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
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八点半，八点四十进教室，九点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八点四十五进教室。奇怪的是，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我冲了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古斯特的《斯拉米对雪的感觉》。
九点半了，居然还没有动静。我好生纳闷，说好了这堂课讲《离开雷锋的日子》，录像带和文字材料上礼拜就发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抗议我选的片子不合口味，集体罢课？还是不约而同地生了病？我出去转了一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地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齐鞠躬，一齐捧上名片，一齐说话：“Good morning，Professor，please allow me to have your lesson.”（教授，早晨好，请允许我听您的课。）
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发音是世界上最糟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递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仓一，女的叫完田美子，两位都在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男的长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圆脸，细眼，弯眉。两人都戴眼镜，三十出头，大约是夫妻。他们解释，他们从网上看到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页，知道我在这里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来了。他们的大学已经放暑假了，听说我这个班一直上到七月第一个礼拜，他们深感幸运。今天是瑞典的仲夏节，他们以为我出去郊游了，给我打过电话，没人接，就到教室来看看。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
我这才想起来，上周去哥本哈根，临行前安娜问我，我这个班要放假，我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两天？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谢绝了。Midsummer（仲夏节）是瑞典特有的节日，与施洗约翰节和五朔节合为一体。据说这一天阳光最好，所以屁股也要见见天日。
经过一番交谈，知道他们在哥德堡大学研究传播学。来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听过严家炎的课，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三年，听过罗多弼的课，还见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中文评委马悦然和他的中国妻子陈宁祖。他们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说和北岛的诗，认为姚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师，孔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北岛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来隆德，一是旅游，二是为博士论文做准备。我试着说了几句中文，他们都听懂了。
我请他们坐，两个人鞠躬。刚坐下，高树又起身鞠躬——问我能不能把谈话录下来，我说没问题。他第三次鞠躬，完田跟着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国记者在日本的观感——日本人的腰简直像弹簧一样，一天要弯几百上千次，人人乐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国记者同样，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礼貌并不欣赏——阳光下的屁股比西装里的弹簧要真实坦荡得多。
客套之后转入正题，高树扶扶眼镜：“我们正在准备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博士论文，听说您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特地来请教。”
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说他要去美国研究明清小说，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与这位同窗比起来，这两位到瑞典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高树又要起身鞠躬，我赶紧示意免了。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轻启樱唇：“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可能多有冒犯，请先生原谅。”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弹簧化。
高树开问了：“请问，贵国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反映的是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不假思索：“电影是虚构，但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过《地雷战》，麻烦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们需要您的讲解。”
说着，她把手提电脑打开，装进《地雷战》的光盘，按动Power DVD。
我懒得再看这种老掉牙的片子：“你们一定得看电影才能提问题吗？”
高树：“对不起，因为我们怕讲不清楚。”
我：“那好，请把电脑关上，这里有多功能光盘[来自WwW.lW5u.com]机。”
几分钟之后，这部1962年拍的，曾经与《地道战》《平原作战》-起被誉为“老三片”的抗日电影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奇怪的是，它与我当年看过的不太一样——片名下面多了三个字“教学片”，开头还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有简要的说明。完田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放过开头之后，她就将光盘快进，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复正常。
高树提醒我：“吴教授，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情节。”
我盯着屏幕
黄村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要扫荡根据地，途经赵家庄，赵家庄的三个女民兵为了把敌人引进地雷阵，在山上打冷枪吸引他们过来。中野队长和一个伪军军官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寻找开枪的人。伪军军官一会儿指着前面，说：“太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中野生气地打断他：“什么这边，那边。”指着侧面的山峦：“土八路的那边！”伪军军官赶紧点头称是。中野得意自己的发现，对伪军军官打着交叉的手势，指示他：“你们的这边，我们的那边。”伪军军官向身后的伪军招手。鬼子和伪军兵分两路，向山上包抄过去。
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回头看着完田。完田莞尔一笑，露出两排白且尖的牙。她关掉光盘机：“吴教授，在日中战争期间，确实存在着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军队吗？”
这不是问题，这是挑衅，我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纠正你，在中日历史上不存在日中战争，只存在日本侵华。至于你的问题我看是多余的——任何时期，任何外国侵略者都会在被侵略的国家里找到背叛者。中国也不会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边鞠躬一边说：“谢谢指教。”
高树：“您能否告诉我们，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友军的人数？”
“对侵略者是友军，对被侵略者是叛军，是伪军。高树先生，你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最好注意用词。至于你的问题，历史书上有，我不记得。”
高树起身鞠躬，嘴里发出：“哈伊，哈伊，yea，yea”的声音，表示认错。
完田伸出涂了指甲油的纤纤细指，从皮包里取出另一张光盘：“您一定看过《地道战》，这里面有答案。”
所谓答案就在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一句话上。完田对这部电影的熟悉程度让我吃惊，她准确地将光盘调到关键处——
屏幕上出现了高传宝敲钟的身影，在“当当当”洪亮的钟声中，高家庄的男女民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下集合。
高传宝拿着一份情报，向民兵们传达：“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
一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
高传宝扬扬情报：“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高树：“贵国电影提供的数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是日本的两倍。贵国学者胡华先生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对此提供了确切的数字。请您过目。”
他从背包中拿出一个三寸厚的自制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日文，侧面贴着分类的标签，他翻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递给我。
两张中文书的复印件展现在我的面前，左边的一页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伪人数表”，右边一页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地区抗击曰伪军战绩统计表”。左边的数字太多，我看得不仔细，只留下一个基本印象——伪军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人数少于日本。右边的数字一目了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日军是52万4千余人，伪军则是118万6干余众。
高树指着那两页说：“这左面的是胡华先生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下册的第801页的复印件，这右面的是同一本书的第802页的复印件。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断他：“这确实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出的书，但是，它只能说明，伪军在总数上少于日本军队，你不妨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看看。”
高树：“这下面有一行注释，请先生细读。”
我才注意到复印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统计的日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区，伪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三区。”
高树的脸上闪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日本军队的人数是四个地区的，伪军的人数只有三个地区的，这两个数字是不可以比较的。”
完田在一边添油加醋：“也就是说，伪军的实际人数比日军多。”
就在这一瞬间，我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明白了无数次鞠躬后面的用心。哈哈，好呀，想跟我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把戏，行！有种！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看在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面子上，我教你们几招。
我起身为他们各冲了一杯咖啡，不用说，当杯子递给他们的时候，我又领受了第N次的起立鞠躬。同时，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谦逊地弯腰回礼。然后，我清了清嗓子，调动面部肌肉，酝酿出售楼小姐式的微笑，以最柔和亲切的语调说：“对于你们的苦心，我深表理解，它让人感动，更让人怜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们不远百里，从哥德堡跑到隆德，千方百计地找到我，给我看中国电影，中国史书，并且不断地弯下大和民族尊贵的腰，给我起立，向我鞠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印证你们的观点：在抗日战争中，很多中国人投降了日本军队，人数超过了侵略者。根据这一点，你们想说明，日本侵华史不过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你们就可以洗刷日本的战争罪行，对不对？”
日本男女表情肃穆地盯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缓缓地站起来，又向我深深地弯下了他们的弹簧腰。当他们直起的时候，高树发话了：“很抱歉，您只说对了一部分，需要纠正的是，我们并不想掩盖罪行，只想寻找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亏他说得出口！
“你们知道，电影是虚构的，想用虚构的艺术来证明历史，这种努力很可敬，但恐怕缺乏说服力。有一部日本电影《望乡》，你们肯定看过。”
高树和完田用疑惑的眼神互相看看。
我起身在黑板上写下了“望乡”两个字，他们还是摇头，直到我把“乡”字改成了繁体，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边点头，一边吐出一串日语。
“这个影片是日本著名导演熊井启拍的，两位日本最红的影星田中绢代、栗原小卷出演，讲的是南洋姐阿崎婆的故事。”我一边说，一边把人名用繁体写在黑板上。他们不断地点头，表示他们想起了这部电影。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在马来西亚的山打根市有一片南洋姐的墓地，所有的墓碑都是背朝着日本。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日本女人都仇恨自己的祖国？”
两个日本男女惊异地看着我，想反驳，却说不出来。
我乘胜追击：“今村昌平拍过一部影片，叫《日本昆虫记》，把日本人比喻成虫子。如果我根据它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是低级生物。你们感觉如何？”
高树站起来，整整头发：“我不认为……”
“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完。”我示意他坐下，接着说：“我看的日本电影不多，但全是获奖片。我发现，这些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中间有情妇不在少数，至少有一半。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日本至今保留着多妻制？”
“我们认为，你不了解日本人，没看懂这些日本电影。”高树说。
“同样，我也要告诉你们，你们不了解中国人，没看懂那些电影。比如说伪军，《地雷战》里的伪军是不是真心帮助日本人，请你们再好好看看片子。为什么那个伪军军官一会儿指着前面说：‘大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说：‘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比人生地不熟的日本军官更知道土八路在什么地方吗？很显然，他是在迷惑在敷衍日本人。你们没看懂片子，就拿它当证据，就想从中寻找真实的历史，是不是有点冒失？”
高树的脸由红而白，完田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接着说：“更重要的是，你们对人民电影一无所知。”
完田：“什么是人民电影？”
“人民电影指的是1949年到1966年的电影，它的宗旨是宣传。西方人一听到这两个字就皱眉头，认为违反了文艺本性。其实这是他们的无知，任何文艺作品都在宣传，只不过有巧有拙，程度不同罢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拍的电影，哪一部不是宣传？宣传东三省是日本的新土，宣传中日亲善，团结一致搞大东亚共荣。《地道战》宣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拿来说事的‘二百多伪军，一百多鬼子’，它宣传这样一个思想：旧中国政府腐败，社会黑暗，迫使一些中国人当了汉奸。同时，它也告诉人们，日本政府的政策不得人心，没有多少日本人愿意给军国主义卖命。也就是说，它用一句简单的对白，揭露了当时两国政府的罪恶。人们会由此得到结论：这个国家应该改造，这样的政府应该推翻。历史证明这种宣传是正确的，[来自www.lw5U.coM]你们看，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军国主义被民主制度所代替。”
高树：“可是，影片把中国人说得比日本人多起什么作用呢？”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除了宣传之外，人民电影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育。既然要教育，就要告诉人民自己民族丑陋的一面。《地雷战》里把伪军说得比日本侵略者还多，显然是有意为之。他们想通过这样的对比，促使人民反思国民性。我想，这种勇气是一面镜子，那些不辞辛苦为自己国家掩盖战争罪行的人得通过这种镜子照照自己。”
我不知道这番雄辩起了什么作用，反正他们不停地擦汗，不停地喝咖啡。
快到中午了，两个日本人请我吃饭，我谢绝了——中国人连对日赔款都不在乎，还稀罕一顿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