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
对于许多诗人来说，写诗要有对日常生活“硬事实”和已成的情感经验的“仿真性”。诗人要做的工作是对这些“可靠”的材料进行提炼、组织，谁干得出色，谁就赢了。近年来现代诗的流行写法就是如此。这也带来了现代诗准确、恳切的意蕴和语调。我想将这种写作概括为“我看到，我写出”。
相对于这种流行写法，在当下诗坛遭到背弃或抵制的是“我写出，我看到”的写作。诗人凭借丰盈的想象力和神奇的语言天赋，写出什么才出现（看到）什么。这路写法之所以遭到背弃或抵制[来自www.lw5U.coM]，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这路写法较容易蒙事，使众多骨子里没啥名堂的“嗜诗症”患者，凭一点点怪癖和把玩语言的技巧来瞒天过海。读者一旦识破，就会产生抵制心理，并广泛迁怒于所有这类诗人；其二，优异的超现实主义诗歌，需要真正的才能——如果不说“天才”的话。这种才能对诗人而言就是原创力，对读者而言就是敏识能力。而具备这种真正才能的人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永远是极少数。
多多是属于“我写出，我看到”这条文脉上的杰出诗人，甚至是当代实验诗这路写法的源头。他从不追摹日常生活事实，而是不断地发明一种“语言现实”。即“我”写出什么，才出现什么。
这首诗基本的“情理线索”是追忆父亲（也可以说是“父辈”），逝去的一代人在分裂而屈辱的岁月里，“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以及那些粗糙而鲜润，颓废又健康，哀愁却又有秘密欣喜的细枝末节。但其基本“措辞线索”或日中心语象则是“马”。父亲与马是处于同一变化中又彼此打开、彼此发现的互指关系。诗人从领带、裤线神奇地转到“蹄子”，然后一路写开，而不只是象征主义式的以马来隐喻父亲。这正是多多诗歌的既诡异而又精审之处，中国诗坛很少有人能像多多那样，做到将诡异和精审完美地同时呈现出来。
这首诗，随时面临着将要发生的“语言事件”。它是和书写动作同步出现的崭新叙述，或者说语言与感觉同步发生。从开始的“十一月的麦地”到结尾的“伦敦雾中”，像一条历尽沧桑的溜索两端的扣结，坚实而完整地抻起了这首诗的时空喻指；而在弯曲柔韧的溜索中间，有多少心灵的细节，可能的语象撞击速度，感觉的迂回升沉。还有，在溜索之下又有多少逝水的温暖召唤和凶险的漩涡！
《我读着》——“我读着”。我一直以为，对于多多来说，每一首诗至少都有两个主旨，一个主旨是诗歌情境固有的，另一个则是关于写作本身的。也可以说，“写作的可能性”（或日语言的可能边界）本身就是多多诗歌的“主题”之一。因此，诗人说“我读着”本人发明的语言事实，而不是“我回忆”本真的经历，它们是“我”刚刚从词语中一步步读出来的，随写而生，随生即盛，“我”也是自己书写物的读者。另一方面，对读者而言，诗人吁求我们与他一道“读”，即仿照这首诗的写法去读它。阅读也变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写作”，我们在阅读中将这首诗“再写一遍”。
因此，我们其实不必对多多的诗歌意蕴进行固定的“解读”、“阐释”（它更适于智性的象征主义诗歌），而是直接感受即可。对他的诗，知者（感者）自知，不知者永远不知，社会历史式的解读帮不了后者的忙，只会伤害一首杰作。那么朝向这些语词和“音粒”的欢乐吧——“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来自wwW.lW5u.coM]／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对这样的句子，没说的，我狂读享受，并对诗人记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