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张石山
凡中国人，少有不希望中国强盛的：国力强盛，标志良多。其主要标志，应是国民经济的全面发达繁荣，而不在于爆炸了几颗氢弹原子弹。比如那东洋日本国，国民自卫队整个军事力量受到限制，它不得制造什么原子武器。近年亚运奥运赛事，亦不十分景气，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它国力强盛。在足可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球经济对抗竞争中，小日本出尽了风头。这个昔日宿敌对我们的经济压力绝不亚于当年的军事入侵。
战败国日本办到的，为什么战胜国中国办不到？有一种非正式的说法日：一个日本人不是一个中国人的对手，但三个中国人却敌不过三个日本人。这自然是一种简单而形象的譬喻，大致是想说明三个人已然组成一个社会、形成了某种结构，而日本人的社会结构或社团结构是相对合理更具效率的。明治维新以来，直到二战后在美国占领者刺刀胁迫下的全面改革，终于使日本完成了国家体制的转型和更新。中国当前声震寰宇的改革，已推进到这样的关键时刻：局部的调整修补无济于事，社会整体结构或日体制必须彻底变革。
承认落后，泱泱大国放下架子何等不易；改变落后状况，事实证明更其艰难。而不再实行鸵鸟政策，敢于承认落后并且决心变革，毕竟是可喜的第一步。
然而，鲁迅先生笔下的伟大典型阿Q绝没有断子绝孙。Q兄传人总还在讳疾忌医，不承认头生癞疤；总还在认为祖居“未庄”比任何村寨都好，谁说别处好就是出卖未庄。未庄被攻破，心理上也决不认输。日本人使汉字而用筷子，简直绝对就是儿子打老子！阿Q之所以为阿Q，和他的愚昧分不开。但事情怕又不这么简单。会画圆圈读书识字甚而著书立说者，有无阿Q精神阿Q遗风？是否化妆包装过的阿Q?满把铜的和银的的阿Q依然是阿Q，好比近年来有了钱的农民依然是农民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在全民中所占比例少得可怜，更为可怜的是他们当中“有文化的阿Q”还不在少数。
即以著书立说倡导人文精神高呼终极关怀的作家而言，他们白纸黑字的作品中，也以多种艺术样式的“自我叙述”活画出了自己的阿Q面目。
有一类作品写中国人到外国谋生困难。中国人合法出国或者不得已去国，首先有许多作品将这种行为判定为不爱国甚至是叛国。有一位专写“大墙文学”的作家，甚至将这一命题拔高到不坐监狱不挨枪子即是不爱国的恐怖高度。不由使人联想到另一位作家独创的名言，说打右派是什么“娘打儿子”。如此爱国爱娘的肉麻程度，便是阿Q也自叹弗如。老兄身上抓不出如此大的虱子，不禁要恶骂“妈妈的”了。其次，生活中明明有不少海外游子归国投资，我们的作家却固执地不断叙述着另外的情况。出国者多半没有什么好结果：受骗上当，卖入妓院；备受剥削，人间地狱；起码也是不能适应那紧张的竞争环境那后现代了的人际关系。等等渲染，不一而足。其艺术指向或直白的主题无疑只有一个，还是我们的“未庄”最好啊！
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弊端，国外绝非天堂。一些中国人到异国他乡不能适应也是不争的事实。但由此得出中国式的“大锅饭”最好的结论，是草率的，极不严肃的。质言之，这不过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未解放”的样板戏老调新唱罢了。
另有一类作品是写外国人向往东方文化的。参观游览、家庭拜访，必要伸着大拇指夸赞中国历史悠久、民风淳朴，社会道德高尚，整个一服“十全大补丸”。作为观光客，多有新奇发现；基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有识见的外国人也往往转向东方文明。这本来极为正常，我们奉为“圣经”的马列主义不也是向西方学来的吗？描写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表面的称赞而给自己壮胆，实在极为可笑。这样描述的艺术指向也只有一个：连外国人都说好，我们自己为什么还不满足呢？“阿Q真能做”，阿Q于是沾沾。
再有一类作品写到了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直接较量。在远洋货轮上或者某项中外共建工程中，中国人的体力与智力，劳动精神和服务态度，都最终胜过了外国人。传统国术天下无敌，并连足球也闹着玩儿似的踢败了外国人。中国古来的发明不止四大，至少有五大，足球不是我们的高俅比贝利马拉多纳辈踢得还要高妙吗？这样的文学文艺与其说是高扬了爱国主义，不如说是“精神胜利法”常用常新活学活用急用现学立竿见影。
于是，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在这类题材的处理上画出不那么圆的圆圈来了。有文化的阿Q照样露出了头上的癞疤。 数千年的传统和近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境况，铸造刻蚀出阿Q这样的典型人格。作为文学典型，文学可以描述他、批判他，却到底不能改变他。以社会良心自任的作家文人，相当数量处于“有文化的阿Q”的精神状态，不能不令[来自wwW.lw5u.cOM]人感到惊心动魄。
当反思文学取代了号角诗歌，报告文学解放了问题小说，中国文学的主流趋向始终不曾脱离“文以载道”的传统。针砭时弊，大声疾呼，希图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文学本身，文学家文化人本身，自我反思主动反省似不多见。至少并不深刻，并未形成氛围。扬弃阿Q精神重塑现代人格，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化界的迫切使命。沉重思索捏着脑门天下己任终极关怀的作家何尝少见，大家是否就在这一迫切使命方面从自身做起，率先“关怀”一回[来自WWw.lw5u.com]呢？
而批判的武器到底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针砭时弊疗救社会的文学究竟有无它所希望的那样的功能，令人怀疑。漫长的一个世纪中华民族颠踬前行，我们的国民人格主体建造有多大实质性的进展？比起上世纪初的学者文人，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大师巨匠安在？
于是，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社会结构或日体制方面的实质性改革。在那样的改革中，包括学者文人在内的国人也许才有可能自觉或被迫地改变自身，庶几建成傲然特立的东方人格主体。
对浮躁浅薄的眼下文坛，对在官本位制约下的文坛，我们难有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