义和仕途功利的二难选择中也经历过挣扎，欲拒还迎，欲说还休，羞羞答答十余载之后还是在清顺治十年被迫出仕，成了“两截人”（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也许吴伟业的姿态并不是简单的忸怩作态，他有着自己的苦衷。没有哪个朝代像明代那[来自www.Lw5u.com]样一下子产生了那么多的遗民。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复社等几社文人，他们坚持斗争了数十年，最后都不得不偃旗息鼓看“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有的态度扭转得好，回头者仕清，能“似曾相识燕归来”。他们大概已经想清楚了：夷狄之人，只要继承了我的文化大统，便已经没必要再去追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夫之起兵反清那么多年，到晚年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徒劳，他已经不再干涉他的儿子仕清。历史理性在这里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伟力，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个人的坚持相对于历史走向来说是那么微末。不管是清统治者的高压政策还是怀柔安抚，都使过江诸人随着时光的流逝能够慢慢接受了现实。
然而，不再采取行动复国不意味着就能安顿心灵不怀旧，对于很多文人来说，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心灵创伤是持久存在的。笔者认为，吴伟业的《圆圆曲》就是这样一部个体擦拭心灵之作。因为，作者的人生，也像男主人公一样在历史的选择面前进退失据，也像女主人公一样在命运的急流险滩里随波逐流。这里的主调是一种浓浓的感伤， “不由自主”在文本的上空回荡盘旋，久久不去。每个人的选择都不由自主，走向命定的归宿，看起来风风光光，红红火火，背后一眼能眺望得到的，却是那无底的虚无。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
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鸟自啼，渫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粱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时间是哲学的永恒命题”（李泽厚：《美学三书》），人生短暂，时空永恒。英雄撬不动历史，才子拗不过君王，女人逃不出男人的掌心，所有的人挣不脱命运的轮回。英雄美人，千古江山，换羽移宫，汉水东南；才子佳人，万叠心曲，都只不过化作沧海一瞬，往事成风，一去不返。于是，大写的历史里小写的人生，留在诗文美艺里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事，莫不投注了个人的遭际，时代的身影，一代代流传下来。至今被人们不停地翻唱，任“白头歌女在，闲话说玄宗”。
刘剑：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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