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飞白
我们知道，在翻译学课程中，语言学家雅可布森在“可译性”问题上是乐观派，但他在诗的翻译上还是做了保留。一般语言承载的信息是比较容易转译的，而诗性语言的翻译注重的却是语言自身，在翻译中要换一种语言来表达，由于语言材质不同了，艺术表现也就不一样了。雅可布森认为，一种语言的语法样式，如词汇的性别(语法上的“性”，即gender)，在信息翻译中是可以忽略的，在诗歌语言中却是参与形象和情感塑造的重要因素，无法忽略。一个名词，在不同语言里意义基本一样，但gender，即性不一样，这对诗性翻译就会构成极大的障碍。
对翻译中的这一大障碍，我们中国人似乎体会不到。因为幸亏汉语没有gender，所以我们得以隔岸观火。
但是，在这一章里，我想和大家研讨一下：语法上没有gender形式的汉语，到底有没有性别色彩和性别问题？在比完月亮后，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考察花之语。
在语言之屋里，花说的是什么？——大家听了这个问题可能偷笑：花语嘛，如今的人很懂，这不值一问。玫瑰象征爱情，谁人不知？当然远不止玫瑰了，现在的花语越来越烦琐，每种花还要分七八种颜色，象征意义各个不同，好比是唇膏的色彩和款式。甚至还有花语辞典呢。但花语辞典是人工的，商业化的，好比花束、花篮或插花，已被剪断了根系，而我感兴趣的是有根的花。
没错，玫瑰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爱情，咏玫瑰的诗为数众多（我有位学生写了5万字的《玫瑰论》来讨论诗中玫瑰）。在大量玫瑰诗中最为人熟知的，恐怕是彭斯的那首：
我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在六月里开得新鲜+；／我爱人像一首美妙的乐曲，／奏出动
人的和弦……
百合花象征的是纯洁，例如马拉美在《牧神的午后》里，以百合花喻林泽仙女（宁芙）的纯洁，与半人半羊的牧神的粗鲁形成对照：
林泽的仙女们，我愿她们永生。／多么清楚，／她们轻而淡的肉色在空气中飞舞，／空气
却睡意丛生……／百合花呀！你们当中有最纯真的一朵。
此外如紫罗兰象征谦逊，雏菊象征天真，康乃馨象征母爱，郁金香象征华贵，等等。大家知道这一套西方花语是舶来品，是新近登陆中国的。这说明从语言之屋到语言之屋，尽管有语言障壁，毕竟也能开辟出交流通道，当然现在还只是单向通道。我在美国讲课，发现西方学生一点儿不懂中国花语。他们看见中国诗人对西方人偏爱的花视而不见，却专注于西方人“看不懂”的花，感到新奇不解。
在中国，代替西[来自wwW.lw5u.cOm]方的花国女王玫瑰，居于花国至尊位置的是梅花。可是美国学生却不知梅花为何物。因为英语中“梅”、“李”合一，都是plum（中译“布林”，是粤语音译），要问他们心中“梅”的概念，只是超市货架上一种紫黑圆熟的水果，很难想象这种食品为何能成为诗人赞美的对象。我们把中国诗中的梅花英译为plum flower或plumblossom，尽管加了“花”字，但对外国读者仍难产生诗意效果，如同中国读者听到“香蕉花”、“番薯花”一样。
而西方的花国女王玫瑰竟屈尊而为婢女。明代袁宏道在《瓶史》中是这样排中国花卉的尊卑序列的：“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平婆、林枪、丁香为婢，牡丹以玫瑰、蔷薇、木香为婢，芍药以罂粟、蜀葵为婢，石榴以紫薇、大红干叶、木槿为婢，莲花以山矾、玉簪为婢，木樨以芙蓉为婢，菊以黄白山茶、秋海棠为婢，腊梅以水仙为婢。”瞧，等级制度不但控制人间，也同样控制着花的王国。中国诗人素不歌颂花中婢女如玫瑰之属，只歌颂花中仕女，其中最受诗人尊崇的是：梅，因其形态“疏”、“瘦”，忍寒映雪，著花先于群芳；兰，因其生于幽谷，有隐士的清高品格；莲，因其出污泥而不染；菊，因其经秋傲霜，百花凋后能保晚节。有诗为证，例如：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卜算子·咏梅》）
这是中国诗中的咏梅名作之一，它突出了梅超凡脱俗的高尚品德。梅的意象与作者的人格融合为一，表现了陆游坚持爱国立场和情操，不屑与官场同流合污的精神。梅的这种象征意义，是一代代诗人塑造起来的。最初，在《诗经》时代，梅在中国也只是一种食品，不是受诗人赞颂的名花。梅花在南北朝时代开始在诗中出现，唐代诗人如杜甫和白居易对梅花做了正面描写，到了宋代，在相当程度上由于林逋的贡献，梅花才终于登上了花国的最高位置。
与梅属于近亲，形态与梅花非常相近的桃花、杏花，虽也常常人诗，但在诗中桃花、杏花缺乏可崇敬的美德，代表的只是娇美，而且有时还带点轻佻色彩（例如“轻薄桃花逐水流”或“一枝红杏出墙来”），在中国语言之屋中，地位便与梅花不可同日而语。
莲／荷花意象在中国语言之屋中象征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之德，如“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都能体现莲的这种风格。莲／荷花获得其文化意义比梅花要早，屈原在放逐中赋《离骚》，就用荷象征他的情操，这里的芰荷是荷叶，芙蓉是荷花：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知吾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屈原开创了芳草象征品德的传统，不仅为莲／荷花定了基调，也为兰花定了基调，并且为中国花语定下了主旋律。从此中国诗人都追随屈原的榜样。（除主旋律外，也有次旋律，例如在民歌中“莲”因谐音“冷”而用以象征爱情。） 让我们看看，在其他文化的语言之屋里，这些花是什么涵义。
如上所述，西方人对梅花毫无概念，所以也没有咏梅的诗可供比较。咏莲的诗倒勉强可以找到，莲是从埃及传到欧洲的。根据莲每年凋谢后又重新从污泥里长出来的这一现象，莲在埃及象征的是“再生”。埃及古代歌谣、祷文、咒语和颂歌的总集《亡灵书》，是—部指导亡灵穿越阴间世界获得再生的教科书。这是其中一首：
我是纯洁的莲花，／喇神的气息养我／辉煌地发芽。／／我从黑暗的地下／升入阳光世界，／在田野开花。
（《亡灵书·宛若莲花》，飞白译）
欧洲人本来不识莲为何物，因此诗人也不咏莲。但荷马在《奥德赛》中讲了一个“食莲人”的故事，其中的莲是一种神秘的异国植物。奥德修斯的船队来到食莲人的岛上，他的水手中凡是尝了莲子果实的，都不肯继续航行，不想回家了。丁尼生接过了荷马的故事，把它做了现代演绎：
（岛上的食莲人来了……）／他们带来具有魔力的莲花茎枝，／把花和果实向远方来客分送，／不论是谁，只要尝一尝莲子，／在他耳中这海浪的澎湃汹涌／立即远远离去，化为彼岸的嗡嗡；／……／他们沉入了甜蜜的梦，梦见祖国，／梦见妻子儿女和奴仆；但是永远／不再操桨掌舵，大海已令人厌倦，／他们已厌倦了动荡荒凉的海洋。／于是有人说道：“我们不再回家园。”／于是大家齐声唱道：“岛上的家乡／在茫茫大海彼方，我们不愿再流浪。”
（【英】丁尼生：《食莲人》[片断]，飞白译）
听了一些花说的花语，我们发现他们是各说各的，互不相干，这有点令人泄气。于是我试图找一些文化寓意对得上号的，更有可比性的花语。虽不是很好找，但有还是有的。我找到的例子是以下三首同一主题的咏花诗，虽然所咏的花不完全同一，但非常近似，这就算很成功了。
海棠是中国诗人偏爱的意象，是诗意的花，并且还是一种不带道德寓意的花，既不像梅兰荷菊那样作为道德楷模，也不像桃杏和杨花那样时而遭人轻薄。像海棠这样单纯象征女性美的花在中国是比较稀有的，但因此也容易与西方花的意象做对比。可惜西方没有海棠花，因海棠属于蔷薇科苹果属，我只能找它的近亲苹果花来代替。下面就来比较这三首诗：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
（苏轼：《海棠花》）
海棠花象征女性美，苏轼用“睡去”和“红妆”等用语以花拟人，以一种温柔、敏感而隐含悲伤的感情珍惜着她。前两行说明诗人已在此流连了很久，时间已是子夜。他为何迟迟不愿离去，也不愿让花睡去呢？显然是因为他感到海棠花拥有时间不多，也许明天早晨就将凋谢了。于是多情的诗人点起红烛，彻夜照明美的每一分钟。
第二首诗写的也是同一个主题，但这次海棠意象暗指的是作者自己：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如梦令>>）
在此词中，作者不是直抒伤感之情，而是寄情于客观对应物海棠：她的美色禁不住夜来风雨的摧残，同样体现了“美色不过夜”的悲剧意识。
第三首诗是与此对应的西方诗。作者荷尔斯坦(Ludvig Holstein)是20世纪初的丹麦诗人，是一位自然崇拜者和自然美的歌手。他写苹果花的抒隋诗与前两首中国诗主题非常相似，说的也是“美色不过夜”：
洁白美丽的苹果花！／使你这样焕发光彩？／啊，我得到了太阳的爱！／／在你的冰肌玉肤里／为什么燃烧着隐隐红光？／啊，因为我是太阳的新娘！／／受到新郎的亲吻祝福，／我沐浴着他的呼吸，／度过一个短暂的幸福春日。／／当他的最后一个热吻／在晚霞中把我触及，／我悄悄地说出：“我爱你！”／／于是我谢了，于是我落了，／草地撒满了我的白花，／撒满了我的婚礼白纱。
（[丹麦]荷尔斯坦：《苹果花》，飞白译） 三首诗的主题相同，意境相似：苹果花／海棠花开得烂漫之时，也正预示着“美色不过夜”。三首诗分别写了三个时辰：荷尔斯坦写的是黄昏，苏轼写的是半夜，而李清照写的是早晨，但都用了非常抒情和含蓄的隐喻语言。
这三首诗的相似是对普适主义的支持，让我们看到世人“性相近”的一面，而“存在和时间”正是这样一个普适主义的主题。这三首诗，都表现了诗人对美色易逝、韶光不再的感慨，我上面用的“美色不过夜”这个概括，来自西班牙黄金时代诗人贡戈拉在《回旋曲》里的叠句“lo que va de ayera hoy”：
花儿们，以我为鉴！／要记住美色不过夜：／昨天我还令人惊艳，／今天不如枯影残叶。
贡戈拉巧妙地把通常的以花喻人颠倒过来，把美人感花伤怀的陈套，换成警告天真的花要以美人迟暮为鉴，从而达到了陌生化与引入注目的效果。
不过即便是这样普适主义的主题也含有相对性。在这三首咏花诗里我们仍然不难感到微妙的差别，例如在表现方式中：只有西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会直接宣称“我得到了太阳的爱”，“我是太阳的新娘”，“受到新郎的亲吻祝福”，并悄悄说出“jeg elsker dig（我爱你）!”而中国诗人不论男女，或即便自己是新娘，也不会公然说出这些话。《苹果花》在西方诗中已经算是很含蓄的了，但两首海棠诗显然比《苹果花》更含蓄。最含蓄的西方诗与中国诗比起来，就变成最不含蓄的了。
田野里花儿知多少，但我们不能老在田野间流连了。因此让我们转入下一步的实验室工作，重点考察的是性别语言问题及其伦理含义：
(1)花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自然美——纯洁、可爱、娇柔、优雅的美，但又有短暂和脆弱的性质。这是它们优于耐久的塑料花的地方，但这很容易触动敏感的诗人的心。这是花意象的普适主义的基础。
(2)花意象进入语言之屋，通过文化折射获得了性别和伦理意义。由于花意象带阴柔色彩的优美特性，所获得的初始性别是女性。海涅的一首抒情小诗对此做了最好的演示。这首诗是为有小妹妹身份的苔蕾色写的，因其略带哀愁的脉脉温隋，引得许多著名音乐家竞相为之谱曲：
你好像一朵花儿，／这样温柔，纯洁，美丽；／我凝视着你，一丝哀愁，／悄悄地潜入我的心底。／／我想象中在你头上／轻轻地放上我的手，／祈祷上帝永远保佑你／这样纯洁，美丽，温柔。
(3)但是女性的秀美的花意象也有变奏，也有例外。这些变异引起了我们的特别注意。
在西方诗中，变异品种很少。最引入注目的变异莫过于水仙花了。是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Narassus)爱上水中倒影的传说，一劳永逸地把水仙花(narcissus)变成了男性形象。这是个经常出现在诗人笔端的意象，代表自恋，虽身为男性却偏于阴柔，有同性恋色彩。在瓦雷里的《水仙辞》中，水仙的自恋排斥了玫瑰：
啊，兄弟！悲哀的花，我渴盼美，／但愿沉浸于你赤裸裸的泉水，／……／除了这魔幻的水我已别无所恋，／我忘却了古典的玫瑰和笑颜。／……／我的双眼从一汪危险的蔚蓝中／汲取我自己寒瓣滴露的花容。／……／然而我，爱的水仙，我的本质／是我唯一的关爱；／其余一切于我都不可解不可知，／一切于我都不存在。／亲爱的身啊，我的君主，我唯有你！／人间最美的男子只钟爱他自己!
（【法】瓦雷里：《水仙辞》[片断]，飞白译）
水仙的西方意象及其象征意义与中国审美传统真是相差万里。因为在中国语言之屋里，被称为凌波仙子的水仙与海棠一样，是最纯属女性的花意象之一。
(4)出乎意料的是，西方的花国女王玫瑰，在女性的百花丛中也是一个例外。不错，玫瑰通常是爱情和维纳斯的象征，这源自异教神话传统；但是这异教象征后来又获得了基督教的象征意义。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兵丁给他戴上荆冠，荆棘和耶稣额上流的血于是被联系于玫瑰的刺和红色。这样玫瑰便成了博爱和牺牲的象征。玫瑰意象从而又获得了崇高阳刚的品格和男性的色彩。《玫瑰，玫瑰》是一个例子：
早晨带着玫瑰同来。／不论晴雨，都有玫瑰，／沾满着露水。整整一抱。／你一朵。我一朵。一朵给你的爱。／这儿一拿着。／一朵玫瑰。／为一切生命。／送进窗口。放在你脚边／一朵玫瑰。／／给将在凌晨处决的人——_／正坐着听走廊里的脚步／和钥匙的响声。这儿——拿着。／一朵玫瑰。／／一朵玫瑰给正在28楼上／开窗的女人。拿着。一朵玫瑰／给正在静听狱中号叫声的囚徒。也给他——／双手在剧烈颤抖的他，／／支持他吧，——这儿：／一朵玫瑰。／／玫瑰——玫瑰／给那盲人。给那永远不能／再起身的人。一朵玫瑰给阁楼上／怪癖的女人——她几乎看不见这朵花了。／也给成千上万站在带刺铁丝网后面／凝视的人。每人一朵。／是的。／／一个早晨又一个早晨带着露水。／有些在空中伸向人们。不顾疲倦。／人们却让它们／留在原处。凋谢。／直到只剩枝条。／／带刺的。尖利的。／能在额上留下道道血沟／外加一条红线／从额角／流下左颊。（[挪威]罗尔夫·亚可布森：《玫瑰，玫瑰》，飞白译） 而霍尔特尔把大爱融合为一场山洪，一座火山，因其强度，也显示出阳刚的性质：
一朵红玫瑰在我手里，／瞧，每个花瓣纯粹地烧，……／暗红凛冽／葡萄酒液／化作烈焰迸涌，／火红的血／把心堤冲决，／一场灼热的山洪。／……／我会梦我寻找你，／我会哭你控制我，／你在我心中是这么红——／你是我的火是我永不休止的／火山而我落入了其中。
（[荷兰]霍尔特尔：《诗学》[片断]，飞白译）
这样，我们看到西方的水仙是男性的，玫瑰是双性的。同时也看到西方花意象中，玫瑰是最为伦理化的。但除此以外，绝大部分西方花仍然是单纯女性的，优美的，很少伦理色彩的。
(5)回到我们中国的语言之屋，图景大为不同：中国诗中最重要的花意象，即最富诗意的花，都是高度伦理化的。由于中国文化的泛伦理化性质，这本来也在意料之中，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前面列举的中国花的高风亮节被称为“君子之德”，即gentleman virtues，归属男性。因为中国泛伦理化的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诗人尊重的主要花意象带上男性性质，身份由此得以提高。如前所述，诗人喜爱的花意象中仅海棠和水仙没有被伦理化，仍属女性，而且也没像桃杏那样遭到轻薄，实属幸运。
而以梅兰荷菊为代表的最主要的花意象，则代表着不畏严寒、不惧霜雪、清高隐逸、出污泥而不染等美德，而成为君子楷模。
(6)对中国花的“君子之德”应做更深入的解读。纵观大量中国咏花诗的主题和语境，不难发现其基调是借物抒怀，以明心志。梅兰荷菊的美德尽管各有特色，而且似乎清高隐逸，但细察起来，君子之德的核心价值仍是一个“忠”字，其他美德都从属于它。中国花语所说的，屈原的蕙兰、芙蓉和陆游的梅花所说的，都离不开这一核心。蕙兰虽然隐居幽谷，但《周易》说：“兰当为王者香。”刘向《说苑》说：“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香草和忠士之间可以画上等号，而中国主要花意象都属香草一类。
(7)中国主要花意象之归属男性性质，是由于男性诗人借它们来抒写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但是他们抒怀的语调，却又使得其男性性别变得十分可疑，因此不如说是“伪男性”。原来，在中国诗传统中，花意象或“香草”意象是求仕者常用的委婉语。他们是男性诗人，而他们的传统化装则是“香草”和“美人”，他们说话的语调是女性的音调。下面从做“美人”化装的诗中，举一首大家熟知的例子—马上要参加庭试（“堂前拜舅姑”）了，应试者心里不踏实，恳请平素赏识他的张籍帮助推荐：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
而作为长辈的张籍，自己也同样用过“美人”化装，写下过“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名句，以此婉拒李师道而示忠于韩愈。这都属于“香草美人”传统，闻一多曾把这一传统概括为“男人说女人话”。
(8)男人何以要说女人话呢？在等级压迫下，诗人或官员不得不以忠诚来讨好皇帝，讨好上级，以求升迁或生存。可是“讨好”又是丢脸的，俗气的，必须加以美化。要讨好，就不得不采取化装的方法，把自己打扮成可爱的花朵或可爱的美人。结果是“伪男性”的花意象，掩盖着的是“伪女性”的诗人（或说话人）。
(9)深究下去，用花意象和美人意象化装的秘密还不在于美丽可爱，而在于女性的社会地位比男性低得多。那么为什么诗人要模仿社会地位低者说话呢？因为在宗法制社会里，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的女性必须终身隶属于某个男性，男人是她的主人，而她则是他的所有物和性奴隶。假如说一名官员的忠诚还不一定可靠的话，那么一个女人的忠贞则是无条件的，哪怕“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依然忠贞如故的。所以官员“说女人话”，是表白绝对忠贞的最佳方式。
这种忠贞表白，也不能一概目之为奴性。如屈原、陆游、辛弃疾这样的仁人志士，关切的并不是个人仕途的亨通，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在他们的时代，得不到君主的支持便不能有所作为。因此，虽然屈原的《离骚》或牢骚如鲁迅所说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但他以殉道者的人格坚持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则与一般的帮闲者截然不同。因此他们的诗尽管“说女人话”，仍是文学的瑰宝。
(10)处于漫长的宗法制社会里，中国诗养成了“香草美人”和“男人说女人话”的传统，这与传统京剧里男人唱女人戏相仿，应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了。那么外国诗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我发现也是有的，东方较多，西方较少。不过外国诗人在诗中说女人话，不是讨好皇帝或上级，而是讨好神，讨好上帝，下面找两个例子看看，可惜不是咏花诗。不过话头既已说到这里，“香草”和“美人”也不必分得太严格了。
第一个例子选自泰戈尔的名作《吉檀迦利》，“吉檀迦利”是“献诗”的意思，有《奥义书》传统的“梵”的思想和浓厚的泛神论色彩，而其中的说话人常常是少女或新娘：
在哪儿哟，我的爱人，您站在他们大家背后，隐藏在暗影之中？他们推开您，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走过，把您视作尘芥。我在此地摆开我的礼品等您，等了多少难耐的时辰了呵，过路人一朵一朵地取走我的花，我的篮子快要空了。
上午过去了，中午过去了。在暮影中我的双眼已睡意朦胧。晚归的人们用眼角瞥着我笑，使我满怀羞惭。我坐着像一名丐女，拉起裙子来遮脸。他们问我要的是什么，我垂下双眼，不回答他们。
哦，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等的是您，说您曾经答应过要来？我怎么好意思说出：我留着这一摊子贫困，是作为我的嫁妆？啊，我紧紧抱着这一骄傲，在我隐秘的心底。
我坐在草地上仰望天空，梦想您来临时突然出现的壮丽景象一灯火通明，一片辉煌，您的车驾金旗飞扬，而他们站在路旁目瞪口呆地瞧着您从车座上下来，把我从尘埃中扶起．让我坐在您的身边一这个衣衫褴褛的丐女，因羞惭和骄傲而浑身颤抖，宛如夏日和风中的藤蔓。
但时间在继续悄悄流逝，而仍没有您的车辇的辘辘轮声。许多喧嚣呼喝威仪赫赫的队伍走过去了。难道惟有您，要默默地留在暗影之中，站在他们背后吗？难道唯有我，要哭泣等待，在徒然的盼望中把我的心销蚀至尽吗？
（[印度]泰戈尔：《吉檀迦利．41》，飞白译）
诗人在诗中说女人话。“说话人”怀着爱情也怀着羞惭，祈求和期盼着神恩降临。泰戈尔是东方诗人，风格偏于阴柔，有“香草美人”情调不足为奇；加以印度女性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说话语调就更为谦卑。与中国“香草美人”诗有别的是：泰戈尔的神不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而是代表博爱的泛神；诗人／说话人祈求的也不是仕途，而有非功利的色彩。
第二个例子是西方诗。作者是十六七世纪英国诗人John D[来自wwW.Lw5u.coM]onne，一般译为约翰·多恩，但是“多恩”的发音与Donne相差太大，所以我决定改译为发音接近原文的“得恩”。比起泰戈尔的神来，得恩的西方神要严苛得多，这是个难以讨好的上帝。而得恩因屈从改宗，从而变性成为女性声音。约翰·得恩是个很特别的诗人，他生长在天主教家庭，当时英国迫害天主教徒，得恩在压力下终于改宗英国国教，但心态仍然忐忑不安。他需要上帝，又怕上帝不肯宽恕，因此在诗中竭力向上帝讨好表忠。有趣的是，得恩选择了与中国同行一样的策略，化装成女性，而且是“失贞的女性”，为了表忠，谦卑地恳求上帝施加惩罚乃至施加性暴力：
三位一体的上帝呀，锤击我的心！／不能再修修补补，轻擦，轻敲；／为了帮我重新站立，请把我摔倒，／狠狠地打碎，煅烧，把我更新。／／我就像一座沦陷敌手的城，／我想努力接纳你却接纳不了，／理智（你派的总督）本应把我保，／但也被俘了，他也软弱，不忠诚。／／可是我仍真心爱你并乐意被爱，／只可惜已当了你敌人的臣妾。／帮我离婚吧，帮我解开那个结！／／快抓走我、囚禁我吧，只因为：／我唯有受你奴役才能自由，／我唯有遭你强奸才会贞洁。
（【英】得恩：《神圣十四行诗．14》，飞白译）
作为“伪女性”诗，这首该算是登峰造极之作了吧，它还在不经意间揭露了女性遭受的深重压迫和性别歧视。像这样的诗在西方文学中虽不多见，但由于不像中国诗那么温柔敦厚，一旦出现，其暴露性就更为强烈。
(11)经以上探讨，我们发现花的性别问题比想象的还要复杂：中国诗中主要花意象因“君子之德”呈现典型男性性格；但这种性格因“君为臣纲”、“君为阳臣为阴”，而又定位于“阴”，获得忠贞阴柔的女性特征；整个语言系统，是在男性中心的宗法制度下模塑的，“香草美人”意象上盖的是男性中心的印记，带有性别歧视的底色。类似问题在外国诗里也有。这一切，使得花在语言之屋里的性别变得朦胧奇异，难以捉摸。
(12)以上我们重点讨论了中外诗中的“香草美人”意象。那么，除此以外，在单纯象征女性美的花意象里，是否也含有性别歧视呢？这涉及“看与被看”，也涉及“是性别特征还是性别歧视”的问题，远比“香草美人”问题更为微妙复杂。
以花隐喻或等同于女性是普适主义现象，在中外诗中都有悠久历史并且约定俗成，似乎已是不证自明。但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是颇为可疑的。这显然是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在这里男性是观看者，而女性则被定位于“被看”。前面列举的三首海棠／苹果花诗，拟人的花儿都是被看的对象，而且不论作者是男是女，都流露出男性话语权的气息，足见男性中心视角在文学中的强大。
但以花隐喻女性又与美学中的崇高／优美、阳刚／阴柔的区分相关。其中既有性别特征和美的自然属性，也有男性视角加于女性的社会规格乃至于对自然的扭曲，分辨清楚亦属不易。举个例说，《红色娘子军》的女主人公叫吴琼花，“文革”中江青组织改编样板戏时，被更名为吴清华。体现在“清华”这个名字上的意思是：比作花花草草就是对女性的贬低，女孩子也要和男性一样做战士，在名字上、在工作上都要和男的一个样。但是王蒙认为：“这个更名也流露了非女性主义、羞于女性特点主义。”（《读书》，2009年第10期）如果说，女性非要用男性化名字、非要干打仗和拼体力的活，才能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话，岂不也是从整体上贬低和否定女性的地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