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
清代的王拯早就指出，《项脊轩志》内“余既为此志”至“今已亭亭如盖矣”部分为文后跋语，不宜作正文读。他历述“余既为此志”以上若干段内容，条列为轩之景物、轩之沿革、轩之遗事、轩之遭际等四小部分，将“项脊生日”以下、“余既为此志”以上部分视为文之后论，类似于志之有铭、传之有赞而骚之有乱。如此前记后论，显然已构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没有必要再将“余既为此志”以下部分拉扯进来，破坏正文固有的自足性（《书归熙甫集项脊轩记后》）。自（（项脊轩志》选人中学语文教材之后，出于各种考虑，编写人员删去了“项脊生日”一整段议论，直接续上“余既为此志”以下两段文字，注为附记，构成了一个梅曾亮所谓“借一阁以寄三世之遗迹”的新文本。由于师生们多将《项脊轩志》的情感内核定位于如泣如诉的亲情，附记所叙夫妻之情亦可视作正文所述母子之情、祖孙之情的自然延伸，文境相类，上下贯通，文本间似乎看不出有何龃龉。
近些年来，人们开始从科举的视角考察《项脊轩志》，捋出了另一条堪与天属亲情相抗衡的心理红线，即一个封建士子为复兴家业、光宗耀祖而迸发出来的强烈的功名意识。（如张延昭：《从科举视角解读<项脊轩志）》等）可惜细细辨去，许多解读者无论力持功名意识论，抑或主张天属亲情论，都只为相关论点选择性地求证于部分细节，缺乏足够的文本整体意识，更未充分注意到《（项脊轩志》特殊的文本构成形态对文本情感表达造成的诸种影响。为指称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将《项脊轩志》各部分的称谓统一如下：文首至“殆有神护者”部分为正文，因教学需要而删去的“项脊生日”至“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部分为后论，“余既为此志”至篇末部分为附记。
据赵伯陶先生考证（下同，以公历、周岁计），正文与后论约写于嘉靖三年（1524年），时年归有光18岁。这个生命节点前距“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业已三年，后离作者考取秀才、补苏州府学生员仅剩一年。虽说母亲、祖母已相继过世，大家族亦历“诸父异爨”之变，但毕竟身处人生的发端期，憧憬在前，责任在肩，归有光琐细的叙说间透露出来的精神基调恰恰是昂扬奋发的。后论部分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项脊生日：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不过，人们对该段文字的具体理解还存在着一定差异。人教版教参认为作者以坎井之蛙自喻，有“自我解嘲”之意，也和盘托出了自己“生不得志的感慨”，恐怕不妥。一则归有光当时才18岁，尚未充分经历人世坎坷而发此感慨，未免矫情。二则从引文的表达思路看，归有光先引蜀清和诸葛亮从“昧昧于一隅”中奋发图强、成就大业的事例，接着顺势一句“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显然是个很自然的类比，其意图不言而喻。至于末句“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完全是承上文“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而来，与其说是作者的“自我解嘲”和“生不得志的感慨”，不如说是归有光对无知无识的世俗偏见的高度蔑视和对自己功名前途的坚定信念，真可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归有光自少雅好《史记》，常年悉心摩习。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项脊轩志》中的这个“项脊生日”后论乃活脱脱的“司马笔法”，跟“太史公日”一样具有卒章显其志的功能。读者若能抓住这个文章命门，也就把握了《项脊轩志》正文部分的情感内核。老实说，从实用的角度看，项脊轩无非是个破败不堪的陈年小阁子，“室仅方丈”，“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来自wWw.lw5u.coM]”，“不能得日”，居住条件不可谓不差。即使“稍为修葺”、“前辟四窗”之后，也不过“使不上漏”、“室始洞然”而已，谓其如何雅致宜人，未免夸张。以常人之身来处此等之室，多半会苦不堪言，但归有光却于字里行间透出由衷的深情与怡然，其经验发生源当不在项脊轩本身，而在后论中迸发出来的以科举为表现形态的功业追求。于是，我们从“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里听出的，不是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闲逸萧散之喜，也不是刘禹锡“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高洁雅致之喜，更不是柳宗元“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傲然天际之喜，而是一个年轻学子面对光明前景以苦为乐的奋发砥砺之喜。
同样，归有光蜗居项脊轩之悲也是跟正在进行中的功名追求密切相关的。正文次段讲到“诸父异爨”事件，仅寥寥数句，用语颇为冷静克制，似乎只是一处闲笔，顺带介绍一下庭院的空间沿革而已；但对传统读书人的家族崇拜稍有认识的话，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叙述者个中隐痛的。“庭中始为篱，巳为墙，凡再变矣”，去掉其中的文学色彩，正是归有光在《家谱记》里表露的一段心迹：“有光每侍家君，岁时从诸父兄弟执觞上寿，见祖父皤然白发，窃自念，吾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巳，今每不能相同，未尝不深自伤悼也。”原来庭院由篱而墙的变迁，暗示着家族成员间情感隔膜的日渐深固。明人王士性尝言：“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广志绎，江南诸省》）归氏家族的分崩离析正是近世以来归家举业衰落的一个侧影，“诸父异爨”击伤了归有光家族崇拜的拳拳之心，反过来却也激发了他埋首苦读以博取功名、复兴家业的进取之志。
这份心志在祖母的寥寥数语里便彻底呈露了。祖母见有光整日默默地读书，十分欣慰地自语道：“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未几，又持一象笏至，日：“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又是期待，又是激励，事后回顾，言犹在耳，归有光为此“长号不自禁”，固然有尚未实现祖母遗愿的负疚感，但其情感质地并不消极，甚至还有些“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情。相较而言，归有光借老妪之口回忆母亲的细节，则处处流露出浓浓的天属亲情，悲恻惨怛，使人欲涕；不过略考归有光母亲相关行状，此处忆母而泣当还有其他隐衷。据说，归母周孺人怀有光时，“家数见征瑞，有虹起于庭，其光属天”，因名其子为“有光”，复兴家业之意相当明显。“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先妣事略》）母亲的这番切切督促之意，实与祖母对归有光的殷殷期盼之情并无二致。因此，归有光对母亲的伤极而泣里，同样交织着功名未就、母恩难慰的为子之痛。“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无论是长号之悲感抑或伤泣之幽情，最终都沉淀于一颗无限深潜的心，在方丈之室默默耕耘。“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实在可庆可慰，表现出一个身处衰境而不甘的封建士子对天赋大任于己身的神秘猜想。由此导人“项脊生日”那段后论，自然连贯，一如水到而渠成。
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许多年以后，归有光偶读旧文，情难克抑，又提笔续文，形成了目前所见由正文、后论和附记三部分构成的新旧间杂的特殊文本。几百年来，人们对附记的补入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谓其虽非一气呵成，却又浑然一体。不过简单地认为附记的补人使整个文本完整化，无异于间接地指明原来的正文与后论部分是残缺的，此据上文的分析来看，似有不妥。如果说附记的情感取向跟正文、后论完全一致，那么附记就有蛇足之嫌了，这显然也与事实不符。照此推论，附记跟正文、后论的融合应该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化学反应，产生了新的情感框架，形成了更大的文本完整性。
而欲考察附记的情感内蕴，免不了要确定附记的写作时间。热衷于考据的人们为此争论不休，有30岁说（王勉等），有31岁说（顾农），有33岁说（赵伯陶），有35岁说（人教版教参），也有49岁说（姚玉光），终无定论。其实，一个人的情感状态主要是由其人生遭际决定的，没有必要求证于一个过于确切的写作年纪。归有光在附记中提到，“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其后六年，……其后二年，……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据此推断，附记至少作于13年以后。此时的归有光一方面六赴乡试，方于34岁中举；另一方面与魏氏伉俪六载，却不幸遭妻早逝，其间所历丫鬟、幼女夭折之痛，亦不待细言。科场频频蹭蹬，家庭迭遭变故，人生的前线与后院一片狼藉，正应了那句“屋漏偏逢连绵雨”的俗语啊！更为致命的是，面对人生中的灾难，人到中年的归有光已不可能再像18岁时那样有大把的青春作盾牌，一路且泣且歌了。徘徊于人生中途的归有光，看看前半程，泥泞不堪；望望后半程，江河日下——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啊！
遗憾的是，很多读者只知道附记跟正文、后论之间有一段写作上的时间差，而不能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其后所省略的人生遭际及其对作者情感世界乃至人生观的深刻影响。顾农先生将正文首段、中部和后论的情感变奏曲线描述为高——低——高的倒马鞍形，附记犹如情感吸附器，把正文中部的低回沉郁之气导了出来，加以延伸、扩展，使全篇命意摆脱了“封建世家子弟追逐功名、重振家业那种俗套”（《项脊轩志的奥妙》）。教材编写者则嫌后论中封建功利主义的庸俗气味太浓，跟正文叙事传情的内容布排和附记的情感质地相龃龉，干脆挥斧砍除，使正文和附记构成了一个旨在思亲悼亡的哀婉凄恻的新文本。可见，人们对附记情感内蕴的理解仅止于丧妻之痛了。
善体文气的读者会发现，同样写丧亲之痛，归有光对母亲、祖母的情感表达相当直露，类似于遭遇外伤时响亮的哭号，宣泄之后即可恢复情感状态的平衡；而对妻子的情感表达则高度收敛，俨然经受内伤之后平静的陈述，貌似悄无波澜，隐隐中却给人不安。这种文气上的迥异说明，归有光与妻子的情感形态跟他与母亲、祖母的情感形态，并非“借一阁以寄三世之遗迹”的并列关系，而是极具升华功能的递进关系。这倒不是说妻子在归有光的生命中比母亲、祖母更为重要，而主要是妻子之死对归有光的情感打击出现在母亲、祖母过世以后的缘故。母亲之死使“余泣”，祖母之死“令人长号不自禁”，相较而言，毕竟还只算人生的外伤，加以归有光年轻时的科举憧憬，亲人死亡除了引发他的伤感之外，更重要的还可激发他的砥砺奋进之雄心。但爱妻之死不仅使人到中年的归有光失去了仅剩的精神依赖和情感慰藉，而且让一度平复的家族分崩离析之悲、母亲祖母俱丧之痛、功名多舛渺茫之叹一股脑儿地卷土重来，几乎彻底摧垮了归有光的生活热情和人生信心。“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看似句句不离丧妻之痛，实乃处处展现被丧妻这最后一根稻草所压垮的碎片化的生活世界。“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归有光以一个类似于电影中的空镜头( scener3rshot)作结，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固然不乏归有光对妻子的一往情深，但何尝没有作者对岁月无情、功名难就乃至命不可测的深沉喟叹呢？在死亡的映衬下，亭亭如盖的枇杷树将人世的沉哀指向了无限，这不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人生失败感吗？
王拯主张将附记从全篇中抽离出来，只视为文后跋语，区别对待，未免过于拘泥，也使正文与后论部分的情感境界顿趋狭隘。不过人们把附记补缀于后论的尾部，试图在解读上用它去淡化正文与后论部分那些卧薪尝胆、博取功名的奋发气息，以铸就一个较为纯粹的旨在表现天属亲情的新文本，同样降低了文本组合后客观形成的情感深度。教材编写者删除后论，荡涤情感杂质，使正文与附记直接拼合，更是背上了擅自篡改文本的恶名。当然，人们对文本施以这样那样的做法也并非没事找事，问题出在他们对（《项脊轩志》的情感取向各持己见上——归有光到底要表现天属亲情呢，还是功名意识？可是争来辩去，终究绕不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跳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圈套，站在一个较高的据点考察《项脊轩志））的情感取向问题。钱穆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以载道”观念做过一个颇富启发意义的阐释，即“要在文学里表现出作者的人生”，他举的例子便是归有光《项脊轩志》之类的文字（《中国散文》）。在习惯将“道”理解为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古文（与时文相对）鉴赏语境里，钱穆的解释创造性地统一了《项脊轩志》内两种看似对立的情感取向，顺带也清除了不少人对归有光情感取向所抱的意识形态偏见，诸如“封建”、“功利”、“庸俗”之类。可以说，在人生这一阔大的平台上，归有光的亲情皈依和功名追求是相互生发、殊途同归的。母亲的关爱、祖母的期许、妻子的相契激发了归有光的功名意识，而功名上或小或大、巳成将成的业绩反过来成为归有光回报亲情的最好礼物，两者一样真诚，一样强烈，共同充实了归有光艰难坎坷的人生内容[来自WwW.lw5u.com]。
有了这样的视角，附记与正文、后论之间的情感龃龉就理顺了。附记的补入固然打破了正文和后论原有的完整自足性，但也形成了一个更为深广、更具力量的人生文本。如果说从正文到后论的情感调子是逐渐高昂的，那么由后论至附记的情感调子恰好是渐趋低沉的，这样就构成了一轮完整的情感往复，其中所寓的人生图景也历历在目。被教材编写者视做眼中钉的后论则以其充分的言说，跟附记的无限沉默构成尖锐的对比，让人见证了一个封建士子由青年步人中年的真切感人的心路历程。《项脊轩志》的这种异时文本结构，正好合成了归有光那段渐趋蕴藉的情感人生，不能不说是天作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