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蔡登山
他一生编过（包括主编、合编和参与）二十多种杂志，而且都享有盛名；他还开过出版公司，出了不少好书。曾和他一起办过杂志的周黎庵说他胸怀大志，“要不是抗战发生致遭挫折，说不定会成为王云五或邹韬奋式的人物”。但就在民族存亡之际，他失足“落水”了，从此他成了只是在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的研究中，被提及的名字而已，他的生平事迹、编辑成就，都被人们刻意地回避及掩埋了。他就是陶亢德。
陶亢德(1908-1983)，原名陶光燮，浙江绍兴人，亢德是他常用的笔名，还有徒然、哲庵、室暗等。陶亢德出身贫寒，早年在苏州做学徒，虽然是学做生意，但对文学有兴趣。他后来在（（风雨谈》第九期的（（自传之一章>文中说：“我也曾在苏州和几个友人试办过一个营销未离当地一步的小小刊物。刊名叫做《白华》，主持人为其时笔名王坟的朱雯兄，同志有邵宗汉、周新二兄及东吴大学的几个学生。其时我正在做文人梦，辞掉了可以按月领薪供膳供宿的职务，一个人偷偷地住在异乡，尝试卖文度日的生活。这生活是够苦的，虽不至衣食不继，总须日愁夜愁，天天盼望有杂志社复信给我，信上写着‘大作可以发表’。而事实那时候我的大作，能够发表的正是十不得一。不过那时候年纪轻，吃苦奋斗视作当然之事，又无室家之累，更在发文学狂，所以能够什么都不顾到，反视美孚灯下写小说，打汽炉中自己煮半生半熟的僵饭，为清标绝俗的雅事，自认前途无量。在这种似痴似狂的心境之下，对于《白华》的出版正觉兴高采烈，和朱雯兄跑印刷所看校样，催宗汉、周新他们写稿，自己胡诌什么灯下小品，大有乐此不疲之概。《白华》的印费记得是由朱兄负责筹措，有几篇名家如朱自清、苏雪林的文章，也是他一手拉来，好像沈从文也有文章来过。原来朱兄那时候已是曾孟朴先生父子主办的《真美善》杂志主要撰稿人，和苏、朱、沈已有文字因缘，所以能够拉得他们的文章增光篇幅。宗汉也常在《真美善》发表小说散文，我之与他们两人相识论交，也因曾在《真美善》投过一篇小说得荷发表，同时大家又在苏州。《白华》的寿命极短，盖其时刊物读者无多，又是内地出版，虽名家捧场，终无补于销路，一共出了几期现在已经忘得干净，刊物则恐连最费心血的朱雯兄也不见得有存了。”（笔者按：（（白华》旬刊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创刊，一九-O年一月二十一日终刊，共出八期。）
（《白华》停刊后，到了岁暮天寒家里来信催归，陶亢德在雪地冰天中回到故里。到得阴历新年，一个几十年未曾回家一次的表兄返乡省亲来了，陶亢德的父亲要他和表兄同往沈阳去找事做。他的表兄是辽宁财政厅的一个科长，他就给东北大学设法找事，但因不催促而没有下文，又给电车厂设法，结果也因不催而无成。陶亢德说：“事情反正急不出来，住在他家里又有喝有吃，连衣服也有人给我添配裁制，我也就闲散起来，有时到鼓楼的新书店里买点文艺书籍，到青年会看看上海报纸……记得有一次去青年会看报，在阅报室的廊柱上贴有《生活》周刊的广告纸，还注明该会经售字样……我自然就立刻买了所有的几期赶快跑回寓所细读。读完之后写了一篇辽宁通讯寄去。当时也不过一时兴起，至多想博取一点稿费罢了，谁知出于意外，回信不久即来，除说‘大作可以发表之外’，还请我多多通讯，措辞极为诚恳。”《生活》周刊后来又请他当特约通讯，条件是：月酬三十元，字数在三千以内；如发表字数超过三千，当另行致酬，而就在这个大好消息来了后一两天，他的表兄也替他找到财政厅第三科科员，月薪为“现大洋”六十元，并且年底另有半数的分红或奖励金，而且只要干得好，未来还有出任小县税局局长之望。福既双至，眼看诸事大吉，只是他只做了七天，古时有五日京兆，现在他只当了七天的科员，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回到上海，陶亢德打了电话给《生活》周刊的邹韬奋，希望他能拨冗一见。“临别时殷殷嘱我撰文，并说稿费可以先付。后来我寄了二篇小文给他，一共拿到八十多元稿费，这数目在当时于我是一笔大收入，在刊物稿费中也是十足厚酬。”后来陶亢德加入《生活》周刊编辑部，并以“徒然”的笔名撰写“望远镜与显微镜”一栏。在《生活》周刊的近两年时间里，可说是陶亢德的学习期，他耳濡目染，练就了从编辑到拉稿，从读者到广告的办杂志的绝技。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邵洵美与林语堂合办《论语》半月刊。说到《论语》这份杂志，一般人都将它归功于林语堂，但实际上就和《论语》关系的密切程度，邵洵美实不亚于林语堂。除了出版发行和一切杂务琐事都由邵洵美的时代书局包揽外，杂志的盈亏也全部由书店承担。在资金方面，林语堂一开始出了一些，第十期后就完全由邵洵美独资。至于编辑人选，最先几期，先后由章克标、孙斯鸣实际负责，到了十几期，方由林语堂[来自Www.lW5u.com]接替。邵洵美说：“这时候（（论语》已日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路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了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后来林语堂让他的哥哥林憾庐参加《论语》编务后，由于杂志畅销便向章克标要求提高编辑费和稿费，章克标因对林语堂将自己的兄弟调入杂志社有意见，而责骂林语堂分明“是把《论语》当成了自己家的菜园子……是个门坎精”。因此，两人关系恶化。正巧此时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办刊物，林语堂便以承包方式为良友办《人间世》，于是在二十八期后林语堂辞去编辑工作。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于邹韬奋对邵洵美的推荐，陶亢德接替林语堂成为《论语》主编，自第28期至81期，历时近两年。一九三四年四月林语堂创办《人间世》，陶亢德便又兼任了《人间世》的编辑，与徐讦一起成为林语堂的左右手。
由于在《论语》与《人间世》，林语堂、陶亢德只是负责编辑，并不能完全施展拳脚。于是林语堂提议单独创办一个刊物，自己当家做主。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林语堂与陶亢德共同出资创办《宇宙风》。《宇宙风》因为完全是自家事业，陶亢德也格外卖力。陶亢德在《知堂与鼎堂》（《古今》第二十期，1943年）文中说：“这杂志我是把他当做性命看待的，决心要办他成为一个‘精彩绝伦’的散文半月刊。”
实斋在《闲话陶亢德》（《天地》第四期，1944年）文中就说他八年前与陶亢德初相识的情景：“大约是在民国二十五年，那时陶公正在开始创办《宇宙风》，记不得为了接洽一件什么事，我赴愚园路宇宙风社看他，社内有写字台三四具，他坐在居中一具，面南伏案贴样，见面后他立了起来，说道：‘请坐，请坐。’我还没有坐下，他已面南坐下，继续伏案贴样，忽而用尺，忽而用刀，状颇紧张。我暗暗诧异，心想哪有约了客人来而置之不理的。约莫过了十数分钟，大约是贴好了，方才转过身来蓦地发言道：‘你是否主张骂人？’我说：‘只要骂得好，像鲁迅那样，那么似也未始不可。’他说道：‘我是不赞成骂的。’言下很是直截坚决，我心里又暗暗诧异，心想哪里有初次见面立即与客表示异议的，那是我识陶亢德的开始，记得那次见面绝对没有经过所谓‘寒暄’那步手续，以后屡次会见，也是绝未寒暄的。且说那次的初会，过了数十分钟，所约的几位都到齐了，陶公立即兴致勃勃地询问诸人道：‘今天该是谁请客吃饭？’结果议定预支稿费，赴九江路的状元楼去小吃。在电车上乘客相当的拥挤，亢德见有一个空座，立即跑去占了，毫不客气。在车上我开始端详陶亢德这个人：他头戴一顶半新不旧的呢帽，坐在电车的角里低着头似笑非笑地似乎在盘算什么；在室内时倒不觉得，在电车上他那么坐着，看去生得很是短小，配着那个聪明脸孔，确乎当得‘短小精悍’四字。只是看他那个较常人略大的鼻子，鼻尖二边又似乎长着很多的紫斑，又见他低头深思之状，心里有点害怕，直觉地感到这个人必工心计，倒须小心提防才是。”
后来实斋与陶亢德交往既久，印象也随之改观，他说：“听说他是小学也未曾毕过的所谓‘孽’的，可是如今非但能文，而且能读日文，又能读英文。有一次我自他的三楼寓所辞出，跨下楼来，见梯边倒散着一堆破旧书籍簿册，其间有一本练习簿，顺手拣了起来一看，写的似乎是法文，我便惊问主人：‘这是你的吗？’主人哼了一声道：‘我学过一点法文的。’我自扶梯上一档档的跨下来，心里一边大为感动，一边又深为叹惜，一路思量天下竟真有这样好学的人，这不是（（儒林外史》里的王冕再世了吗？”。
据周黎庵说《宇宙风》的销量，曾达到了四万五千份，位居《生活》周刊（十二万份）和《东方杂志》（八万份）之后，名列全国杂志第三，也是文学刊物的冠军。而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林语堂到美国定居了，其时距《宇宙风》的创办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林语堂虽仍不断地给《宇宙风》寄稿之外，杂志的编务，早巳由陶亢德负责了。
从《论语》到《人间世》，再到《宇宙风》，陶亢德一直遵循林语堂的办刊宗旨，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的《论语》第三十二期（（新年致词》中曾说：“孕育《论语》者林语堂先生，鞠育爱惜使之成人者林语堂先生，是语堂先生之目的即是我努力之目的。读语堂先生文（第三期《我们的态度》），读语堂先生函（二十八期《与陶亢德书》），与语堂先生谈（《在我记忆中》），我可以说他孕育（（论语》之目的，全在于聚‘好友几人’，作‘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见《与陶亢德书》）。再简言之，就是对中国现实说几句老实话，对自己理想坦白道来，提倡幽默，使好哭好呻吟的中国人能作健全的笑，如此而已，固未尝挂过主义招牌，树过营寨旗帜，示人以救国之道（见二十九期（（群言堂答扉先生书》）也。”
《论语》和《人间世》的编辑经历，使陶亢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期刊界崭露头角，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文坛上众多的成名作家。比如鲁迅、周作人、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郭沫若、冯沅君等一大批成名作家，都在此时有了接触。陶亢德后来在一九四三年发表的《谈杂志》（《风雨谈》第一期），谈到名作家和杂志编辑的关系时说：“一个名作家之为名作家，决不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就是他们不肯给我们的杂志撰文，我也要一样的敬之重之，何况他能惠然赐稿，更何况源源赐稿……然而要能得到一个名作家的源源来稿，这作家倘非你的至亲好友，那么你得先把你的杂志编得像个样子。”而“一个杂志的编者对于作家究应如何，我是不学无术的，我只知道尊敬他们，无论有名与否，一视同仁”。他说：“我后来自己主编杂志时候，不肯把无名作者的来稿不看而退或甚至不过目而往字纸篓里一塞。一个作者投稿给你，也许为名也许为利，但他的达到目的总在帮助你的杂志先得了名利之后，总之是作者的盛情可感。”又说：“所以我们做编者的人对于来稿之不看而撕，固属十恶不赦，就是看了认为不能发表的作品，尤其是不合于本刊，但未尝不宜于他刊之作，即作者有违投稿之章不附来退稿邮费，也最好能原璧归赵。”他对于有潜力的无名作者是有意识地挖掘和培养的，他说：“对于无名作者的来稿……对其第一篇来稿还必‘从宽录用’，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一个作者第一次投稿给你如经采用，他以后如有更佳之作定可十九归你……而到了第二三篇投来时，你就严格处置，也不至于使他不再来第四五篇，他至少已经明白你不是有眼无珠或唯名是用的编辑，后来的投稿不取，多半会得归罪于自己的写得不好。”这可说是陶亢德作为一位成功的名编辑的经验总结。
陶亢德还编辑了《宇宙风》的别册增刊，包括（（贪官污吏传》(1936年，宇宙风社出版)、《鸦片今昔》（1937年，宇宙风社出版）等，还有一本名为《她们的生活》 (1936年，宇宙风社出版)，收录的都是女作家的散文、随笔、小品文或记叙文等，如谢冰莹的《补袜子》、孚英的《美的心情》、樊秀林的《剪发小史》、乃琴的《（从厨房到成衣店》、雪因的《对孩子的爱与憎》等。
林语堂赴美后其兄林憾庐加入《宇宙风》编辑，林憾庐的加入让陶亢德感觉很不好，这一事件也埋下了其与林氏兄弟渐渐分离的伏笔。不久，抗战军兴，（（宇宙风））不得不迁往广州出版。后来陶亢德也辗转到了香港，流离中尚编辑《宇宙风·逸经·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退避至香港的《宇宙风》杂志社与《逸经））杂志社联合创办了《大风》杂志。由著名作家简又文和林语堂任“大风社”社长，陶亢德和陆丹林任编辑，为抗战期间在“精神上智识上”感到贫乏的读者，提供文化滋养和精神食粮。内容方面，“为适应时势之需求”，故“由一元而演为多元”，其中包括文艺创作、书评、译文、专著、史实掌故、各地通讯、漫画等。但从第十期开始陶亢德和林语堂的名字就从编辑名单消失了．
一九三九年初，陶亢德从香港返回“孤岛”，面对《宇宙风》，隐忍良久的陶亢德提出分家，据周黎庵的回忆说，林憾庐为人忠厚老实，但很古怪，不大会处理事务，这样的性格和颇有办事能力的陶亢德格格不入。只好协议分家，《宇宙风》的牌子给了林憾庐，算是正牌，陶亢德另创《宇宙风乙刊》，算是副牌。名义上还是一家，实际上各自独立了。陶亢德后来忙不过来，《宇宙风乙刊》编到第二十期，才有周黎庵的介入。《宇宙风乙刊》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共出56期。主要撰稿人包括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黄嘉德、黄嘉音、何容、老向、许钦文、毕树棠、刘大杰、朱自清、施蛰[来自wWw.Lw5u.coM]存、谢冰莹、萧乾、陈衡哲、李健吾、郁达夫、郭沫若、老舍、丰子恺等。曾发表过郭沫若的（《海外十年》（《北伐途次》，老舍的（（骆驼祥子》《牛天赐传》，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随军杂记》等。同时，陶亢德又开办了“亢德书房”，在“孤岛”出版文学、翻译、时事等类书籍。
另外陶亢德还创编了时事文化综合月刊<天下事》，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出版，在上海出版的月刊(1939年创刊)，主要是“特约欧美通讯，选译西洋名著”。陶亢德在《创刊之辞》中说：“本刊之出，即拟应现代国人之需要，使能执此一册，于当前世事，能十九了然于胸。取材目前暂自英法美日德苏各国杂志书报。选材标准，一重于‘时’……二重在‘事’。我们所悬之鹄的甚高，我们所抱的希望至大，虽创刊伊始，未克尽照理想，但将尽其全力，按照预先计划，逐步做去，使本刊成为世界时事文化各方面有价值可信赖的评述月刊。‘’’而在香港出版的半月刊(1941年创刊)则侧重于“远东战争和太平洋局势之评论”。学者王樊逸认为“这两地出版的《天下事》虽拘于时局，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同样体现了编者的现代意识”。陶亢德还将《天下事》里的文章，重新编辑成系列的“天下丛书”，包括有《美国生活》(1941年，亢德书房出版)、《德国内幕》(1941年，亢德书房出版)、《苏联见闻》《日本管窥》等。
可惜好景不长，上海全面沦陷，《宇宙风乙刊》停刊，亢德书房关闭，彻底打破了陶亢德的计划，也把他推上了一个必须抉择的十字路口。不久，陶亢德终于沦为汪伪政府的御用文人，他担任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编辑主任杨之华（杨桦）执编的（（文坛史料》的主笔。当时的《中华日报》特别致力所谓“和平文学”的提倡，从事的是典型的汉奸文学。陶亢德还是《古今》（朱朴创办的）和《天地》（苏青创办的）这两本汪伪政府支持下的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曾经担任《古今》的编辑。一九四三年四月他又创办了类似于《西风》的刊物名为《东西》，鼓吹日本和西方文化，由古今出版社出版，但仅出版两期。一九四三年四月柳雨生创办《风雨谈》于上海，自第六期(1943年10月)陶亢德任编辑顾问。一九四四年夏天，有日伪背景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按：位于共同租界香港路由英国人经营的密林顿出版印刷公司由上海日军报导部接管，改名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名取洋之助被日军委派负责该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改组为太平书局，由陶亢德和柳雨生接管，陶亢德并担任总经理。
纪果庵在（（我所知道的陶亢德》（原载《艺潮》，1944年第4期终刊号）文中说：“我初次和亢德见面是三十二年春天，他预备到日本去，来京与各方接洽，矮矮身材，目光奕奕，头部与身体显有比例不称之感，盖在相片上看来，万想不到其身长如此之短也。他就住在我的学校里，我陪他到中央大学去参观，又到傅佐路蔡宅治办事件，因他系与某友人结伴而来，惟恐半路失散，因之处处有神魂不定的样子，记得一个下午，完全消耗在打电话上，而问来问去，又总是缠夹不清，耽误我们谈话的机会不少，晚上我们却谈得很久，由这坦白的对话，无形中使我们彼此的友谊加深许多，而且他告诉了我不少可算得‘人海沧桑’的故事，尤其是文坛谱友的近状，着实令人惆怅感喟，倘有一天，容许我们把这些材料公开表暴，却正可视为现代《世说新语》的好材料呢！”纪果庵又说：“去年七月中，我去上海，寓愚园路，他在寓中候着我，那种恳挚快乐的情感，即几十年的老友，亦无以过，次晚在周黎庵兄家中吃饭，他畅谈我应当抱的态度，尤使我感到温厚的爱护之意。第三天我本想趁车回京，到爱文义路他的寓所吃午饭，他喝了不少老酒，话也说得很多，他太太乃是生在哈尔滨的绍兴人，讲得一口北方话，那天饭菜都是她自己烧的，非常精美，房子虽少，而孩子又多，但处处有条理，十足表现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后来见到苏青女士，从她的谈话中，更证实我的批评不差，原来亢德在外面待人极温挚，有时回家却要发脾气，我们穷酸朋友大约总都明白这种发脾气的里面原因，但据说亢德夫人总是极力顺从，未尝因此冲突，在新式太太中，即此一点了解的襟怀，便不可多得了。”
据学者黄恽说：“陶亢德一度和苏青关系密切，来来去去走得勤了，也在苏青的床上躺了一会，抽根烟，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多，而苏青对陶亢德也有很深的爱慕之情。不过据苏青的描述，两人还是止于礼而不及于乱的。”黄恽是根据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之《夜长人不寐》的描写，其中鲁思纯即是陶亢德，书中说：“鲁思纯平日是沉默寡言的，但在酒酣耳热际，牢骚便发不尽。他上下古今地谈论著，一会儿骂狗官，一会儿想象幽居山林之乐，他该是晚明儒生的典型吧，然而淳厚拘谨则过之，又没有宋儒之迂，我对他确实相当的心折。”又说：“公寓里的灯火都熄灭了，残叶遍地，枯枝静悄悄，我不禁低回留恋不已。进了自己的房间，首先嗅到一阵浓烈的烟味，是如此够刺激的，男人们若不会饮酒抽烟又算是什么呢？我喜欢鲁思纯的明达而淡泊，假如一个女人能嫁到这样丈夫，红袖添香伴读书，闺房之乐岂非可以媲美易安居士与赵明诚吗？”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八月十五日陶亢德与柳雨生、周越然、邱韵铎、鲁风、关露、陈寥士、章克标、谢希平等一行十人赴日参加会议。在大会的第三天（二十七日）上午，代表分为三个分会场讨论，陶亢德属第三分会场，讨论东亚文学，特别是中日文学之间的交流问题和中国（沦陷区）文坛的现状问题。陶亢德在发言中认为：“迄今为止的东亚各民族之间的理解、认识，还很不尽如人意。对十亿一心，进行大东亚建设的伟业，势必要造成妨害。”他提议成立“大东亚文学”之类的能够共同发表东亚各国作品的“机关杂志”。陶亢德后来写有《东行日记》（刊于《古今》第三十四期）和《东京通讯》，由此得知，陶亢德等一行在日本受到许多文学团体和新闻媒体的接待。后来陶亢德转回东京又再度拜访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机构“文学报国会”，他说：“有感于抵日后他们招待的殷勤，重来东京后即思前往一行，虽然明知彼此见了以后因语言不通谈不上话说不出感激之忱，也总觉得去了一趟无论如何算是表了一点意思，稍释心中的不安。”
沦陷时期的陶亢德甚为活跃，虽然“落水”是为了办杂志，但到了主持具有日资背景的太平书局的时候，其办杂志的正当性便荡然无存了，及至东渡日本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更彻底陷入了汉奸的深渊。抗战胜利后，陶亢德被定为“文化汉奸”，锒铛入狱，初判好像五年，经上诉后，改判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六日被释放。大陆建国后陶亢德先后在新知识出版社、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市编辑所任编辑。译有奥地利弗里希(Karl VonFrisch)著的《蜜蜂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语言》(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法国瓦莱里·拉多著的《巴斯德：微生物学奠基人》（与董元骥合译，198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名编辑家，走完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