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飞
四、对典故加以改变和引申。这一用典方式在前文已经约略提及，阮籍和庾信都喜欢以这种方式来用典，兹各举例以说明之。如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二：“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来自www.Lw5u.com]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运用《列仙传》中郑交甫逢江汉二妃的故事为典，但原典只言交甫见二妃，遂请其佩，藏之于怀，数步而失玉佩，反顾，而二女亦不见矣。在此诗中，阮籍将典故改造成交甫与二妃情爱深浓，相约干载不忘，结果分手之后，交甫即改变初衷，让二妃空自相思，这实际上象征着当时人与人之间交而不忠、始好终弃的浇薄关系。元代人刘履认为这是在讽刺司马昭：“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词以讽刺之。”这一说法究竟是否可靠，也难以确指。著名学者黄节便认为阮籍诗最难理解，其原因之一乃在于用典之关系：汉魏诗用典本极随便，全凭一时记忆，信手拈来，故多与原来故事不同，《咏怀》诗中此类尤多，非细心寻绎，殆难究其指归也。他似乎认为阮籍用典不太精确，致与原典不合。对于这一论断笔者颇难苟同。其实，与阮籍诗类似的用典方式并不少见，比如庾信<燕歌行》中“晋阳山头无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疏。愿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这六句，也对典故进行了改变和引申，如“愿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二句所含典故，本来是指燕将攻占聊城后，被人离间于燕，遂困守聊城。齐将田单围攻聊城达一年，死伤甚众。鲁仲连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入城内，燕将读之，哭泣了三日，不知该归燕还是该降齐，最后自尽。庾信在此完全改造此典，表达了闺中思妇盼望有人能带回远方征夫的音信这一心愿。这种经过改造的典故一般需随文表明其新义，否则将难以被准确理解。
五、用典时对典故意义只取其一端而不及其余。比如庾信《燕歌行》结尾两句“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采用《搜神记》中燕昭王墓前千年华表成精的故事入典，但仅仅借用其字面意义“千年华表”而不及其余；其《夜听捣衣诗》中则有“北堂细腰杵，南市女郎砧”两句，前一句采用《列异传》中一则志怪故事为典：一凶宅中的器物变化成人，比如杵变为人，名叫“细腰”——但也仅仅借用其事物的名称入诗而已。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其二（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则以赵飞燕比拟杨贵妃，以赞颂贵妃之美，这本无疑义。但唐代李濬（（松窗杂录》即巳记载高力士利用此诗在贵妃面前诋毁李白，云李白以飞燕比贵妃，是贱之之甚（飞燕出身歌女），导致杨妃在玄宗面前进谗言，阻止他重用李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与一些李白诗歌的注家便沿用这一说法，还对此诗的其他典故也加以类似引申，比如元代萧士贽认为“云雨巫山”乃是讽刺杨贵妃曾为寿王妃，寿王未能忘情，是“枉断肠”矣，从而认为李白此诗含有讽刺性深意。俞平伯先生的《李白（清平调>三章的解释》-文对这一说法加以驳斥，指出：诗人用典往往只用他一点，一部分。如以飞燕为喻，夸她的美，不正拉扯到“祸水”。如云雨巫山，指君王会合神女，不正想到“聚扈”的怪话。夏承焘先生在<宋词用典举例》中指出姜夔的《扬州慢》以中晚唐诗人杜牧的诗句入典（“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这几句化用杜牧的《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乃是用来指扬州在兵火后不复有昔日的繁华，但被人认为思想性很差，这也是因为把典故所属作品的思想性跟这首词的主题混淆了。两位先生的这一说法当然都很有道理，但我们还是会由此而想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理解诗中典故意义时，如何才能做到恰如其分，而不发生偏离题旨的过度引申？因为根据用典的各种方式来看，除非作者明确限定所用典故的意义，其在诗中的含义都需要读者自己去琢磨与领会。而一般说来，一个典故总是会包含比较丰富的意义因素，被诗人截取入诗的究竟是其中哪一部分，往往并不那么明确，这就具有了发生歧解的可能，比如李白的那首诗以赵飞燕比杨贵妃，固然我们一般会认为他是在称颂贵妃的美丽，但赵飞燕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除了美丽，还具备其他方面的特征：比如她出身微贱、被认为是红颜祸水等。焉知李白没有这些方面的暗示呢？虽然俞平伯先生反驳说：如果李白敢公然讽刺贵妃和皇帝，难道他不怕杀头吗？但是俞先生也没有考虑到：诗歌作为一种暗示性的艺术，有时其暗示义常在若有若无之间，可以说其有，也可以说其无，难以完全坐实。在杨贵妃和唐玄宗一方，也许更愿意认为这诗中只有赞美和歌颂，而不会去将那若有若无的反面暗示义加以坐实，从而自讨没趣。但对于其他读者来说，难道就完全不能认为其中包含着讽刺之意么？
根据我们对诗歌用典情形的了解，在有些作品中所用典故恰恰就同时包含着几个暗示义，或者所用人诗者并非典故字面上所包含的意义，而是字面上没有出现的该典故的其他意义。比如庾信《杨柳歌》中的“连钱障泥渡水骑，白玉手板落盘螭”这两句的后一句乃是讲东晋明帝为太子时，尝游戏殿前，以白玉手板弄铜盘螭口中，手板滑入螭腹，不复能出，后常见一白鼠出入螭口。诗歌用这一典故的这一细节入诗，究竟要表达什么含义？这颇为费解。但联系上下文，笔者以为这里实际上只不过运用了原始典故所包含的“明帝为太子”这一意义，暗示庾信当年所追随的那位“公子”乃是太子，这一含义恰恰不是出现在字面上。我们做出这一理解、判断的根据主要是诗歌上下文以及庾信的生平经历。但是有时也难免出现两个方面信息都不明确的情况，这时极可能对同一典故的理解发生分歧，这大概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六、同一个典故中的两个因素同时被运用人诗。这仍可以庾信的《杨柳歌》为例。此诗主旨乃是追忆诗人早年在梁朝追随太子萧统、萧纲，后来又追随萧绎的经历。因其标题中有“杨柳”一词，而且诗歌又以“杨柳”起兴，以“杨柳”结尾，故其所用典故往往既与杨柳有关，又与诗人的经历有关。比如“昔日公子出南皮，何处相寻玄武陂”两句包含与曹丕有关的典故，而与曹丕有关的典故又与“柳”[来自www.lW5U.coM]有关：曹丕当年曾跟邺下文人同游南皮，后来在他的（（与吴质书》中曾说“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这一典故大概用来暗指庾信当年在江南时追随萧统或萧纲的经历；曹丕又有《玄武陂诗》，其云：“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其中便提到“柳”，又跟题目发生关联。再如“武昌城下谁见移（陶侃镇武昌，课营种柳，有人盗取武昌西门柳，植于自家门前，被侃识破），官渡营前那可知（曹丕《柳赋序》云建安五年随曹操战于官渡，种柳，十五年后，感物伤怀，遂赋之）”两句，也是利用与杨柳有关的典故在咏物的同时又表现人事的变迁。
七、“古典”与“今典”。关于所用典故的时代，王士稹在《带经堂诗话》中云：“或谓作诗使事，必用六朝已上为古，此说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须选择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刘后村（刘克庄）诗专用本朝故实，毕竟欠雅。”@这一说法暗示：入诗典故的时代可能对诗歌的意韵造成一定影响。至少，离读者时代越近之典故可能越不易为人所了解，从而造成理解障碍。但在古代诗文中已有用“今典”者，著名学者陈寅恪于1941年发表<读<哀江南赋>》一文，提出“古典”、“今典”之说：“兰成（即庾信）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后来他又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云：“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陈先生在（（读<哀江南赋>》中所举之一例乃《（哀江南赋））的结尾四句：“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清人倪瑶的《庾子山集注》指出了这四句所用的典故：《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广兵败家居，在蓝田山中射猎，尝夜行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之。从人日：故李将军。尉日：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倪瑶认为庾信用此典，是说自己仍是梁朝的右尉将军。陈寅恪认为倪璠此说“是诚能知今典也”。另一典故出自《史记·春申君列传》：战国时期，秦楚结盟，楚顷襄王派黄歇陪伴太子熊完入秦为人质，后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黄歇便去游说跟太子关系亲近的秦相应侯说：如果放太子回去，他将来做了国君，一定会跟秦友好；如果不放他走，他只不过咸阳一布衣耳。楚国还将另立太子，一定不会跟秦友好。应侯以闻秦王，秦王不许。黄歇便设计令太子改装为楚国使臣的御者逃出秦国。倪瑶认为庾信用此典乃是暗示不仅仅那些滞留在北朝的梁朝王族后嗣有思归之志，其他被俘者也同有此志。陈寅恪先生认为此说则犹未能知“今典”也。案《北史·杜杲传》载：陈文帝的弟弟安成王陈顼羁留北周，周武帝欲归之。文帝大喜，以黔中数州及鲁山郡与周，杜杲奉武帝之命送顼归陈。文帝谓果曰：“此诚周之惠也，然不还鲁山，恐亦不能及此。”杜杲日：“安成之在关中，乃咸阳一布衣耳。然是陈之介弟，其价岂止一城？”数年后，陈顼即位，是为宣帝，杜杲又使陈，宣帝欲以北朝战俘交换庾信、王褒等人，为周所拒。陈寅恪先生认为：庾信必定直接或间接知闻杜杲等人的使陈语录，故在赋中使用此典，以明其思归之志。笔者以为此说甚是。且由此可知：陈寅恪所谓“今典”，殆有两层含义：一是诗文中所指的作者当时的时事，即诗文之直接背景；二是指用当时之史事为典。“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一句，正好包括了古典以及今典的这两层含义，确实十分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