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臣
写作者的心理定势固然要有其稳定性，否则就丢失了“自我”；但不能不避免变稳定性为惰性的可能。心理惰性使得写作者变得观察不敏锐，感受不新颖，理解不深刻，情感不动人，思维程式化；而文艺创作是创新的精神活动，最忌重复别人和重复自己。所以，不克服惰性的心理定势，写作就无法出新。如果心理定势不能融入与时俱进的新内涵，写作者的创作势头会愈来愈衰微，最终什么也写不出。许多老作家和老文学爱好者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只有搁笔的写作悲剧了。这个悲剧以变革时代尤为凸显。
心理惰性自然有轻重与大小之区别。为了能加深我们的印象，不妨举一个几乎成为心理惰性到极致的例子。伦敦的雾，自有文献记载以来，都说是灰色的，人们由于心理惰性居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说法，并且以讹传讹地延续下去。直到英国印象派画创始人之一的莫奈(1840-1926)画出伦敦的雾是紫红色的时候，人们才将信将疑地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望了不知多少次的天空——啊！莫奈竟然是对的，伦敦的雾果然是紫红色的！那时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工业经济的发达，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工厂林立，烟囱排出[来自www.lW5U.coM]的粉尘飘散到天空，在阳光照射下，自然呈紫红色，再加伦敦那时又多红砖墙的建筑，于是抬头望去，紫红色愈发突出醒目。
本来抬头一眼就能判断的事，竟然错了一个历史时期。看起来的确有些荒诞可笑，然而，在生活中，包括创作在内，这样消极的思维定势却并不少见。不然，我们如何解释概念化、公式化、套式化流行的创作现象呢？又如何解释当年“文艺为政治服务”普遍的图解和演绎方针政策的创作现象呢？当年许多著名作家的创作悲剧的产生，原因正源于此，不管他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是有才华的还是平庸的，他们的创作最终是悲剧的。柳青不是大作家吗？但他的《创业史》（第二部）只是图解和演绎了当年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浩然不是重要作家吗？但他的《艳阳天》也是在图解和演绎当年反右斗争的方针政策。尽管他们都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都深爱着农民，然而，当否定了他们所反映的现实之时，也就注定了他们作品的悲剧性。
当然，对我们初学者而言，写一首诗词，一篇散文随笔，并不会有如此深重的悲剧性，但却普遍缺乏新意，这是由于重复着别人的观察、感受、理解、判断，没有自己的新发现新感知新思想所致，重复别人也使自己的思维定势变得消极了。
如果能将思维定势的消极性变为积极性，那么就不乏自己独特的发现、感知、理解、判断和思想了。比如，新时期之始，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将军吟》《芙蓉镇》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早在中央文件之前，可见其作家的胆识；积极的思维[来自Www.lw5u.coM]定势竟然使他们的见解与判断走在了政治的前面，可见思想就是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变消极心理定势为积极的呢？我以为换角度是突破消极心理定势的有效思维方式。
达·芬奇开始学画时，他的老师教给学生的基础训练就是“画蛋”（有一年高考作文题就是《“画蛋”的启示》，题出的极好，应该是导向，因为它有益于推助教育学生关于想象力创造力的思考）。枯燥无味，单调重复，学生画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能不询问老师为什么总要画下去。他的老师回答：世界上没有两只蛋是相同的；即使一只蛋也有无穷个不重复的角度，每一个角度的形状也就没有相同的。
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世间万物繁复到说不完，而且供人们认知的角度也是无穷无尽的。那么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就必须培养换角度看取社会人生的习惯，才可能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不再重复他人也不再重复自己的新意作品来。
比如写游览长城，这是我们来北京后必然想到的一篇散文或诗歌的题材，我也看到过许多文学爱好者写登长城的作品，说实话，大多是重复历史文献中有关长城的传说记载。所要表达的题旨无外乎是“伟大”二字，是沿袭和重复着文献资料上的要义和已有过写长城的题旨。比如，借长城的雄伟歌颂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或借孟姜女哭倒长城，抒发修建长城带给劳动人民的悲苦之情。还有的借“哭倒”的意象，指出残暴的统治者必然灭亡的下场。有的文章写得相当漂亮，但遗憾的是没有新意。 我们且看鲁迅如何写长城。他在1925年写下一篇二百余字题为《长城》的短文，我们不妨全文抄录于下：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鲁迅并没有否认长城的伟大，但他也没有从“伟大”的角度去解读，而是从“可诅咒”的角度去思考。世间不存在绝对的得与失、利与弊、好与坏、黑与白，而只有辩证的视角，才可能使我们的思维更接近事物的本质真实。“周围有长城围绕”说的是我们思想意识中的“长城”，而且不断有人用“新砖”去维护和延续它。与外界阻隔的结果，必然给自己带来封闭、孤立、保守、落后。八十多年过去，不是仍有许多人不解鲁迅的深刻寓意吗？不然，是否要走“改革开放”之路也不会时有歧义。
长城也像所有事物一样，有着不可穷尽的解说角度。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有一年巴基斯坦的一位作家朋友对我们说：“巴基斯坦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当时，我很想表达：“我们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但又不想重复这位外国朋友的语式，于是灵机一动，说：“修筑长城的中国自然也不会侵略别人的。”是啊！修筑长城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侵略。这位作家朋友体味到了我们都是热爱和平的兄弟民族，于是热情地拥抱了我，并在我的后背上友好地重重地拍了三下。事后，我高兴自己找到了一个解说长城的新角度。
只要我们静下心来，独立思考，就能发现并寻找到许多新角度。每逢重大节庆，我们的报刊都要发表大量题材单一、主题重复的诗文。比如，2008年我们抒写奥运之情的诗文不少。我以为就存在着换角度显新意的问题。其实，在不同视角下，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从硬件建设成就，我们可以凸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形象；从软件建设进步，我们可以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字的内涵，构建和谐世界，与世界“和衷共济”的文化形象；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可以凸显中国在世界的目标形象；从用创新工具促进外交，我们可以凸显中国在世界的公共形象……
现在我们愈来愈认识到，未来世界的竞争是拥有创新人才的竞争，这自然也是我们中国应该思虑的首要问题。比如，我们的教育走到今天，完全被应试教育所主宰，苦果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想象力被束缚，个性被扼杀。我们忽略了爱因斯坦指出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我们给北大、清华这两个重点的“重点”投入最多，然而，其培养创新人才在世界的排名却在50开外，令我们十分尴尬。我们不能不忧虑中国的未来。而文艺创作的首要特质恰恰是创新，有无新意，是看一个作品高下的重要标识。我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曾听到作家蒋子龙这样说：“创作之难在于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我常常为自己的新作品怎样绕过自己前一个作品而困扰。”这话道破了文艺创作的一个难点，
不断重复一定会陷入惰性的思维定势，必然形成模式化、公式化。在唯娱乐化的思潮作用下，最快捷得到经济物化结果的手法，就是利用现成的模式。比如，将情爱多角化，中间再套入“同父异母”或“异父同母”不能成婚等公式中，靠这种策划和编造来吸引读者与观众的眼球。特别是电视剧，这种模式和公式运用真是乐此不疲；但哪一个能超越曹禺的《雷雨》呢！曹禺是第一个运用与掌控这些戏份的。一味的摹仿，跟着前人走，对创作来说，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这种惰性影响已经不仅表现在文艺创作上，而且也影响到新闻写作的新意。比如，现在的犯罪率不低，报道犯罪的文章也多，但多是写犯罪分子的罪恶和带给被害者的灾难，多是写干警的勇敢机智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能换角度，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写写犯罪分子为什么会走向罪恶之路，或者从社会学角度写出那么多的围观者居然无一站出来制止犯罪、营救被害者，从而警醒和警策大众？许多公安、法制题材的作品大体也是囿于这样的模式和公式之中。由此而想到当下的文艺现象，电视节目中，太多太多的摹仿，比如，《梦想剧场》完全摹仿明星，不仅声音，连相貌、衣着打扮都要相近。出现一个摹仿秀“小沈阳”，即刻就会冒出许许多多个假“小沈阳”。对不起，我无意嘲笑文艺中的“草根”现象，甚至认为大伙参与娱乐一下也无不可，只是想说摹仿对创新的惰性危害。固然，创作初期，谁也不敢说没有过“摹仿”，正如初学书法，必经临帖阶段，然后再出帖，找到自己的路数与风格，才能成为书法家一样；但最终的目的却是写出“自我”，而不是“无我”。所以摹仿永远没有超越没有创新，而没有创新，文学艺术的生命力也就终结和枯竭了。
写作的新意无非来自：写别人没有写过的和别人虽然写过但没有写出过的，其中包括题材、主题、人物、手法等艺术元素，对于我们初学写作者来说，能完成前者自然好，但更实际的是学会后者，换角度写别人虽然写过但没有写出过的新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