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偶然看到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专业期刊，打头的是一组研究新世纪文学的文章。人类进入新世纪已经十年，对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进行总结、回顾和反思，是一个不错的选题。但我翻了一下这组文章，感到研究者的视野存在重要的盲区。多篇论文，竟无一篇考察散文，更无一处提及章诒和。考察文学，只想到研究小说，乃是一种思维的惯性。须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过去总结中国文学史，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新千年以降，小说在中国早已不是引领风骚的文体。当今中国，优秀的作家，高明的读者，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散文随笔。散文随笔没有一定的格式，叙事、说理、抒情均可。或以思想出新，或以文采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手写我心，形式最自由。和小说、戏剧等以虚构见长的体裁相比，散文随笔更适宜传达作者说真话、讲真事的意愿，满足读者看真相的渴望。而在散文随笔中，这十年间最耀眼的奇峰，无疑是章诒和。从2001年到2010年，不论是在中国文学的范围内，还是全球华语文学范围内，她的文化影响力有目共睹。《（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伶人往事》等书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读者中风靡一时，从学者、文人，到工商界人士、公务员、家庭主妇，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有她的“粉丝”。她的散文结构之精美、语言之典雅、细节之独特、思想之犀利、格调之高贵，均给中国文坛带来新风，让无数文学家、艺术家心悦诚服。当然，也有一些作家自愧不如，又不肯甘拜下风，只好摆出视而不见的架式，掩饰内心的酸味。更耐人寻味的是某些大权在握者，一方面出重手限制章诒和作品的传播，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她文笔不错。总而言之，研究新世纪中国文学、华文文学，章诒和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将来写中国文学史，章诒和必然是这个时段首屈一指的角色。
章诒和是怎样出现于中国文坛的？我有幸目击了这个过程。
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我曾在《今日名流》上读过她回忆父亲的文章，在其他媒体上也读过她的戏剧评论，印象很深。但直到2001年，才有机会与她相识，并读到她的人物散文手稿。
当时，她那篇写罗隆基的《一片青山了此身》已经完成。引起了香港一家出版机构的兴趣，但对方觉得篇幅只有三四万字，不够一本书。于是，她要找谢泳联系，想把谢泳此前写的《罗隆基传）），加上罗本人的一些文章，合编一书出版。她和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私交甚好，以姐弟相称。章立凡找到我，让我约上谢泳，到建国门外章诒和家见面。当时，章诒和的丈夫马先生刚刚过世，她心情不好，聊着聊着，就难过得失声痛哭。当然，我们四人聊得很投机，谈到中午，她请我们到国际俱乐部旁边的一家西餐厅吃了午饭。临别时，送给谢泳一篇散文的复印件。
当晚，我和谢泳要到国贸附近参加另一个聚会，中间有两三个小时的空档。于是，我们来到日坛公园的长椅上，一边休息，一边展读这篇文章。我和谢泳把别针拆开，我看一页，传给他看。三万多字的文章，我是一口气看完的。当时的感受是：太精彩了！谢泳读完了，也连声赞叹：“好文章！好文章！”于是，我找了一个小店，复印了一份。
不久，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的编辑冯克力和张杰来北京，我赶紧向他们通报：最近认识了一个高人，她的文章不是一般水平。他们两人读了我保存的章诒和散文复印件，也很兴奋，要我带他们去拜访章诒和。
于是我和章诒和电话联系，一起去她家谈了约稿意向。章诒和又送我们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储安平的《两片落叶，偶然地飘落在一起》，一篇是写史良的《正在有情无思间》。冯克力、张杰看了之后，就向章诒和提出在《老照片》发表的愿望。但章怡和当时没有同意。她说，现在不能发表，免得媒体打扰，让我安安静静地再写几篇。她说，你们需要稿子，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张申府的女儿，或别的作者。我心里很清楚，能达到她这个水准的作者，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第二个。所以对她说了实话，《老照片》并不缺稿，缺的就是您这样的稿子。
冯克力和张杰回济南后，经常来电话催我，问章诒和是否同意发表。我就给章诒和去电话说，《老照片》的社会反响不错，发表别人的稿子，从来是要求作者提供相关照片。但您只要同意我们发表，我们自己寻找照片。但她还是不同意。
就这样过了一年。直到2002年8月的一天，章诒和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我要过60岁生日了，决定自我庆祝一下，你们可以发表我的文章了。于是，我马上给济南打电话，通知《老照片》赶快上章诒和的稿子。’
他们设法从史良的亲属那里找来一组照片，在2002年底，发表了她的《正在有情无思间》。印出后，冯克力告诉我，这篇稿子太绝了！不光是文化人看好，印刷的工人，出版社的校对，也特别喜欢。
我说，既然这样，章诒和的稿子你就接着发吧。
当时，冯克力已经拿到了那篇写张伯驹的《君子之交》。这篇文章远远超过《老照片》以往文章的篇幅，但我对习惯删文章的冯克力说，这篇文章你一定不能删，如果删了，以后章诒和的文章就不会给我们了。于是，冯克力决定分两辑连载，并约我写了。篇书末感言，我以《破例的理由》为题，写了以下的话：
《老照片》26辑刊登了章诒和的《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读者反映强烈。于是，编者又向章诒和约来了另一篇大作《君子之交．—一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过去，人们只知道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是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大收藏家，陈毅元帅去世时，他送的挽联引起毛泽东的称赞。但对他的性格特点，却知之甚少。而章、张两家，却是患难之交，作者经历了许多让人回肠荡气的故事。
此文的篇幅是4万字。《老照片》过去发表的稿子—般都在8千字以下，超过万字的长稿就是极特殊的了。但章诒和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即使不谈照片，就以文学而论，也是难得的散文佳作，文章虽长，却一气呵成，让人捧起就舍不得放下。我觉得优点起码有三：一是她笔下的人物，多是现代历史上的名人。而那些最生动的细节，却不是来自他人的文字记载，而是来自本人的亲历。二是知人论世的独特见解。比如对比张伯驹把官方的奖状卷起来挂在房梁上，而柳亚子把唱和的诗词裱在客厅正中：“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做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的处理。”三是感人肺腑的人格力量。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得到活生生的体现。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所鲜有的，也是《老照片》殷切期待的。就我们的编辑能力而言，还想不出既节省篇幅，又不伤筋动骨的两全之策。于是，只好决定将全文分成两次发表，二十八辑先登前一半，二十九辑再登后一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改变了编辑方针。对于—般来稿，我们还是希望作者写得短些，精粹些。
接着，《老照片》又连载那篇写康同璧母女的《最后的贵族》。康同璧的照片很难找，但《老照片》又不能不配照片。后来请吴家瑾老师找到老摄影家牛畏予，才找到她在“文革”前拍摄的康同璧的照片。
同时，章大姐又完成了那篇关于聂绀弩的《斯人寂寞>。她知道朱正对聂绀弩有研究，问我认识不认识朱正，我说认识。她说，能不能让朱正提点意见。我从她手里拿过稿子寄给朱正。朱正收到后，才看了一半，就兴奋之极。当时《新文学史料》正在组织一个纪念聂绀弩百年诞辰专辑，已经二校，朱正也写了文章。于是，朱正给编辑部去电话，问是否来得及加稿子，还说，实在不行，把我那篇撤下来，换上章诒和这篇。编辑说来得及换稿，朱正顾不上把文章看完，就上了公共汽车。于是，这篇文章上了《新文学史料》“聂绀弩百年诞辰专辑”的头条。
章诒和的散文最初受到的是思想界的认同，而不是文学界的青睐。那一年，我正参与《大学人文读本》的编撰工作，一起共事的夏中义、王彬彬、邵建、李新字诸人，虽在大学教中文，但他们更关注的领域是思想、学术和历史。后来参与进来的萧雪慧、赵诚更是思想界健将。我把章诒和已经发表的文章和尚未发表的手稿拿给他们分享，他们都十分喜欢，不但给以高度评价，又转给他们的好友。当时我也试图和文学界人士交流心得，发现他们在章诒和出书以前，基本上不曾关注其人。李建军是一位活跃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对于文学圈内的动向颇为熟悉。我在一次聚会上说起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个高人，可称文起当代之衰！他说，出现高人我怎么不知道？此人是谁？我说是章诒和。他问：发表了什么作品？我说在《老照片》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他说，三篇文章不足以确定一个作家的文学地位。我说，真正的大家，一篇已经足够。当时争得不亦乐乎。后来李建军读了章诒和的作品，也成了忠实的“粉丝”。
一个作家立足于社会，当然要有书。一个大作家得到公认，更要靠足以传世的力作。章诒和的人物散文写够六篇的时候，篇幅足够一本书了，冯克力当然想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这本书，章诒和也同意让山东画报出版社优先选择。但那家出版社的一把手胆小怕事，要求章诒和拿掉写罗隆基那篇，否则不敢出。于是，把这部杰作拱手让给了别人。
我知道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不容易，推荐给曾经出版过《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的香港北星出版社。他们犹豫再三，感到吃不透市场，下不了决心。不久就被牛津出版社捷足先登。事后北星出版社追悔莫及，请我找章诒和说项，希望再有新书让他们出版。我只好说，雪中送炭的机会不把握，锦上添花也就不可能了。
最大的中文读者群毕竟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内地公开出书，几乎是所有中文作家的首选。我的朋友陈徒手也成了章诒和的朋友，他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人有病，天知否？》。于是把章诒和的书稿推荐给编辑王培元。王培元一下子掂出了这本书的分量。他向社长兼总编辑刘玉山汇报。刘玉山也掂出了这本书的分量，但也深知隐含的风险。他调来社内最老到的编辑，排查书稿中的“地雷”，先后过了五六手，还是不敢下最后的决心。这时，上海文汇出版社总编辑萧关鸿也看到了这部书稿，提出马上订机票，来北京与章诒和签合同。王培元得到这个信息，向刘玉山紧急汇报。刘玉山一咬牙，说：“我们现在就签。”刘玉山在主政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当过中宣部的局级领导，朝里人脉较熟，比一般出版社领导抗御风险的能力稍强。他给《往事并不如烟》开了绿灯。2003年12月中旬，《往事并不如烟》终于问世。他嘱咐编辑，低调行事，不要宣传。章诒和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刘玉山功不可没。可惜这位胆识兼具的当代出版家，被出书后的麻烦摧毁了健康，癌症发作，贲志以殁，时年仅62岁。
12月19日，章大姐邀请一些朋友到沪江香满楼聚会庆贺。大家都有如释重负之感，为这本力作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感到由衷喜悦。席间蓝英年说，一颗文坛新星，从此冉冉升起。
《往事并不如烟》投放市场以后，许多媒体都想采访章诒和，但她都谢绝了。她悄然离开北京，去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两个月的访问学者。最初，是否去香港中文大学，章诒和很犹豫。香港的朋友劝她说：“章诒和，你的书出来后会不得了，还是来我们这里躲避一下为好。”章诒和这才决定去香港。果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给章诒和说：“书出来后，我们一天什么[来自www.Lw5U.com]事都不能做了，一直在接寻访您的电话。电台、报纸、刊物，电话被打爆了。”编辑挡不住，诸多媒体要采访她，有些电话甚至追踪到香港。章诒和只好解释三点：“一，我年龄大了（已逾六旬）；二、精力不足了（身体不好，工作时间有限，想写的东西还很多，惟恐写不完）；三、水平有限（不懂外语，不懂古文）。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集中精力写作。所以，对我的书说好说坏的我都不看，我不想受干扰。我觉得心里的那种痛感和孤独是化解不了的，否则人和字儿就会飘起来。那些能做学问的人都是有定力的，我也有自己的定力。”
章诒和在香港两个月，《往事并不如烟》在内地正版发行了30万册，坊间盗版逾百万册，一时间，出现了满城争说章诒和的盛况。等到高层下令降温的时候，她已经拥有了极其广大的读者。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章诒和的第二本书《伶人往事》以后几年的新书，如《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雪山几盘江水几弯》《顺长江水流残月》《那样事和谁细讲》，只好拿到香港、台湾出版，直至今年，经广西师大出版社刘瑞琳艰苦努力，她和贺卫方合作的新书《四手联弹》才算有了和大陆读者三度见面的机会。
章诒和成为当代文学翘楚，绝非偶然。
其一，她从小就在中国一流知识分子云集的气氛里生活，得到过张伯驹夫妇那样的大师级人物的亲自指点。中年以后又从事戏曲专业研究工作，饱读诗书，具有宽广的精神文化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底蕴。特别是从戏曲文化汲取的养料，使她的散文从谋篇到语言，都有戏曲文化的妙趣。
其二，她经历非凡。这几篇散文写的都是她亲自接触过的老一代人物，比如罗隆基、储安平、史良、聂绀弩、张伯驹、康同璧，还有她的父母章伯钧、李健生。这些人，都是在中国现代历史占有一席之地的名人。但是，他们到了章诒和的笔下，一个个却都鲜活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产生了摄人心魄的力量，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音容，听到了他们的呼吸，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她讲述的历史细节，诸如章伯钧、罗隆基被写进《不列巅百科全书》的感想，康同璧老人在“文革”高潮中请章伯钧、章乃器聚会，可为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留下新的坐标。
其三，她尝过大苦大难。父亲是一号右派。自己“文革”中坐牢十年，亲历了中国社会底层的“悲惨世界”，从地狱里走过一遭，回忆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力量。她的文字，刻骨铭心，正如司马迁所说，乃“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也有人怀疑章诒和的散文有想象的成份。章诒和是严肃的学者，她的书虽然都是回忆性的散文，但涉及到的人和事，都有严谨的考证。如果看到书后面的对人对事的详细注释，就会明了她的苦心。她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都有生平小传，这种注释已经详尽于一般学术规范，你读了它会更深切理解章诒和所谈到的事情的意味；对问题判断的依据，她也不以一条引文或一面之谈为定论。她说，除了我自己直接听到的，我一定做到所提到的事情必有出处。即使是听到的，也得有第三人的证明，我才敢写进去。其实，她的文章出手并不很快，每写一篇要翻很多资料，和很多人核对事实。写到刻骨铭心之处，满脸泪水，难过得几天写不下去，我曾问她，您那时年龄不大，父亲和您的谈话，您能记得很清楚吗？她说，民主党派的人家，大约沾了“民主”二字，很多话是可以和子女说的；不像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自律性强，很少和子女谈国家大事。她从1978年出狱后，就开始了对记忆的恢复和整理，已经持续了30多年。有关罗隆基和储安平的文章在1980年代初她就开始动笔了。为写这本书，她采访了很多人，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和录音。她与我们聊天，经常会一句一句地复述某人对她触动很大的谈话，我相信她的这种记忆。我和她接触较多，有些事她在不同的场合曾经重复说起，我发觉那些关键的细节，包括人物对话，她讲几次都是一致的。
其四，她写文章超越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完全是出于历史的责任感，为着执行父亲的嘱托。中国的一些文学家们，写作时往往名利方面的考虑过多，其境界自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什么样的作家可以称之为大家？我想，除了要有公认的杰作存世，还要以良知和公共关怀济世。左拉是这样，托尔斯泰是这样，索尔仁尼琴也是这样。中国当代作家在目前的环境中，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当然有独特的难处。唯其不易，才更见人格的高下。在这方面，北方章诒和，南方沙叶新，立言能才华横溢，立德有嶙峋风骨，在文学界并不多见。近些年，我们多次看到媒体的正当追求受到打压，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伤害，章诒和都毅然发出声音。在鸡蛋和石头的撞击中，她总是站在鸡蛋的一边。对那些追求纯正却处境逼仄的文化同道，她常常慷慨地伸出援手。胡发云的小说《如焉》、野夫的散文《江上的母亲》、李晓斌的纪实摄影，她都尽一己之力，摇旗呐喊，鸣锣开道。2003年吴思因为写陈永贵传记输了官司，她十分气愤，立即给吴思发去邮件，这样写道：“昨日从丁东那里得知你打官司一事，大惊。这是个原则问题，我是坚决支持、同情你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有陆键东麻烦于昨，有吴思败诉于今，谁将败诉于明？可能是我，或者是其他的人。法律和知识界应该联合起来，抵抗这种滥施的权力。”在她看来，吴思有写陈永贵的权利，陆键东也有写陈寅恪的权利。家属一告状，法院就判作者败诉，又是赔款，又是登报致歉，学者出示的大量证据，法院轻率地弃之一旁，更谈不上听取学术界内行的意见，这是对学术和文化的极大伤害，影响到公民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基本权利。事关公共利益，章诒和不愿意袖手旁观。还有一位半百的优秀学者，妻子早已离异，一个人抚养儿子。上了大学的儿子突然查出癌症，医疗费用是一笔巨资。章诒和立即出面发动朋友捐款，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学者的儿子去世以后，她又热心帮他重新择偶。这些看似平常小事，都体现了一种古道热肠。
当然，人无完人。章诒和也有脆弱的时候。2009年，她发表了有关告密和卧底者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赞成这两篇文章的意见来自各个方面。有的是当事人的亲友，质疑她的文章证据不足，有诬陷之嫌；有的是文坛同道，劝她笔下留情，讲点恕道；有的是德高望重的前辈，认为她揭了支持改革开放的文化老人早年的疮疤，这样会自乱阵脚。为此，章诒和也痛苦过，彷徨过。当然，她同时得到了一些人旗帜鲜明的支持，其中包括政治家田纪云，思想家何方等重要人士。她最终的决定是决不退缩。她这样答复质疑：“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不全是故事。延伸到现实的历史，就不再只是历史，它已化为现实。只要学生还在奉命举报教师的课堂言论，只要电话和邮件还在被监听和监控，密告和监视便不是往事，它仍然是我们当下活生生的存在。”我也认为，章诒和触发的围绕告密文化的大争论，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窃听风暴”在2009年的中国引爆，是国人迈向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次精神洗礼。
章诒和宝刀未老。我相信，只要一息尚存，她将笔耕不止。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文坛谁人后来居上，目前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