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宫殿》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复杂文本。它有些像文化散文，有些像学术研究，有些像历史小说，有的地方甚至透露出武侠的痕迹。它的形貌令人捉摸不定，随着阅读的深入愈显得神秘莫测。它在一定程度上修改着我们的阅读经验，取代传统历史演义的线性叙事体系的，是一种更加立体的叙事方式，作者仿佛在空中同时打开无数扇门，我们可以由任意一扇进入。我相信每个进入者得到的感受都会大相径庭。与传统的叙事者不同，作者并不企图呈现什么——诸如所谓“鲜为人知的史实”，而更加倾向于改变叙事者在文本中的垄断性，为阅读者提供更多的入口和出口，使他们的思想不是通过阅读被囚禁，而是在阅读中获得自由。这赋予《旧宫殿》极强的叙事探索功能，并使它凸显于同时代许多作品之上，显现出极强的特异性。
祝勇把《旧宫殿》的写作归结为“综合写作”。像这样的写作，的确需要同时调动诸多写作资源，然而《旧宫殿》的成功在于它并不是各种历史信息的生硬堆彻，而是像精密的齿轮一样彼此咬合，为整部作品注入了极强的动力，推动作品像层层剥茧一般深入下去。评论界将此称为“互文性”写作，即不同性质之间的文本相互参照，产生的结果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叠加，而是化学意义上的激变。 应当说，在祝勇的所有创作中， 《旧宫殿》是最成功的一部。他在这部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游刃有余——他的学术功底、语言优势和驾驭叙事的能力。我赞同祝勇的说法： “在今天，要想较为恰当地展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世界，综合写作就是不可避免的……单一的文体模式在运用上十分单调和单薄，与历史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祝勇也因此开始了一种离经叛道式的写作，他变得桀骜不驯，甚至胆大妄为。他无疑在进行一次写作冒险，他可能成功，也可能粉身碎骨。这种冒险不仅需要勇气和野心，更需要经验和自信。 《旧宫殿》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容器，它使我们有了面对历史的可能。我们有可能通过一部文学作品来面对历史，而不是通过史学。有的时候虚构比史实更加真实，因为它更符合历史的逻辑。这就是祝勇在<日宫殿》中明目张胆地进行虚构，并将之与“史实”交叉使用的原因。至于将这部作品归结为小说还是散文，那大概不是作者所关心的。
[来自Www.lw5U.com] 旧宫殿（即北京故宫）的兴建者是明成祖朱棣——中国历史上一个以野心而著名的皇帝，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之一。然而，祝勇却引领我们穿过金碧辉煌的殿堂，而深入无数阴冷的角落，去领教那些在神圣外衣包裹下的污浊与残忍。故宫有九千多间房屋，而我们每次游览，看到的却永远只是三大殿和寥寥无几的几个侧宫。旅游管理部门封锁了游客进入其他房间的道路，而从精神上进入其他房间的道路却是我们自己封闭的。在祝勇的《旧宫殿》中，所有被封闭的道路，[来自wwW.lw5U.com]都热烈地但同时也是充满悬疑地敞开了。金碧辉煌的宫殿是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出现的，而所有阴谋的产生过程，却被时间隐去。 《|日宫殿》使我们目睹了被隐去的可能性，看到了在时间中看不到的部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于权力暴力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暴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核心，在封建中国尤其如此，这是人类自动物社会继承的传统，小至家庭、族群，大至国家，概莫能外，也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对暴力的漠视，不是无知，就是伪善。 《旧宫殿》中不乏对酷刑的描写，而且有意把它们安排在宫殿之上，这表明了作者的别有用心，那就是通过对暴力的揭露和批判，解构权力的神圣。光芒万丈的永乐大帝，也在这种解构中变得体无完肤。然而真正的恐怖并不是由刑具带来的，而是制度。就像《旧宫殿》第五十一节所写：
这场被史学家命名为“瓜蔓抄”即顺
藤摸瓜的杀戮不断被扩大化，它像瘟疫一
样蔓延着，掩盖着皇帝内心深处的不安。
二十年后，政敌们连一个细胞都不存在了，
杀戮还在继续——它已成习惯。
朱棣个人发动的恐怖行动必然造就并
依赖一种国家体制，当这种体制出现后，
个人（即使是皇帝）的重要性就已减弱，
如同上帝创造了死亡，而他却无力阻止死
亡。体制本身会依靠自身的机能生长和运
转。在政敌消失以后，体制还会物色甚至
虚构出更多的“敌人”，惟其如此，这种体
制才能存活下去。刀如不饮血，就是一堆
废铁。
而祝勇把所有暴力的原动力归结为欲望（包括一切欲望）。作者把《阳具》作为全书的核心，使其成为一种深具隐喻性的意象。在本书的指引下，我们见证了另外一个故宫，以及其中由所有神话、谎言和暴行重合而成的复杂影像。
《旧宫殿》是祝勇精心设置的一个历史迷宫，它华丽而苍凉，妩媚而毒辣，庄严而污秽。它诱惑我们走进去，让我们陶醉其中，浑然不觉，而作品中所有通向历史暗角的路径，都尽在作者的掌握之中。作者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巫师，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窥视着历史，也占卜着我们的将来。
莫言：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作家。著有《莫言文集》五卷。
（责任编辑：许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