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樵是一位长期关注底层人民生活境况的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找人》《生活不可告人》 《一网无鱼》等都以底层叙述的精彩而引起关注。而他的底层书写的集大成者则是200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男人立正》。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界的有关底层叙述和文学人民性的论争，他的这部小说更有着别样的韵味。《男人立正》这部长篇小说如同许春樵的其他小说，如长篇小说《放下武器》、中篇小说《缴枪不杀》一样，使用了军事术语“立正”，但其实完全与军事叙述无关，作家其实只是借助这些军事术语来表达一种人的精神状态和存在状态。所谓的“男人立正”，所叙述的就是一个底层小人物努力“立正”做人的故事。
故事的中心主人公是下岗工人陈道生。作为一个下岗工人，他一开始就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被置于极其苦难的处境中。中国有句俗话：“贫贱夫妻百日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陈道生一切事情都不顺心，如同当年落难的姜子牙霉运当头喝水都会咯牙一般。女儿陈小莉因贩毒和卖淫被捕，从而引发了关于下岗工人陈道生的苦难故事。在故事中，苦难追随着叙述在一步步地堆积：在1990年代遭遇“下岗”，开的小服装店生意清淡，女儿因吸毒卖淫被逮捕，他向厂里其他的生活同样拮据的工友们东挪西凑的血汗钱30万元被好朋友刘思昌以做生意为由骗去了。我们生活里最低贱的职业—卖糖葫芦、蹬三轮、卖西瓜、贩菜、卖血、医院护工、殡仪馆背尸工、养猪，他都一一尝试过。精神的压迫和工作的劳累最终将他推向了无可挽回的死亡。就像作家开篇所言： “有的人来到这世上就像应邀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一辈山珍海味，美酒佳人，衣冠楚楚，步履轻松，临走时，打着饱嗝。抹着一嘴的油水，后将名字刻进一座豪华体面的大理石墓碑永垂不朽了；而有的人来到这世上，不像是从娘肚里生下来的，倒像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辈子缩着脑袋，绷着神经，过着狼狈不堪、四面楚歌的日子，活着就是罪过，活着的本身就是灾难。”陈道生显然就是后一种“有的人”，他活在苦难的天地之间，苦难接踵而至， “毫无道理可讲”。
苦难是空间性的，因为在陈道生的身上，它们是同质的堆积。身陷其中的主人公奢望着能够走出去，但他不能够。尽管物理的时间在不断地往前延伸，但对于陈道生来说，时间却是停滞的。“也不是这个世纪想跨就能跨得过去的，对于许多人和事来说，跨过去的只是时间，而不是相对应的责任和使命，这样跨世纪就变得很抽象和空洞，甚至没什么意思。”陈道生所在的那个中港合资的双河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没有跨过世纪，死在新世纪的门槛上，而陈道生其实也与那个死掉的机器厂一样没有跨过世纪的门槛。因为苦难把他和他的同事和乡邻们都留在了旧的世纪里，旧的时间里。
陈道生的苦难贯穿了这个叙述，风花雪月的温暖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企及的奢望。假如说徒弟王文英对陈道生的帮助还是友情或爱情的温暖的话，那生活中的温情实在是太淡漠了，淡到几乎如同白开水。在故事中被重复最多的是陈道生老婆骂他的话： “你不像个男人。”在中国文化的词典中，苦难是有层次的，而最大的苦难显然不是生活的负累，而是来自女人的蔑视。因为女人是社会中最为低贱的，而作为男人却为女人所蔑视，这对男人的雄性形象是无情的阉割，更是对男人尊严的彻底蹂躏。但在本文的语境中，语义层面所传达的是女人对逆境男人的蔑视，但深层所表达的却是苦难对人的起码尊严的摧毁。
“骆驼祥子”一样的陈道生显然不是特例，作家的人生体验和读者的生活经验都自然地指向一个群体，所谓的“底层”，很自然地将陈道生作为一个底层符号。因此，陈道生的遭遇只是一个缩影，他所居住的76号大院的每家每户几乎都是与陈道生过着一样的生活。许春樵通过小人物陈道生的人生经历展示了底层苦难的普遍性，定义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无产者阶层，破烂、肮脏、嘈杂和营养不良是它的基本生活属性。它的存在与繁华的现代都市形成了鲜明的映照，更可看作是它发展的“疮疤”。 但是逆境并没有彻底摧毁主人公陈道生的生命意志，他如同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的样子一样，有着一种努力向善的意志，那就是试图通过诚实的劳动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但也如祥子一样，他的这种努力失败了，或者说他的这个阶层的努力都失败了。只不过老舍笔下的祥子在失败之后顺应社会的要求变成了流氓，而陈道生却依然故我。这是陈道生们的愚拙，但也是陈道生们的坚持。但正是这样的坚持让我们感受了更多的苦难和悲剧。因为祥子变成了流氓，他的苦难给我们造成了尴尬，但也因此给我们在道德上获得了舒解的口实，因为他通过流浪这种生活方式向社会实现了报复。而陈道生却没有，他的一切苦难及因此所造成的精神积压最终只有通过读者的怜悯和同情心才能得到释放。因此，这部小说在阅读时给人一种令人不堪的窒息感觉，不是说小说的情节如老托尔斯泰的《：复活》充满了太多的道德说教，而是其中有太多的苦难淤积，完全没有一丝的生活亮光。这是一部有着太多的传统戏剧元素的“苦情戏”。 苦难是诱发同情的酵母，而同情是对身处逆境者和弱者的感同身受。陈道生和他的大杂 院乡邻的苦难引发了作者和读者汹涌的同情，其悲情的程度一点也不少于雨果的人道主义力作《悲惨世界》。在苦难的层面上，许春樵表达了作为社会良心的对于底层社会的人道主义同情。为此，他甚至不惜一切地动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将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到陈道生的生活中，塑造一个受难的“典型”。
苦难可以引发同情，但却不能够令[来自www.Lw5U.com]人肃然起敬。因为敬佩是对精神意志的折服和慕羡。一个秦香莲式的人物可以引发同情，但却难以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因此，要使这个受难者赢得敬意就必须在他的意志品质上增加素材。作为一个资深的小说家，许春樵当然明白这样的道[来自WwW.lw5u.com]理。所以，当陈道生这些穷人“穷”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作家许春樵所能给予他们的便只剩下“骨气”，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了。展现苦难显然只是《男人立正》的一面，在更为重要的一面，他试图传达的是“男人立正”的精神，所谓男人面对苦厄之境依然保持道德良知而不随波逐流的穷人意志，也就是传统儒家的“穷而不失其志”的精神。陈道生是一个走投无路却又坚持以立正姿势站在人生舞台上的男人。
穷人和他的精神和道德意志的高尚性在中国文化伦理中有着宿命般的关联。这种关联既是中国传统儒家重义轻利道德思想的表现，更是中国儒家激烈落魄知识分子的励志素材。这种关联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中得到了赓续，中国无产阶级“先进性”更是在阶级性高度上将穷困和理想主义的道德进行了更为致命的铆合。这在文学上最终体现为叙述上的无产者形象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经历了红色革命时代的文化实践的洗礼，基本上被固定在了穷人的身上，因此可以界定为“穷人的道德理想主义”。
纵观中国现当代革命文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穷人的道德理想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互助精神。“互助”可能发生在所有的人之间，但在革命文化的叙述中，却习惯上被看作是穷人间才会发生的美德。它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境遇的感受。小说中的76号大杂院具有传统田园时代的道德理想主义象征物的色彩。因为是平房大杂院，各成员之间能够相互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作为封建时代家族院落的最后遗址，亲情在其间弥漫。 “76号大院子里住的都是穷人，穷人的日子是靠互相帮衬着过下去的，谁家烧饭做菜缺盐少酱油或忘了买大葱生姜，到邻居家厨房里拿了就用，跟共产了差不多，几十年来的日子就这么从解放前一直过到了解放后，毫无变化。”在陈家女儿小莉因贩毒和卖淫而被逮捕之后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力所不及仍慷慨给予的帮助。就是现在已经发家致富的刘思昌也充满了豪侠之气，当陈道生上吊自杀之后，是他义无返顾地缴清了医院的医药费。二是精神的自我完善——诚信不欺。陈道生虽然生活无着，但他做服装生意却坚决不卖假名牌；刘思昌虽然“欺骗”了陈道生并最终导致了陈道生的苦难，但他最后还是回来了。叙述本文给了他一个道德的豁免：他是因生意失败而逃走，而不是有心赖帐。当然这个诚信不欺的“典型”非主人公陈道生莫属。受骗之后的主人公，为了维护自己在亲朋街坊中的信誉，他开始了八年还债的苦难历程：卖糖葫芦、蹬三轮、卖西瓜、贩菜、卖血、去医院做护工，甚至到殡仪馆当背尸工，自己辛苦经营的一个小小服装店也被讨债者分割，贪图安逸的妻子也愤然离开了他，历经种种磨折，最后在亲戚和一个好女人于文英的全力帮助下，在乡下承办了一家养猪厂，终于还清债务。对于他所承受的债务，就他自身的处境来说，完全可以耍赖。但陈道生却没有，而是人不死债不烂。通过陈道生的还债事件，作家将陈道生从卑微提升到了高大，甚至伟大。三是不拔的忍耐精神。骆驼祥子最初是有韧性的，但他的韧性最终折断在社会的恶流之中。而陈道生则不然，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绵软的人物，但在绵软之中却有着永不放弃的韧性：遭遇一切苦难，都自始至终保持着道德的底线——诚实的心性；遭遇一切苦难，却始终对生活存在着些许的憧憬。
小说浸透着一种我们在《复活》中所见到的道德良知氛围，那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使整个1990年代的纸醉金迷成为了灰色的幕布。“这部小说通过陈道生这个小人物悲怆的生活经历，力图唤醒人们渐就麻木的诚信、责任、廉耻和悲悯意识，在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中试图重新构筑社会的信任与道德理想。”（邱华栋：《男人的传奇——读许春樵（男人立正）》）还有一个层面，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二律悖反问题。76号大杂院对陈道生的“集资”是令人感动的，但这种感动反过来加重了主人公的道义负债。就如同我们对待陈道生这个人物一样，一方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坚守人的起码的道德立场，但是另一个方面，丛林社会所奉行的是丛林原则，而我们主人公所奉行的理想主义道德原则很难适应这个社会，当然也很难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因此，在阅读的时候，我真的希望陈道生能够干一些坏事。像他这样被社会逼到了墙角的小人物，就是干一些坏事也是值得原谅的。更重要的是，假如他干了一些坏事的话，就可以减轻他的形象所给予我们这些读者的道德重压，缓解我们的负疚感。
道德沦丧的时代，谁人能坚守底线？读了许春樵的小说《男人立正》，这样的答案是明确的，那就是底层，也就是人民。人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德性，我的主张是人民或者说底层，与所有的社会人群一样，在道德上没有优越性可言。但许春樵通过下岗职工陈道生的还债行为，对底层社会的德性进行了理想主义的塑造。莽原生在《臭皮匠，诸葛亮与李敖的“进步观”》一文中批评我的人民性观点（方维保： 认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 “他不懂得，民众的互相救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常会发生。在困苦的境遇下，有人把一碗饭分给他人半碗，常是很自然的事。车夫在做那样的事情时，是觉得他应该做，他必须做，这是他的‘道德规范’所致，他没有想坐在车上的先生怎样看他。而鲁迅的感慨，是鲁迅的事，还因此感到威压，看出自己的‘小’，这也正是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在批判社会的时候，也在剖析自己。而方维保对这件事的怀疑，恐怕是他的理论出了问题。”尽管我在评价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的时候对其中的车夫形象从审美上进行了怀疑，但是我并不否认小说中的车夫在道德上的意义。同样，我也不否认许春樵小说所塑造的陈道生形象所给我的震撼和感动。文学的吊诡在于，理想主义之下塑造的典型形象虽然具有艺术上的虚假性，但通过这样的符号所传达的道德精神依然能够浸润人心。所以，小说家邱华栋在读了《男人立正》之后认为，这部小说具有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忏悔和世界拯救精神。我是极为赞同的。人道主义对底层形象的处理，向来是理想主义的。尽管这样的处理在审美上具有空洞的特性，但是这都不能否认这样的形象的道德意义。但是，底层或日人民，作为个体形象，并不排除他们中的个人甚至很多个人具有道德上崇高的特例；但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集体形象，赞颂他们整体的道德优越性，是值得怀疑的。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而不是民粹主义，也不是启蒙主义的立场是合适的。 在宗教的意义上，苦难是通往道德净化的重要途径。但苦难本身并不能净化人的灵魂，因为它只是一种实在的承受。如若要实现净化的目标，受难主体就必须在苦难中反观并获得启悟。就如重负的纤夫完全没有美感，而画家笔下的纤夫却给人以心灵的洗涤一样。文学的讲述为反观和启悟提供了理想的场域。只有在讲述中，形象主体的精神和美感才能呈现，作家的怜悯之心才能表达，而读者的怜悯之心也才能被激发。因此，讲述故事，或者说讲述苦难的故事，是文学天然的意义所在。阿伦特引用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森(Karen Blixen，笔名Isak Dinesen)的话说：“你如果能把苦难放进一个故事中，叙述出来，你就可以承受任何苦难。”苦难将人类尊严的遭遇展现了出来，也就将尊严的内涵从一种反面进行了阐发。苦难故事能够激发起“热爱人类尊严的勇气”。
许春樵曾经说过，文学需要一批安贫乐道、灵魂纯净并能矢志不渝、坚贞忠诚、对文学满怀敬畏的人去捍卫和坚守，就像一个教徒对神的膜拜与牺牲。在宗教的意义上看文学，文学不只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种修行。他的这番话是就作家对文学的态度而言的，而假如结合俄罗斯人道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的文学观来思考的话，我觉得把这番话移植到他对人民的态度上来再合适不过了。对人民尤其是身处苦难的底层能满怀着敬畏和忠诚，在立场上卫护他们，在情感上同情他们，把他们视同自己的父母之辈，怀着一种责任，去表现他们，并在他们的苦难中净化自己的灵魂，这正是一种功业，也是一种“道德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