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毕光明
在当代作家里，像韩少功这样始终关切乡村文化命运，着意从民间寻找传统道德人格来救赎时弊的并不多见。因此《怒目金刚》这篇思想者的小说出现在2009年，就显得弥足珍贵。 悠目金刚》讲述的是乡村文化人吴玉和想要讨还个人尊严的故事。在乡村里备受尊重的玉和，一次开会迟到，遭到乡书记老邱当众骂娘，人格受到十分严重的侮辱与伤害，会后就要求书记道歉，书记发窘地逃开，自此以后，较真的玉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但到死也没有等到后来仕途沉浮，由乡书记当上了副县长的老邱的一句当面亲口认错赔礼的话，竟然死不瞑目，令人震骇，终于赢得了加害者连夜赶来在灵前推金山倒玉柱的一跪。由一句当权者的行伍京骂，引起一场人格保卫战，受害的-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直至在死后取得胜利，不仅让人惊叹，也催人觉悟，原来即使一介平民，自我的人格尊严也至为神圣，不然，一个温文尔雅的乡村文化人，何以变成了死不罢休的怒目金刚！小说的形象刻画与思想表达卓然不凡，非大家不能为。玉和与老邱这一对冤家，个性鲜明，跃然纸上，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怒目金刚》的确是一篇思想与艺术价值相当高的短篇小说精品。
一篇好小说，它的思想意蕴不会浮现在故事情节和形象描绘的表层，《怒目金刚》也不例外。玉和与老邱的纠葛，因人格受伤而起，导致一句话成为玉和的心结，也成了故事的纽结，由于那句话迟迟不来，故事的推进也就一再延宕，在延宕中“尊严”二字变得越来越有分量，弱者的人格也越来越兀然。但是，这篇作品的思想意向似乎没有停留在对失去的个人尊严的讨要上，而是在遥望玉和这个人物所象征的一种正在远去的文化。玉和这个性格，其实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今天已经失传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性格。玉和是个农村人，但他绝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乡村士人。小说写他“[来自wwW.Lw5u.com]读过两三年私塾，他能够办文书，写对联，唱丧歌，算是知书识礼之士，有时候还被尊为‘吴先生’，吃酒席总是入上座，祭先人总是跪前排，遇到左邻右舍有事便得出头拿主意”，并且他“在同姓宗亲辈分居高，被好几位白发老人前一个‘叔’后一个‘伯’地叫着，一直享受着破格的尊荣”。知书识礼而又辈分高，在讲究礼义和尊卑的传统乡村中国里，玉和自然会享受到一般人没有的尊荣。从玉和的年龄看，他是从旧中国过来的人，在传统的乡村文化还没有被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化取代的时代里，玉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人格和身份认同，在进入新的文化场景以后，仍然以乡村士人自居，自觉承担着维护乡村文化秩序和价值观的责任。他心目中的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就是讲规矩，遵礼教；尊贤敬长，以孝为先；既讲公道又爱私德；君子固穷，有人格尊严，不受嗟来之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们所看到的玉和的所作所为，无不遵循这一整套乡村文化规则，它是农业中国千年存续的稳固基础，是千年中华文明官方与民间奇妙交合的精神地带。只要把玉和还原为这样的文化角色，他在同权力发生冲突后的反应——近乎迂执的等待与纠缠，他在待人处世上的不合时宜，就不会不好理解。“活阎王”邱书记，不问情由，在大年初六“当着上下百多号人指着鼻子骂娘”，使有身份的乡村文化人玉和斯文扫地，丢尽面子，觉得无法做人，但同时使他获得道德优势的是骂人的书记触犯了乡村传统道德的大忌。《孝经》日：“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本也。”“孝”在传统道德中的地位决定了骂娘是不可容忍的行为，对骂人者的清算也就天经地义。玉和被骂娘，受伤害之深，莫此为甚，所以当场要书记道歉，这既是讨回自己的尊严，因为“士可杀不可辱”，同时也为了维护孝道这一做人之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伤害他的是骂人的话，话要话还，老邱必须说出那句认错的话。玉和从头到尾，从生到死，始终坚持着他所认同的文化规则，不因任何困难或诱惑所动摇。对这种规则，他丝毫不马虎。仇人落难，他出于大义，上门抚慰；但对方升官为副县长后，他反而避而远之，且拒绝接受主动示好，不肯勾销对方欠下的道德债务，公道与私德分得清清楚楚。再大的利益诱惑都不能让他放弃做人的原则，例如儿子烧伤住院要钱救治，他宁愿卖血也不接受权势的施舍，以致后来为还债吃尽苦头，甚至丢掉了性命。玉和不愧是一个用生命来践行中国文化道德准则的乡村士人。
可见，《怒目金刚》的确“是韩少功‘乡村’思考之延续。它承续的是自（（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路而来的主题，即‘乡村’和它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季亚亚：《这一声迟来的道歉—一韩少功新作（怒目金刚>的一种读法》，《北京文学》，2009年第11期，第39页）。饶有新意的是，《怒目金刚》通过一个传统文化人格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乡村传统文化被强暴而走向溃败的命运。文化人玉和与书记老邱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因私人恩怨而起。玉和是为了做好事赶牛而在政治学习会上无端受辱，而老邱是由于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受挫而借机发火的。但看似偶然，却又是必然。到故事发生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抗美援越时期），中[来自WwW.lw5u.Com]国的乡村早巳更换了文化场景。已经集体化的新农村，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改变了，文化形态与道德体系也都被置换。阳刚的革命文化取代了阴性的传统文化。玉和与老邱，就是这两种文化的代表人物。玉和善良文雅，外柔内刚，老邱威猛雄壮，简单粗暴。老邱出身行伍，口白粗俗，说话动辄砸粪团，缺文少墨，连批个条子都错别字连篇，一家人都不懂礼数，他之所以能够当官掌权，靠的不是文化，而是强力。他身手不凡，因而专制霸道，如小说写到的：“这位书记霸气太大，门框都容不下；也太重，椅子也顶不住，全乡的门框和椅子都遭了殃。”这一寓言化的描写，象征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时代乡村文化的本质，这是一种由本土强力和外来话语生硬结合起来的政治文化，它是二十世纪暴力革命的产物。在这样的文化强权下，玉和所代表的阴性文化难免不遭到强暴。事实是，原先在乡村里享受尊荣的堂堂君子吴先生，到了革命政治说一不二的年代，在邱书记的脚下，他就“成了茅厕板子说踩就踩”，“成了床下夜壶说尿就尿”，人格尊严遭到随意践踏。玉和在受辱后坚持要讨得一句话，无异于弱者被施暴后需要得到精神上的补偿。这就是传统文化在当代乡村中国的命运与处境。唯其如此，作为个体文化人格，玉和的孤独反抗、以文峙野就显得可悲而壮烈。玉和是跨在两个乡村中国上的，一个是以礼义廉耻忠信孝悌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文化主导人生的乡村中国，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话语的现代政治主宰的乡村中国，这样的文化错位决定了他与权力发生冲突的悲剧性质，但是它的悲壮也就在这里。玉和是延伸了的“寻根文学”为我们奉献的又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最后一个”形象。这是传统乡村文化溃败时代的最后一个文化斗士。他的等待，既是守护，又是抵抗。他的虽死犹战，战之能胜，正说明了坚持是有意义的和传统文化是有感召力的。玉和死后得到的仇人那感天动地的一跪，未尝不是作家韩少功对这个寄托着他的文化理想的传统乡村文化孤魂的深情祭奠与由衷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