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
一
1980年4月15日，法国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抑或还是终结者的萨特，告别了这个他称之为“荒谬荒诞”的人世间。萨特逝世的消息，成为当年世界不同意识形态的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包括前苏联的《真理报》、中国的《人民日报》。
巴黎知识界为萨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有5万多人从法国各地赶到巴黎，来向这位文学大师、哲学大师做最后的诀别。护送萨特灵柩到蒙巴那斯公墓安葬的人流排了有十几英里长。据报载，许多人为了最后一睹萨特的“风采”，爬在了沿路的树上，其中还有一个青年，竟掉下来跌在了棺木上。这是法兰西民族自雨果的葬礼后从未有过的盛况。
萨特曾被“第三世界的劳苦大众”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但对此，西方的不少评论家不以为意地说：“他的心太多变了，成不了良心。”饶有意味的是，类似的指责也来自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萨特在政治上太反复无常了，不足取。”
萨特生前不为资产阶级所喜欢，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骂娘的人”。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萨特又被指斥：“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作辩护”，他发出的是“反动资产阶级临死前的悲鸣”。萨特声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注入“入学”，更被认为是“包藏着极大的祸心”。一位曾影响了一个世纪一代青年的思想家，却被对立的意识形态双方所拒绝，成为“舅舅不亲，姥姥不爱”的“千面人”，可悲地印证了萨特“存在与虚无”的学说。
萨特针对他“多变”的指斥，回答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我从来不愿意正襟危坐地生活。”萨特还说：“万能的上帝啊，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暴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法国文学的著名研究家柳鸣九，在萨特去世的1980年代初，不平地为萨特“鸣冤叫屈”。他说：“对于主观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抱着善意。对马克思主义也严肃认真的萨特来说，也许是最大的不幸。这一个精神上叛逆了资产阶级因而被资产阶级视为异己者的哲人，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支撑点？萨特应该得到现代无产阶级的接纳，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存在主义从诞生于世界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了激烈的争议，受到猛烈的攻击：天主教《十字架》日报称存在主义“比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实证主义更危险”，并与法共的《人道报））一起把萨特称作“社会的敌人”。萨特的所有作品都列在梵蒂冈的禁书目录上。斯大林的文化委员法捷耶夫以鄙夷的口吻说，萨特是个“用打字机的豺狼，使用自来水笔的鬣狗”。直到萨特百年诞辰的2005年，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新闻周刊》还辟出“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样的专栏展开论辩。半个多世纪以来，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即便是萨特逝世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对萨特的解构解读依然余音绕梁，涛声依旧。
一个向世界呼喊出独立声音的思想家的功过，盖棺也未必能够定论。
更富有荒诞荒谬意味的是，上世纪冷战中对峙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都把萨特的作品用来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苏联拿萨特的《可尊敬的妓女》来攻击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而美国则拿萨特的《肮脏的手》来攻击苏联血腥专制的反人道主义。
列维在《萨特的世纪》一书的自序中，发出了“两个萨特”的质疑：他是宣传自由的哲学家，还是极权主义的辩护士？
纵观20世纪的哲学家文学家，没有一个如萨特一样给世人留下这么多的云遮雾罩朴朔迷离。
海德在评价到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被人引用最多、理解最少的作家之一。”
萨特亦如是。
英国《新政治家》的主编保罗·约翰逊，对世界文学史哲学史上已有定评的诸多“大人物”，如托尔斯泰、卢梭、易卜生、海明威、罗素、布莱希特等人进行了“洞幽烛微”的“解构”，揭示出“光环下的阴影”。他在写萨特的专著《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一文中，对萨特做了这样的描述：
使萨特出人头地的还是二战。这场战争对法
国是灾难，对尼赞等朋友是死亡，也给其他人带
来危险和耻辱，但却让萨特获益良多。他应征加
入了陆军炮兵司令部的气象小队，负责放热气球测定风向。……当时法军士气极为低落，萨特因从不洗澡，肮脏无比而臭名远扬。他所做的就是写作，每天写五页小说，最终写成了《自由之路》。他还每天写四页《战争日记》和无数给女人的信。当德军发动攻势，防线崩溃，萨特成了战俘（1940年6月21日）后，他仍然涂涂写写。在特里尔附近的战俘营里，他实际上被卫兵当做政治人物，德国兵鄙视法国俘虏，尤其鄙视肮脏的法国战俘，他们常常踢萨特宽大的臀部。就像当初在学校一样，他靠开玩笑和为战俘营写作文娱节目挺了过来。他继续努力写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直到1941年3月被诊断为“半失明”而获释为止。
……他发现战时的巴黎令人兴奋。他后来写道：“恐怖难以忍受却又对我们十分合适，我们从未感到像德军占领时这样自由，如果我这样说人们会理解吗？”但这是因人而异的。萨特很幸运，由于战前未介入政治，甚至连1936年的“人民战线”也没参加，在纳粹的档案和黑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至少他们认为他“清白”。他也确实算艺术家中受到优待的人。…．．萨特的小说和剧本完全可以为他们所接受，因为它的背景是中欧哲学，尤其重视海德格尔，而海德格尔又是受纳粹学术界称许的学者。萨特从未主动与当时政权合作，最密切的联系也只是为一份与纳粹合作的周报一《喜剧报》一写稿，一度还答应为它写专栏。但他作品的出版、剧作的上演都通行无阻。正如安德烈·马尔罗所说：“当我对付盖世太保的时候，萨特却得到德国审查人员的许可，在巴黎上演着他的戏剧。”
……1942-1943年间，他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非常全面地阐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写书的那个冬天极冷，咖啡馆的老板布巴尔先生却有办法弄到烟草和取暖的煤。于是萨特每天在那儿写作，裹着一件不知从哪儿搞来的鲜橙色的人造皮毛外套，虽然又难看又不合身，却很暖和。他总是先喝下一杯奶茶，然后拿出钢笔和墨水瓶，连续写上四个小时，很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就像“一个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
对战争与沦陷的思考，孕育着萨特的哲学思想和长篇巨制《自由之路》三部曲。
萨特一向认为：“每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哲学富有生命力，那就是表达社会总的动向的哲学。”维克多·雨果曾断言：“一种思想一旦适应了时代，就具有无比的力量。”
保罗·约翰逊说：“就像当初用热气球测定风向一样，现在，萨特嗅出了社会风气的微妙变化。”
1947年萨特发表的《什么是文学》-文中，表达了他既不愿投靠英美集团，也不愿追随共产党的中立思想。1948年1月，萨特加入了中立主义的“革命民主同盟”，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反斯大林主义，也反戴高乐主义。直到1950年，萨特还与一批法国作家一起谴责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但是，由于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方面，他与法共的主张不谋而合，政治态度向左转。从1952年到1956年间，他和法共密切合作，这是他自称为“共产党同路人”的四年经历。
保罗·约翰逊在《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一文中写道：
……1952年，萨特打消了对共产党的两难态度，决定支持它。这是一个情绪化的而非理智的决定，它是在共产党的两场宣传攻势影响下做出的。（即亨利·马丁的入狱事件和马修·李奇微的残酷镇压事件）……萨特本该更明智些。
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共产主义世界和平运动大会上，他竟让人把自己当成一只演把戏的熊。这就是说，为了取悦于那位把他称之为“豺狼和鬣狗”的法捷耶夫，他向所有的代表宣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件大事就是：1936年的人民阵线、法国解放和“这次大会”——这是个明显的谎言——不仅如此，他还取消了他早期的反共戏剧《肮脏的手》在维也纳的演出。
在坚定支持共产党路线的四年里，萨特有些言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954年6月，在一次俄国之行后，萨特接受了政治同伴<解放报》的一位记者两小时的采访。这可算是自1930年代初期萧伯纳的东方之行以来，西方思想界要人关于苏联所发表的、最卑躬屈膝的谈话。他说苏联公民不去旅游，并非因受禁止，而是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美好的国家。他断言“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他竟坚持说：“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
萨特对苏维埃政权的赞颂与加缪对斯大林主义的质疑构成了两人决裂的冲突核心。笔者在此文的姊妹篇《审判与忏悔——加缪作品中彰显的作家人格》一文中有详述，此处不再赘笔。
1955年9月到11月，萨特和波伏娃一起访问[来自www.lW5u.CoM]中国，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大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期间应《人民日报》约请，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赞扬了毛泽东的执政理念。直到中国的文革中，萨特仍认为应该考虑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说中国文革中提出的“反权威分子”，“似乎是唯一的革命力量”。 1968年，萨特在法国学生爆发的“红五月造反”运动中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同盟者，支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70年出任毛派《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编。1974年，萨特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造反有理》发表，萨特赞同当时中国的“暴力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
保罗·约翰逊在《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他站在学生一边。萨特赞扬学生们设置街垒的行动：“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唯一的东西，他们尚未进入父辈的体制……目前在我们软弱的西方国家中，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应该由学生决定他们的斗争应采取的形式，我们不应冒昧地就此事给他们提出建议。”这话出自一位花了30年时间教导青年的人之口，实在奇怪。还有更昏庸的话，他告诉学生：“你们行动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在权力中放入了想象。”波伏娃也与萨特一样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她表示：学生们刷在巴黎大学墙上那些“大胆”的标语中，最令她“感动”的是“把禁止禁止掉”。
萨特屈尊采访临时学生领袖丹尼尔·柯恩·邦迪，就此在《新观察家》上写了两篇报导。他觉得学生们“百分之百正确”，因为他们正在破坏的政权是“懦弱的政权，一个谋杀的号令”。
1970年春，法国极左派做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尝试，想把毛泽东的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加以欧洲化。这场运动被称为“无产阶级左派”，萨特积极参加，担任他们的杂志《人民事业》的主编，主要是防止警察查封。运动目标的暴力性质甚至对萨特的口味也足够了——号召关押工厂经理，私刑处死国会议员……
保罗·约翰逊还披露了这一时期，萨特对当年几位社会主义领袖的看法：
关于卡斯特罗，他说：“这个从古巴革命中诞生的国家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关于铁托的南斯拉夫，他说：“这是我的哲学的实现。”谈到纳赛尔的埃及，他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愿把埃及政权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
当年欧洲左派的“主流话语”是：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个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个世界。两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把知识分子[来自Www.lW5u.com]推向了“非此即彼”的痛苦抉择。
保罗·约翰逊在文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话：“萨特在其中没有真正的地位，他自己似乎觉察了，抱怨道：‘如果我再和行动主义者混在一起，就会坐上轮椅被人推来推去，挡住每个人的路。’但在一些年轻的追随者怂恿下，他最终还是没能抗拒政治表演的诱惑。”
在保罗·约翰逊的笔下，萨特成为一个看风使舵、随波逐流的人物。
三
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因为萨特的“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巳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然而，获奖的消息传来，萨特却在咖啡馆拟写了一份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
在诺贝尔奖颁奖百年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拒绝了这一殊荣。一个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就是萨特。然而严格地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拒领是受到了不可抵御的政治压力，只有萨特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的自由选择。
当年帕斯捷尔纳克致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电文，是耐人寻味而又意味深长的：“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经过半年的心灵煎熬，帕斯捷尔纳克写下《诺贝尔文学奖》 -诗：“我算完了，就像被围猎的野兽。／自有光明与自由的所在，／可紧跟我的却是追杀的喊叫，／我已经无法到外面去走一走。／／漆黑的森林的池塘的陡岸，／还有被砍倒的枞树的树干。／通向四方的路已经被切断。／一切都听天由命，随它的便。／／我可到底做了些什么坏事，／我是杀人犯，还是无赖、泼皮？／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为我美好的家乡俄罗斯哭泣。／／但尽管已面临死期，／我也相信有朝一日／善的精神定将压倒／卑鄙和仇恨的邪力。”（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我在《苏俄诺贝尔文学奖四得主命运比较》一文中有详述）萨特在给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信中这样说：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
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的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
从萨特拒领诺贝尔奖的“声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受对立意识形态干扰，坚持特立独行立场的自由知识分子形象。
四
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自由选择”，是在“一定境遇”中的自由选择。萨特把他的戏剧称之为“一种境遇剧”，其中蕴含着深意。就是说，人只有在“一定境遇”中，才有选择自我的自由，它是自由选择的前提，也是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这种“环境的确定性”与传统文学中的“典型环境”并不相同，它既不为表现时代特点、历史规律，也不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服务。它只是为存在主义的“真实人物”提供一个主观感受和供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
环境造就人。江南为橘，江北为枳。
萨特的戏剧代表作《禁闭》，把这种环境的确定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禁闭》富有哲理意味，它的“一定境遇”是一个房间，作为“阴曹地府”的象征（所以也有译著把这部剧翻译成《间隔》）。剧中写了三个鬼魂：报纸编辑加尔散，生前与其他女人同居，折磨自己的妻子，在战争中是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被作为“逃兵”抓回枪毙而死；邮政局职员伊内丝是个有变态心理的同性恋者，与表哥的妻子搞同性恋殉情而死；贵夫人艾丝黛尔是个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色情狂，因背着丈夫寻欢作乐，最终在与情夫的纠葛中死去。萨特就是在这个“一定境遇”中，展开了他笔下人物之间的挣扎、纠葛、矛盾、冲突、唯我独尊、以邻为壑、相互防范、相互折磨。他们各人过去有罪过，现在还有卑劣的欲望，他们把自已紧紧裹起来，唯恐对方了解洞悉自己的过往历史。他们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和屏障。以致地狱并不是刀山油锅，也不是但丁笔下的景象，而是已经被异化了的同类。
半个多世纪以来，萨特的这一代表剧，一直被解读和阐释为：“构成了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缩影，不是一般的缩影，而是有高度概括意义的缩影。”
作为萨特“终身伴侣”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萨特去世后，写了一部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书中对《禁闭》剧的首演做了这样的回忆：
萨特谈到了他的新剧本（《禁闭》），以及可能限制该剧上演的种种条件。他建议由加缪担任主角演出这个剧本。加缪起初犹豫不决，但拗不过萨特的坚持，也就同意了。……萨特很满意加缪扮演的加尔散。
萨特在剧中通过加尔散之口，说了这样一段台词：“地狱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于是，“他人就是地狱”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一句至理名言。
波伏娃在谈到加缪扮演的加尔散角色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被禁闭者。”
谁是牢房的监管者？上帝，还是社会制度？——尼采说是上帝，福柯说是社会制度。逐走上帝、取消社会制度，牢房就不存在了？——卡夫卡说：“不！没有上帝或社会制度，身体也是牢房。”
萨特用《禁闭》象征人被“囚禁”的状态。
别尔嘉耶夫说：“衡量地狱的不是公平，而是自由。”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地断然宣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起来，不愿被奴役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把炉火烧得通红”，“让思想冲破牢笼”，“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萨特清醒地看到，“本世纪最大的悲剧在于：从无限的自由出发，最终到达无限的奴役。”
萨特的预言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