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
以往对文学名著的研究与欣赏往往侧重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叙述语言、思想内容等方面，其实，在名著问世和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有许多读者意想不到的波澜，这虽然在作品里面看不到，却是作品命运的一部分。以长篇小说《红旗谱》为例，背后就有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是河北蠡县人。他在中学时代经历和目睹了1930年的保定二师学潮和1932年的高蠡暴动。从战争年代到建国初期，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把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惊心动魄事件写下来，并且尝试了短篇和中篇小说。在他担任《武汉日报》社长时，通过老朋友田间，调进中央文学研究所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心里想的就是创作，当时所长丁玲也向大家交代，“梁斌同志是一面工作，一面写作”（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83页）。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梁斌把支部工作推给了副书记徐刚。文学讲习所学员王慧敏回忆，梁斌“无论开会、参观、听报告或到食堂吃饭，一年四季腋下总是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深紫色的大皮包；甚至开会发言时，还用手按着皮包，像怕遗失似的。有时还见他从皮包里抽几片纸记上点什么，很快又把纸片放进皮包里。有的同学提出过意见，[来自wWw.lW5u.CoM]说梁斌同志对支部的工作管得少。直到1957年《红旗谱》问世后，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他那不离身的皮包的秘密——原来这部辉煌巨著的雏形，就在这个皮包里”（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梁斌的小说刚有初稿，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拉上编辑张羽，把初稿抱了回来。萧也牧敏锐地判断，这部小说气势不凡，“将极大地丰富我国近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石湾：《萧也牧悲剧实录》，《江南》，2009年第3期，第154页）。编辑们也认为稿子基础不错，可以列入出版社重点书稿，但需要进一步修改。梁斌很受鼓舞，主动辞去了文学研究所支部书记的职务，到河北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经过半年奋战，将《红旗谱》又改了一稿，交给中青社”（石湾：《萧也牧悲剧实录》，《江南》，2009年第3期，第154页）。中青社的编辑对书稿基本肯定，又提出两条意见，“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梁斌复信表示：“感谢你们尊重我的劳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好一点。”为了节省梁斌跑路的时间，萧也牧1956年底专程去保定梁斌处审稿。看了稿子，他兴奋地说：“这是史诗。”当下和梁斌正式签了约稿合同。文艺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知道萧也牧也是晋察冀根据地出身，对高蠡暴动和那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决定由他当责任编辑。（石湾：《萧也牧悲剧实录》，《江南》，2009年第3期，第154页）萧也牧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上世纪30年代末就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建国初期因为轰动一时的《我们夫妇之间》遭到严厉批判，才不得已放弃了文学创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工作。他呕心沥血，忍受剧烈的胃疼，为《红旗谱》思考修改方案，并对其文字加工润饰。他还拿着清样，找过几家刊物，争取在出书前选发几章。结果没有一家刊物愿意选登。梁斌实际上也遭遇了“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的困难”（石湾：《萧也牧悲剧实录》，《江南》，2009年第3期，第154页）。《红旗谱》终于在1957年底出版了。以后的情况全变了。小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一纸风行，一版再版，被评论界提到了“里程碑”的高度。千里马遇到伯乐，这部名作的诞生堪称顺利。
风波发生在成功以后。
当萧也牧再找梁斌要第二部稿子时，梁斌的稿子却到了百花文艺出版社。这时梁斌已得大名，百花社开出了更高的稿费，把《播火记》连同《红旗谱》的版权一块儿拿走了。梁斌还埋怨萧也牧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
萧也牧不服气。干字18元，三万册一个单位，这在当时是很高的稿费。一般标准干字才6元到12元。《红旗谱》第一次印刷的稿费是四万元。（石湾：《萧也牧悲剧实录》，《江南》，2009年第3期，第155页）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这些革命作家当时都是收入高于平民的高级干部，月工资不过100多元到200多元。丁玲、田间、赵树理、马烽等作家1950年代都在北京买过四合院，一处四合院当时才几千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然不肯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们向中央有关部门告了一状。当时的出版格局是全国一盘棋，不同的出版社之间基本不存在商业竞争，加上实行计划[来自WwW.Lw5u.com]经济，出版社也不在乎盈亏。两个出版社斡旋的结果是，百花社把正在排印中的《播火记》交给了中青社，同时归还了《红旗谱》的版权，中青社也同意赔偿百花社的损失。
中青社拿回了书稿，和梁斌发生了不愉快的萧也牧不便再当责编。《播火记》的艺术价值也没有达到《红旗谱》的高度。
同时，梁斌那边也惹上了麻烦。作家王林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谈道：梁斌争稿费的事，被中青社反映到中央。河北省委知道后很震怒。一般革命干部知道后也很震动。省委宣传部长远千里、省文化局长路一等领导为了保护梁斌过关，劝梁斌把已到手的稿费以党费的名义缴公。梁斌照此做了，但心里并不服气。梁斌说，全国作协邵荃麟和天津作协方纪都同情他。理由是稿费是国家批准的制度，出版社和作者又有合同。（王端阳：《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第127页）1962年，文艺政策一度宽松，“远千里从省委机关党费中提取了几万元对梁斌进行了退赔”。梁斌收下了。（王端阳：《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第128页）王林还谈到：四清运动中，文艺界革命群众对梁斌的大量稿费和生活特殊化又有一种舆论，梁斌也感到压力，这时见到我，不仅说周扬到天津如何见到他，并且说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还带他见了陈伯达。他们家还挂有陈伯达的手迹。梁斌对王林说：“有一次我到招待所去见陈伯达，正碰上万晓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那里汇报工作。我见他们有工作，就要回身出来。陈伯达同志故意大声问我：‘梁斌，你是有一百万元的存款吗？我赶紧回身解释了一下，这几年一共得到了几万元稿费，因为家里负担大和本人有病，花得不少了。陈伯达同志没有听完就哈哈大笑着说：‘我以为你是百万富翁呢，闹了半天才有几万元的稿费！”（王端阳：《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新文学史料，2009年2期，第128页）文革中，稿费问题再次成为梁斌挨批的口实。
现在回头看，梁斌写出了名著，想多得些稿费也符合人之常情。但这场稿费风波反反复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从1950年代末一直闹到“文革”，成了当时文艺政策乃至政治空气由松而紧，由紧而松，再由松而紧的一个缩影。
这场风波也深深地伤害了伯乐和千里马之间的感情。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黄伊讲，“粉碎‘四人帮’以后，梁斌听他讲述了萧也牧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不胜唏嘘，含着泪说：‘没有想到萧也牧比我还惨！我不该那样误解他呀！”’（石湾：《萧也牧悲剧实录》，《江南》，2009年第3期，第156页）
作者：邢小群，学者，现居北京，供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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