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
韦君宜是中国当代有名的女作家。她的中篇小说《洗礼》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母与子》也获过茅盾文学奖提名。她更是著名的编辑，发现和扶植过的获奖作家不胜枚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学成就都不如她临终前出版的一本回忆录更有分量。这本回忆录就是《思痛录》。《思痛录》是奠定韦君宜历史地位的代表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刻写了凝重的一笔。
在痛苦中诞生
《思痛录》写的是作者亲历的延安“抢救”运动和1949年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讲述了自己在历次运动中既挨整、又整人的痛史。她反思历史，也解剖自己。她本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她说：“如今在美国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当年在学校的成绩远不如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结果，后面这些同志的成就反而不如那些留学美国的同学。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一切，本来就是入党时宣誓过的决心，说不上什么得失；但是，我宣誓时却没有想过这‘牺牲一切’，竟包括牺牲自己的良心！”这是一个让人灵魂震撼的问题。不论韦君宜这样的老革命，还是我们这样的晚一辈，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都不免经历道德的煎熬。但很少有人倾吐得如此痛快淋漓，反思得如此透明彻底。《思痛录》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属于韦君宜个人，而是20世纪末的一个精神坐标，韦君宜由此成为投身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大彻大悟的典型代表。
谈到《思痛录》的写作动因，还要从“文革”说起。当时韦君宜的女儿杨团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好人被当做叛徒、特务、走资派挨整。韦君宜告诉女儿，1943年在延安就有过一次“抢救”运动，把很多干部打成特务。毛泽东认为延安的特务多如牛毛。不少人坐了国民党的监狱，又坐共产党的监狱。如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二十多岁参加革命，抗战时，动员母亲把土地、房屋、商店等全部财产丢弃，与兄嫂弟妹七八口人参加革命，奔赴延安。而在“抢救”运动中，杨述却被打成来自四川的“红旗特务”。他们夫妻在隔离、审讯、逼供期间，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夭折。韦君宜的女儿受正统教育太多，有时会反驳母亲。有一次，韦君宜愤愤地说：“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你会出卖我的。”（杨团：《回应韦君宜·代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从这时起，韦君宜动了写一部书的念头。她认为，孩子这一代太幼稚了，而且过去党和国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不让他们知道是不对的。
据杨团回忆，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前后，《思痛录》开始动笔。当时毛泽东在世，江青也在台上，韦君宜已经回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班子。繁忙的工作之余，她不再像以往，想到什么，抓一张纸，写一点，随便摊在桌上；而是在一叠稿纸上，有计划地写起来；吃饭、出门前，总是将稿纸放到抽屉。“四人帮”垮台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女儿公开了她的秘密，她在写一部回忆录。第一篇就是《抢救失足者》。
因为工作太忙，韦君宜断断续续地写着。1986年，她离开领导岗位，想静下心来在家写回忆录，却突然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已经半身不遂。为了能完成宿愿，她开始了近乎残酷的自我训练，用小学生的格子本，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字。从一只手恢复写作功能起，每天以一二百字的进度写着回忆录，完成并出版了“抢救失足者”的姊妹篇——十余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小说的细节丰富、生动，思索大胆，和《思痛录》的精神异曲同工。
在生命的煎熬中等待
《思痛录》全书不过十二三万字，直到1 990年代初才最终完成。此前的1989年初，环境相对宽松，韦君宜曾经把书稿给了湖南出版社，这年夏天又主动撤了回来。1994年请李辉运作了一次，也没成功。她自己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出版家，却不敢指望这部著作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出版。她太清楚这部书的分量和中国出版界的规矩了。
已经行动不便的她，只好把这部著作的出版事宜委托给著名杂文家牧惠。牧惠和韦君宜都是党内的文化人，但最初互相并不知底。牧惠说：“我们成了儿女亲家，接触仍然不多，而且大多属于礼节性的来往。我疑心，我的‘出身’也许有一定的作用。照例，不少人一听说我的‘衙门’而退避三舍，我也习惯了这种待遇。我们来往比较多是她得病导致半身偏瘫之后，作为亲戚，我不时地去崇文门探问亲家的病情。一来是她读过我的一些杂文可能增加了对我的了解，二来她确实渴望有个聊天的对象特别是聊聊文艺界、思想界的情况，那些上不了报纸、也进不了收音机的情况。于是，我们一步步地由亲戚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牧惠：《韦君宜和（恩痛录）》，《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263页）牧惠说的“出身”和“衙门”．指的是他供职的单位，原先叫红旗杂志社，后来叫求是杂志社，容易让人望而生畏。她了解了牧惠，知道他懂得这部书稿的价值，也知道他在出版界有不少熟人。
牧惠陆续通过邵燕祥、林贤治在《散文与人》上，通过郑惠在《百年潮》上，通过谢泳在《（黄河》上发表了《思痛录》的部分章节。但出书不顺利。牧惠联系了多家出版社，都不成功。中国文联出版社已经排了版，最终也没有敢下决心。1997年12月，韦君宜八十大寿，她的清华老同学，“一二·九”运动老友于光远，又一次当面催促牧惠，并写文章说，韦君宜之所以痛苦地活着，就是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百年人生》的丛书，体裁是回忆录，要求作者必须是老年名家。编辑丁宁找了几个名家约稿，都不如愿。丁东告诉她，韦君宜有一部回忆录，在牧惠手里，你和社领导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她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领导说，如果是牧惠的回忆录，我们不敢出。韦君宜的回忆录，可以。其实，牧惠的回忆录名叫《漏网》，早就出了。他们只知道牧惠的杂文有锋芒，还不知道韦君宜的回忆录说什么呢！丁东对丁宁说，找牧惠联系这部稿子可以，但一定要带着合同去，取稿的同时签合同。他怕他们和其他出版社一样，看了稿子又打退堂鼓，签个合同总有一点约束。
领导同意了。1998年2月下旬的一天，丁东和丁宁来到沙滩牧惠先生家里。当时就取了稿子，签了合同。丁东说，能不能两个月出书？丁宁说，还是签三个月吧。牧惠也同意。 丁宁把稿子拿回社里，一读就傻了：原来此书的分量是如此之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本书，如此真诚、如此痛彻地反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不但反思体制的荒谬，同时也解剖自己的灵魂。她又发愁，合同已经签了，书出不来怎么向牧惠交代！
好在总编辑李志强先生给了她有力的支持。他看了[来自Www.lw5u.com]稿子说，我看这部书可以出，个别地方删一点就行了。于是，他们一审、二审、三审，前后删了三遍，十二万字的书稿，删了约一万字，终于通过了。
就在这时，又有人出来阻拦。此人是一位高官的夫人。那位高官是韦君宜的同学，“一二·九”运动老战友，已经去世。韦君宜在19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得这位高官相助，幸免于难。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到，他虽然保了我，但把别人打成了右派。高官的夫人可能不愿意读者知道这些事，长途电话[来自wwW.lW5u.com]追到美国，向正在出差的韦君宜女儿施加压力。韦君宜女儿何尝不想让母亲的著作早点问世？但当时丈夫正面临提拔，她也不无顾虑。只好和牧惠沟通，牧惠坚决顶住了高官夫人的压力。
1998年5月12日，《思痛录》第一批样书终于印出。牧惠破例向单位要车，带着丁宁，来到协和医院，把样书送到了韦君宜的手上。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攥着书的手，久久不肯松开。看得出她十分激动。牧惠也十分激动，他曾这样述说当时的心情：“出了医院，我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了任务！我终于完成了于光远流着眼泪给我下达的任务！”（牧惠：《韦君宜和<思痛录>》，《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61页）
面世后的余波
书出了以后，牧惠向思想文化界的好友分送不下百册，一时间好评如潮，半年间加印五次，出现了全国争读《思痛录》的盛况。这时又出了新问题。当时牧惠只想快出书，合同签的是千字45元。丁东在场还提了一句版税的事。丁宁说，要签版税，得回去重新请示领导。牧惠说，只求快出，别请示了。他是怕夜长梦多，出版社变卦。现在书卖得这么火，版税当然比稿费多。韦君宜的家人找到出版社，要求变更合同。出版社说，可以从现在起重签合同，变为版税，以前的部分没法变。于是，韦君宜的家人又提出牧惠签的合同无效。牧惠很伤感。本来，他还想把他所搜集的几十篇关于《思痛录》的评论文章编一本书。为了避免矛盾，他只好退避三舍，把搜集的文章全部交给了孙珉和我。
孙珉是《求是》编辑，和牧惠是同事，也是忘年交。我和孙珉一起，编成了一本《回应韦君宜》，还请邵燕祥先生写了序。但这本书的出版也几经坎坷，签约了．流产；发排了，又下马。后来《光明日报》退下的老记者、著名的科普作家金涛，应大众文艺出版社之邀，主持该社一个编辑室。金涛先生又约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主编一套中国文化现象丛书。陈漱渝此前有一本自选集收入丁东和王建勋在中国工人出版社主编的《学灯文丛》，出于友情，他问丁东有什么选题可以推荐给中国文化现象丛书，丁东马上推荐了这一本。出版社最初吃不准，又请金涛向中央有关机构咨询，得到的答复是韦君宜政治上没问题，出版社有了这颗定心丸，才同意这本书出版。碍于当代文化现象丛书的体例，只能由编者写序，邵燕祥的序只好当做一篇评论，编入第二部分。虽不尽如人意，《思痛录》的回声，总算在此书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久病不治，与世长辞，享年85岁。2004年6月8日，牧惠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76岁。人虽远去，书却不死。一部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主干就是由一部又一部杰作的撰写和出版构成的。杰作面世了，作者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读者受到精神的洗礼，文明就在这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