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简介
丰子恺，浙江桐乡人，生于一八九八年。一九一四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业于名师李叔同（弘一法师）。著名画家，散文家，美术、音乐教育蒙和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均有卓越成就的文艺大师。同时，他还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翡启蒙者之一，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 [来自wWw.lw5u.com]《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等著作，一生出版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解放后，曾任上海美协副主席、主席，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画院院长等职。十年动乱期间，因身心长期遭受迫害，积郡成病，于一九七五年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丰子恺的散文，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吏上有较大影响。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 《艺术趣味》《率真集》等。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和深刻的人生哲理，在现代白话散文中别具一格，自成_家。
这里所选的丰子恺的几篇散文，不一定是其最佳, .却肯定是最有特色的。至于各位学者的欣赏文字，作为一家之言，读者也不妨一读，但愿多少会给大家一些启示。 丰子恺生活中的一个细节很值得人们玩味，也请人在自己常用的一只烟嘴的边上用细字刻上了清代僧人八指头陀的一首赞美儿童的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其实，此诗正可以体现丰子岂的儿童观，也是解读他众多儿童散文的一把羽匙。
神明、星辰、艺术与儿童 作为丰子恺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儿女》集中体现了丰子恺对孩子的眷恋和他的童心与童趣。作品一开头写他自己把四个孩子送回乡间，独自回到上海，然“心中不绝地浮起这两句《楞严》经文：‘十方虚空在汝心中，犹如白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送走孩子，本欲获得清闲，但实际上却“只赢得世故尘劳，作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独自回到上海的他，送出了往日与孩子同居时的一些生活物品，却舍不得将四双破旧的小鞋子送掉，而是整齐地摆在他自己的床下，从而获取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邻居的友人说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逼人，他才悟到自己的痴态而把它们拿掉。床下的鞋子是拿掉了，但驱散不了丰子恺的疑云。当他回到乡间，被一群孩子围着的时候，再对照自己在上海独居的生活，他终于自伤： “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于是他以欣赏者兼评判者的目光审视眼前所发生的鲜活事例：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
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一一九岁
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
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树荫下，坐在地
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
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
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
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
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
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
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
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
“ngam 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
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
他的诗： “瞻瞻吃西瓜，宝姊姊吃西瓜，
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
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数
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
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 “四个人吃四块
西瓜。”
对于孩子们的如此“杰作”，他不无得意地在内心里作了评判：这三岁孩子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地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孩子把欢喜的感情“翻译”成[来自WwW.lw5u.Com]了诗，略打一点折扣。至于另两个孩子的散文和数学的表现，就比较肤浅一点。但无论是好是坏，他都觉得孩子们都把“全部精神投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所以他慨叹： “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他热爱孩子，并认为自己的心为四事所占据，那就是：“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长者的微笑
欣赏丰子恺的《儿女》，不能不联系到朱自清的同题散文《儿女》。朱自清的《儿女》也发表在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期上——这是他俩的共同好友叶圣陶的有意安排。其时恰逢《小说月报》原主编郑振铎出国，叶圣陶临时代理该刊主编。叶圣陶就约请同龄且同时都已有5个孩子的丰子恺、朱自清写一篇同题散文《儿女》。丰子恺在作品中能首先体会到孩子们有如此可爱之处，能对孩子们作这般尊崇，而朱自清则在文中把带着一群孩子视为“蜗牛背了壳”并发出“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的感叹。两篇《儿女》是同时发表的，所以丰子恺《儿女》中所写的内容在朱自清写作时未必清楚，但由于朱自清显然对丰子恺的儿女观十分清楚，于是他也在文中羡慕起丰子恺来：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我对他们只有惭愧！”有趣的是，朱自清在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可奈何；有时竞觉得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烦孩子烦到了这个程度，那么起因又是什么呢？原来不过是孩子们的吵闹：“……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佣人；便立即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 ‘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 ‘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了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其实，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丰子恺的家里，最好的例子是丰子恺有一幅题为《星期日是母亲的烦恼日》的漫画。画面上是几个淘气的孩子在家里打得不可开交，他们把电灯打歪，把痰盂碰翻，任凭母亲愁眉苦脸地吆喝，他们仍是照打不误。然而，画面上是这一片恼人的场面，但人们不难想见，作这幅画的丰子恺或许正对此场景发出一种长者的微笑。他似乎对孩子总有一种充分的理解，这也就难怪丰子恺在自己这篇《儿女》一文中表现出了另一番情味。丰子恺在《儿女》中也写到这样一件事：平时，他书桌上的文具总是按一定的秩序安放，不喜欢别人任意移动，但孩子则不然，出于好奇，一爬到他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 （丰子恺也有该题材的漫画，如《爸爸不在的时候》等）丰子恺也有骂孩子、打孩子的冲动，但他跟朱自清不同的是，“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一是“奉还”，一是“抚”，爱怜之情、理解之心顿现纸上。
体贴入微之爱
丰子恺的“儿童散文”大多写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像《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 《儿女》《给我的孩子们》和《忆儿时》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丰子恺之所以有众多描写儿童的散文，用他自己在《儿女》中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的生活，与孩子们那种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比起来，是虚伪、变态和残废。他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也写道：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屈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这段话，其实也正是八指头陀诗中所谓的“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在丰子恺的眼里，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纯洁无瑕的，才是值得憧憬的，而一旦长大成人，接触并染上社会中的负面习性后，就失去了值得憧憬的价值。他的儿童观与冰心在爱的哲学里避风、郭沫若推崇歌德对小儿的尊崇的态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宁愿称颂因年幼无知却尚能保持彻底的真实而纯洁的儿童生活。
丰子恺的散文创作与他的漫画创作一样，大致上有一个轨迹可循。丰子恺在1947年所写的《漫画创作二十年》一文中曾经对自己前期漫画创作做过这样的回顾： “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自己觉得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这种分期法基本符合他的漫画和散文的创作实际。就他的散文创作论，如果说写于1925年的《东京某晚的事》反映了作者向往“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的大同世界的话，那么他以后各时期的散文可谓都是他在各个不同阶段的思想反映。他苦闷过，就像钛账簿》中问的那些为什么？他曾沉浸在儿童的世界里，像《儿女》一样毫无保留地赞颂儿童的天真无邪；他也斥责过社会的不平等，如《两场闹》 《肉腿》等，而当抗战爆发后，他居然也能以笔代枪，以一个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抗战的文化宣传战线上。然而就作品的艺术性论，丰子恺的那些写儿童的散文与他的其他散文相较，其成就无疑是最高的。像《儿女》这样的作品，作者决不通过枯燥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而是通过对比、白描等细腻的笔触很自然地表达思想情感和理念。同时，也通过这些具象的事例来对成人生活有所反省，言词之从容、淡定，极易感化读者。丰子恺散文朴素自然的文风，同时代人赵景深在《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中这样评论： “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语言文字如此，那么对儿童的爱心如何呢？对儿童，冰心可谓极具爱心了，但在郁达夫看来，她对儿童的爱，仍与丰子恺有差别。郁达夫说： “（丰子恺）对于小孩子的爱，与冰心女士不同的一种体贴入微的对小孩子的爱，尤其是他的散文里的特色。” （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40年版，第220页。）确实，在现代作家中，恐怕很少有像丰子恺那样对孩子有着一种体贴人微的挚爱情感。而且，丰子恺不仅疼爱自己的孩子，他对普天下的儿童亦颇具爱心与同情心。例如在1934年7月23日《申报·自由谈》上有一篇丰子恺题为《穷小孩的跷跷板》的散文，同时附有两个小孩用两条长凳玩跷跷板游戏的图画。丰子恺特别附注文字：“世间倘有看了我的仿画而教孩子们做这游戏的人，务必关照孩子们， ‘当心轧手指’！那板凳的交叉点之处很危险，手不可伸过去。细嫩的手指被轧了一下，不是耍处。”对孩子这样的体贴之爱，的确是其散文的特色，而《儿女》就是他这种体贴人微之爱的标志性作品。
陈星：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编审。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艺术教育研究。著有《白马湖作家群》《重访散文的家园》 《丰子恺漫画研究》 《丰子恺新传》等50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白马湖派”到“开明派”演变研究》，多次获全国、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为浙江省“五个一批”理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