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
边际性是现代人面临的重要临界形态，每个生命个体毕生都在处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边界。经常遭遇边界主题的作家是昆德拉，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广·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圈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
在昆德拉这里，对界限的跨越是最吸引入的，小说的神秘，就在于人物可以越过某一条界线抵达一个无法预知的天地。《雾中风景》和《永恒与一日》的导演安哲罗普洛斯也在自己的影片中屡屡触及“边界”，他在台北接受一次访谈时就集中探讨过这个话题。《雾中风景》中有个小男孩问：“什么是边界？”安哲罗普洛斯称他的接下来的片子《鹳鸟踟蹰》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拍摄的：
《鹳鸟踟蹰》不止在谈地理的边界，还有人际之间的边界、爱情的边界、友谊的边界、一切的边界。马斯楚安尼在片中也问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越过边界了——但是要越过多少道边界，才能回到家？”对我而言，要找到一个地方，让我能跟我自己、跟环境和谐相处，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间房屋，不是一个国度。——然而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
安哲罗普洛斯启示我们，人类所遭遇的边界是无所不在的，它在人类的生存中具有本体性。这也解释了何以有那么多的艺术家迷恋边界的主题。就作家而言，20世纪酷爱边际这一母题的当然还有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卡夫卡的特质是在边际徘徊，他笔下那个彳亍在通向天国的阶梯上的猎人格拉胡斯以及逡巡在城堡外的K无疑都是卡夫卡自己的画像。而博尔赫斯和昆德拉执迷的则是对界限的跨越。当每个人面对所要跨越的界限都不免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和按捺不住的渴望的时候，也许，只有卡尔维诺笔下的男爵柯希莫是唯一能够最终坚守在界限这边的人，也是安于生活在此岸的人。他放弃了对界限的逾越，始终固守自己的边界，不越雷池一步。
男爵柯希莫是《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的《树上的男爵》中的男主人公。这是卡尔维诺精心设计的一个在树上攀援的形象。这个形象本身就具有令人着迷的传奇性：柯希莫自从12岁时因为在午餐的饭桌上拒吃蜗牛而爬到树上起，一直到65岁在海上消失，就再也没有踏到地面上哪怕一步。或者说，他在树上过了大半生，从未脚踏实地过，而是在树上塑造了超越尘寰的另一种生存形态，建立了自己的完整而自足的世界，至死也不肯返回地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和现代神话。
我长久地迷恋男爵这个神话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男爵柯希莫在自己的家乡翁布罗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攀援的孤独身影以及茕茕孑立的姿态，宛若一个漫长的启示，穿越了世纪的时空，启迪20世纪的人类如何坚守属于自己的生命界限。
男爵柯希莫在树上攀援的身影总是使我意识到曾经有个离我们如此切近，但却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世界。这个树上的世界当然只存在于卡尔维诺虚构的叙事和非凡的想象力中，但又仿佛就在距我们咫尺之遥的上方，它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越自己既有的生活而跨越到这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上去。这个树上的世界的悖论性在于，它曾经是离人间最近，但实际上却又最远的一个乌托邦。它离人世如此之近，是因为卡尔维诺既塑造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树上的世界，同时这个世界又完完全全遵循着树上的生活所应该有的可信的逻辑。男爵柯希莫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没有超出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树上的世界应该有的常规。男爵在接受了地面上的弟弟偷偷带给他的树上生活必备的最初的物什之后，就学会了在树上生存下去的一切本领。他以打猎和钓鱼为生，在树枝间往水塘里撒下钩就坐收鳝鱼和鳟鱼，并以自己的渔猎所得与地上交换自己无法制造的东西。他选择了离群索居，对自己天才般地创造了一种观照现世的超越的方式十分满意，信奉“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同时悖谬之处又在于，当男爵离开了尘世，他似乎才对尘世产生更大的热情和更执著的关怀，于是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地面上的生活积极参与。他在树顶出席姐姐的婚礼，在妈妈临终之际从窗外用鱼叉取了一片桔子递到她的手里。他与邻居高贵而专制的女子薇莪拉在树上轰轰烈烈地恋爱，并为她的负气离去痛不欲生。他曾经率领森林中的烧炭工一举截获摩尔海盗藏在洞穴里的宝藏，指挥了一次抗击警察征收什一税的暴动。他树上的生涯最值得夸耀的篇章或许是接见前来拜访男爵的拿破仑皇帝，在树上为拿破仑遮挡炫目的太阳。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使拿破仑仿效起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男爵还背靠一个枝丫，在一块小木板上从事写作，在他那穿插着惊险情节、决斗和色情故事的《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中，男爵设想自己创立了在树顶上的完善的国家，说服全人类在那里定居并且生活得幸福，而他自己却走下树，生活在已经荒芜的大地上……男爵尝试着树上一切可能的生活，建立了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王国，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存。它离尘世如此切近，但却是一个人类中只有最富有想象力的一员——卡尔维诺——才真正抵达了的梦幻国度。
在男爵漫长的树上的生涯中，这如此切近，却又使他遥不可及的尘世的幸福是不是曾经每时每刻都对他构成着莫大的诱惑？男爵的弟弟——小说的叙事者——凝望着哥哥隐身其中的一片片茂密的树林，经常泛起的就是类似的思绪：
他躲在一棵梧桐树顶上，挨着冻，望着灯火辉煌的窗子，看见我们家室内张灯结彩，头戴假发的人们跳舞。他的心里曾经涌起什么样的情绪呢？至少曾经稍稍地怀念我们的生活吗？他曾想到重返我们的生活只差一步之遥，这一步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容易跨越吗？
在人类的一切需要逾越的界限中，男爵面临的界限无疑是最容易穿越的；而在人类一切需要固守的界限中，男爵的界限又是最难以守住的，因为尘世的诱惑是如此切近，如此触手可及，甚至一不当心就可以跌落在地上，返回原初的生活，回归尘世的快乐，体味脚踏实地的踏实感，并继而踏着远游者的足迹走向更远的地方，去实现树上无法企及的更多的可能性。但是，男爵与地面的咫尺之遥最终却成了永远的距离。
由此，“弃绝”构成了男爵的树上的传奇生涯的主题词。
当男爵放弃了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时候，作为读者的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怅惘。男爵柯希莫有他无法企及的空间，这就是近在咫尺的地面以及森林延伸不到的地方。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因此让我久久难忘：男爵曾在森林的尽头良久观望一大片他无法逾越的空旷的草地，“仿佛可以从草地上悟出长久以来在内心折磨着他的那个东西：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延绵不断，比生命更长久”。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所没有经历的生涯怀有一份好奇甚至渴望，许多人甚至为了自己其实无法企及的世界而离开家园，走向远方。远方曾令多少人魂牵梦绕，远方甚至就是乌托邦的化身。于是就有了法国诗人兰波的著名诗句“生活在远方”，这一句诗曾在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期间被巴黎大学的学子们写在大学的围墙上，借以表达对远方的渴望。生活在远方，是把远方的生活看成是唯一值得体验和尝试的生活。兰波们借着对远方的怀想超越于不圆满的现世，逃逸出当下的处境，却没有意识到所谓远方只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的，它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远方一旦抵达，就不成其为远方，而变成了当下和此在，于是又会有新的远方在遥遥的不可企及的地方召唤。远方是没有尽头的。
于是，当男爵在森林的尽处瞩望远方的时候，这凝神的[来自wwW.Lw5u.com]姿态分外令人感怀。而由此，我明了了他何以执著甚至顽固地坚守只属于自己的生命的界限。男爵保留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权利和想象，同时把对远方的思念封存在思念本身之中，把远方定格在自己的边际之外。
当安哲罗普洛斯断言“家”“并不存在”的时候，他是深刻的，却未必是幸福的。而更应该感到幸福的是男爵柯希莫，男爵的幸福源于对自己的界限的确知，他知道自己的生存的限度，而当他为自己的生命划定了界限之后，毕生固守的正是自己的边界。他以自己选择的生存形态最理想地诠释着什么是界限，什么是归宿，什么是热爱与弃绝，以及什么是限制与超越的主题，同时也就诠释了传奇的生涯与凡俗的生活的区别。也许在树上度过几天是浪漫，生活几个星期是坚忍，而像男爵那样生存了一辈子，则只能是传奇和神话。男爵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在限制中穷极可能性的生活，最终也守住了自己的传奇的疆域。
加拿大神话批评的创建者弗莱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由思想、意象、信仰、认识、假设、忧虑以及希望组成的结构，它是被那个时代所认可的，用来表现对于人的境况和命运的看法。我把这样的结构称为‘神话叙述’，而组成它的单位就是‘神话’。”“我们的神话叙述是一种由人类关怀所建立起来的结构：从广义上说它是一种存在性的，它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去把握人类的境况。”从这个意义上说，男爵的故事是关于“存在性”的一个神话，在探讨了人类生存的界限和限度以及生存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问题的同时，成为了替现代人指引生存路径的启示录。卡尔维诺也因此表现出了先知的本性，他在《树上的男爵》中对边界的执著的叩问，也构成了关于现代人理想生存境界的弥足珍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