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曾在《莫须有先生传》中借传主莫须有先生之口说过， “大凡伟大的小说照例又都是作者的自传”（《骆驼草》）。废名的小说创作，除少数者外，包括《桥》 《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长篇小说在内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其中，不少作品又是直接取材于其童年经验或以其童年生活经历为蓝本而创作的。
1916年，快满16岁的废名第一次离开黄梅到省城武昌，进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学档案中记载他的入学年龄为18岁，可能是因故虚报的）。此前，废名在故乡度过了他的整个儿童期。他自己也说过：“我的儿童世界在故乡。”（天津伏公报·星期文艺》）这一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废名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不仅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对其日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通读废名的著述不难看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人事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 其一，阿妹之死。 废名有兄弟姐妹6人，妹妹阿莲生于1912年6月30日，天真、活泼、驯良、懂事，但命运对她实在太不公平。出生不久，她差点成为他人的童养媳；从周岁起便患耳漏，恶臭难闻；后不幸得了痨病，因不受父亲重视而未能得到及时医治，死时年仅7岁。妹妹的早天使废名第一次尝到了失去亲人的苦痛，给他的精神创伤是巨大而严重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埋在高高山顶上的阿妹不啻是压在他心头上的一座“坟”。1923年，废名在远离故乡的北平，以阿莲为原型创作了一篇题为《阿妹》的短篇小说。小说一开始就写道： “阿妹的死，到现在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今天忽然又浮上心头了，排遣不开。” （《竹林的故事》） 《阿妹》虽为小说，但毋宁说是一篇祭妹文，一篇悼念阿妹、寄托哀思的感人肺腑的至情之作。
其二，病痛折磨。
在《阿妹》中，废名也写了自己（“我”）的病：“六岁的时候，一病几乎不起”，“五年的中学光阴，三年半是病，最后的夏秋两季，完全住在家”（同上）。在同年写的短篇小说《病人》中，废名较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病状。小说中写道： “没有谁的病比我更久，没有谁尝病的味比我更深”， “我的病状很罕见。起初于颈之右侧突然肿起如栗子那样大小，经过半年，几乎一年，由硬而软，终于破皮而流脓；接着左侧也一样肿起，一样由硬而软而流脓，然而右侧并不因先起而先愈；颈部如此，两腋又继续如此。”“我”因病回到家后， “母亲解开我的衬衣，我也数给母亲，这是先起，那是后发。我从此知道我的患处实在疼痛，我的心极力想陈述我[来自www.Lw5U.coM]是怎样的疼痛，我的眼泪也只用来压过一日中最难抵抗的疼痛”（《努力周报》）。废名所患的是瘰疬，即淋巴腺结核病。严重的病患，对废名的外貌和心灵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病愈后，他的颈部和腋下留有许多疤痕，说话时声音也因之显得沙哑。在后来的作品中，废名一再提起自己的病。如在（馍须有先生传》第四章《莫须有先生不要提他的名字》里，房东太太看到“莫须有先生的可怜的皮骨”时，问他： “哎哟，莫须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莫须有先生答日： “过去的事情不要提，我也算是九死一生了……我害了几次重病，其不死者几希。”（《骆驼草》）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第十五章《五祖寺》中，莫须有先生说他六七岁时大病一次， “这一病有一年余的时间，病好了，尚不能好好地走路，几乎近于残废，两腿不能直立”。还说这场大病给他“留下一个阴影”， “空气很是黑暗”（《文学杂志》）。
其三，私塾教育。
废名在黄梅县城大南门内的都天庙断断续续上过近4年的私塾，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感受和记忆却是非常深刻的。几十年后，废名“每每想起他小时候读书的那个私塾”，屡次称之为“黑暗的监狱”，简直是“一座地狱”、“名副其实的地狱”；说他小时所受的教育等于“有期徒刑”， “乌烟瘴气，把一颗种子盖住了”。1947年，他写了一篇散文《小时读书》，将他“小时候读《四书》的心理记下来，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南昌《中国新报·新文艺》）。抗战时期，他在黄梅乡间听到一所私塾传出学童的诵读声，愤怒至极，斥之为“冤声”；把小孩子所读的课本，视为“中国儿童的冤状”，恨不得“火其书”。在他看来， “旧时代的教育是虐政”， “教育本身是罪行”，而儿童教育是“残害小孩子的教育”，是“黑暗的极端的例子”。他发誓将来要写一篇小说，描写乡村蒙学的黑暗。但是，自由的种子终究是盖不住的。教育虽说加害于他，而他自己反能得到心灵的自由，从《四书》的阅读中获得一定的乐趣和喜悦，在“坐井观天”的黑暗世界里自找一点阳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又说他想起小时候读书的那个私塾， “简直憧憬于那个黑暗的监狱了”，如果指定他以那个私塾的一切为题材写一部小说，他可以写成一个“奇异的乐园”（（《文学杂志》）。
其四，游五祖寺。
五祖寺是黄梅县两大名寺之一，是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于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主持建造的，位于距县城约二十五里的东山，故又名东山寺或东山五祖寺。废名在6岁以前没有离家到过五里以外的地方，很小的时候，曾站在城墙上“看见五祖寺的房子，仿佛看画一样”，可望不可及。但是，他同五祖寺“简直是有一种神交的”（《文学杂志》）。有一回，父亲因为是地方绅士，五祖寺传戒被请去观礼，给他带回了一个小木鱼，他喜欢得不得了，心中萌发了对五祖寺的无限向往之情。后来，他两次到过五祖寺。一次是大病初愈的时候，随外祖母、母亲、姐姐等人到五祖寺烧香，目的是为他求福。但是，因山路车子不能上去，而且自己腿脚不便，所以只得一个人在山脚下的一天门茶铺里等候，五祖寺在他等于是“过门而不入”。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对废名的影响非常之大，一是使他学得了“忍耐”，二是一天门以上的“夜之神秘”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记忆”（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另一次是在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因团体旅行而游五祖寺，并在山上住了一宿。这一次，废名终于能够“游”五祖寺了，他真是“喜得不亦乐乎”。不过， “这回的游五祖寺，与那回的系于一天门，完全是两件事，各有各的优点了，后者不为前者之补偿，都是独立自由”（（《文学杂志》）。黄梅县素有“禅宗圣地”之称，废名的作品禅味甚浓，与这种特有的地域文化的熏染是有一定因缘的。 其五，女性世界。 废名的小说有一种“女性美，少女的美”（汪曾祺：《万寿宫丁丁响——代序》），这种美的生成主要得之于其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而这些描写对象大多则是废名童年记忆的复现。同以父亲为中心的男性世界相比，废名更关注以母亲为中心的女性世界。在封建宗法制时代，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对废名的影响也更深、更大。上世纪三十年代，废名曾在其友人的结婚纪念册上题有一首小诗： “小桥城外走沙滩，至今犹当画桥看。最喜高底河过堰，一里半路岳家湾。”这是废名小时的生活环境，是他的儿童世界，也是构成其众多作品的一个公共的文学背景。废名家在县城，但他常住在离城不过二里路的外家岳家湾，即《桥》中的史家庄。《桥》中那位慈祥可爱、乐善好施的史家奶奶就是废名的外婆。在外家，同他玩得最多的是二舅的女儿“芹” （后做了他的妻子）、姨妈的女儿“柚子”，后都成了《半年》 《柚子》 《鷓鸪》《桥》等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原型。 《初恋》中的银姐，《我的邻居》中的淑姐，《去乡》中的萍姑娘， 《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桃园》中的阿毛，乃至《桥》中的细竹、狗姐姐， 《莫须有先生传》中的鱼大姐等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废名童年经验的印记。而给予废名印象最深而且影响特别大的则是他的一位婶母。婶母家在小南门外，其临河的茅草屋是本族的人帮她盖的。她年青孀居，有三个儿子，后都在外面流亡死了。她替城内店铺里的学徒洗衣，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抚爱他们。废名兄弟几人非常喜欢婶母，爱到她家吃饭，几乎都是靠吃她家的饭长大的。在废名看来， “婶母家形式虽孤单，其精神则最热闹”。同外家相比，婶母可谓“贫无立锥之地”，但正是她的贫使得废名富有。在他的心目中，婶母简直不是人而是“神”。当他听说有一后生利用婶母的茅草屋开茶铺且同婶母相好的“闲话”时， “愈觉得婶母是神，她神圣不可侵犯”。几十年后，婶母的家虽然只剩下一片沙砾，但在废名的记忆里却依然“新鲜如故”（《华北日报·文学》）。其代表作品《浣衣母》，即是根据这位婶母的部分事迹而创作的。
1930年，废名曾以《往日记》为题发表过一组回忆其孩提时代往事的短文。在前记中，他说“我向来以为一个人的儿童生活状态影响于他的将来非常大”（《华北日报·副刊》）。废名所言极是。短暂的童年经历赋予了废名丰富而独特的人生体验，正是这种丰富而独特的童年经验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成为他创作上用之不竭的动力源。同时，童年经验作为一种意向性结构或心理定势，在某种意义上也制导着废名的个性特征、生命意识、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情感基调以及艺术风格。 童年经验作为创作资源，往往是潜藏于作家的脑海深处的，只有在与作家的当下经验有某种契合时才会被激活，才会被相应地召唤出来。这也就是说，童年经验进入作家的视野，必须“有偶然机遇的触发，有相互吻合的或对立的情感心境作为中介”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废名常常由于某种偶然机遇的触发，引起他对童年往事的频频回顾。废名曾说，他是直到自己做大学生时才是真正做小学生，才感到有丰富的儿童世界。他最初读的外国文学作品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令他惊喜地感到儿童生活原来都是文学。1926年6月10日，他逛北海，到什刹海，过小木桥，便“想起儿时见了桥是怎样的欢喜。倘若把儿时所欢喜的事物一一追记下来，当是一件有趣的事”（<丝》）。有一天他读老子《道德经》中“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句，很有感触，于是想起小时曾“背着木匠试用他的一把快斧把我的指头伤了”（天津（伏公报·星期文艺》）。读俄国作家梭罗古勃的短篇小说《捉迷藏》，遂引起“寂寞的共鸣”， “心想我也来写一篇《打锣的故事》罢” （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读《诗经》中《关睢》《匏有苦叶》，“每每是回忆故乡小南门外的情景”（《华北日报·文学》）。再如，收到周作人的一封信，看到信封上有“砖鱼”，于是“我不知怎的小时有许多可记忆的事情，也记得钓鱼，最记得族里一位叔叔钓”，并由钓鱼的竿而记得自己曾想在故乡城外河边竹林里偷得一竿竹子的事。在北平看见雨天小孩们趟河、听到蛙声，感到有一种“淘气的空气”，记起小时偷敲和尚或道士法坛上锣鼓的情形（《宇宙风》）。看到自己的两个小孩拣柴，想到“我做小孩子时也喜欢拣柴”， “喜欢看女子们在树林里扫落叶拿回去做柴烧”（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5年，黄梅初级中学第九班学生毕业的时候自办同学录，请废名写序。开始他不肯写，因为学生在校赌博，不听师长教训。直到有一学生代表向他当面认错后，他才写了，并借机把他“做中学生以前的事情检察一番”，说他小时“不能算是好孩子，也不能算一个用功的学生”，但这个“坏孩子”与现在的他却没有关系。可见， “坏事是无根的，如梦幻泡影”（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废名就是这样常因当前所读之“书”、所遇之“物”、所经之“事”、所见之“景”，所闻之“声”等中介的作用而不自觉地“想起”、“记得”、“记起”小时的种种生活情景。这种情况，在（馍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莫须有先生（废名）回到家乡，时时有一种“故地重游”、“旧雨重逢”、“朝花夕拾”之感。
废名如此专注其儿童生活，自然与他那种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自己儿童经验的书写和对幻美儿童世界的构筑，来释放眷念家园的游子情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缺失性经验，在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寄寓着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审美追求。废名的同窗好友梁遇春在《第二度的青春》中说，像废名这样的人“天生一副怀乡病者的心境，天天惦念着他精神上的故乡”， “大好年华都销磨于绻怀一个莫须有之乡，也从这里面得到他人所尝不到的无限乐趣”。真可谓是知己之论。
陈建军：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演讲学．著（编）有《废名年谱》 《废名研究札记》 《废名诗集》《废名讲诗》 《演讲理论与欣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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