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林霆
茅盾曾说过“文革”文艺就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至少在“文革”高潮期的官方 文坛上，这句话并没有说错。这“一个作家”，就是在“文革”时期大红大紫的农民作家浩然。 上世纪50年代，浩然以其清新明丽的《喜鹊登枝》登上文坛，从此确立了他阳光明媚的叙事 风格。平心而论，此时浩然的小说虽然属于正面、向上的一类，但却不是最观念化和最“左” 倾的；虽然是青年才俊，但不是最受上级组织关怀和瞩目的，其小说也没有得到过类似“史诗” 级别的美誉。从50年代的创作来看，似乎没有迹象显示，浩然会被“文革”文学选中。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浩然的小说虽然也经历了从青涩到圆熟的演化轨迹，但小 说的基本面貌和风格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基本可以断定的是，50年代的那些将自己 的创作牢牢绑缚在政治肌体上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并没有因其忠心耿耿，就更受到“文革”文 学的青睐——后者显然需要得更多。而浩然的小说一定包含着某种为“文革”文学所需要的 质素，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作家为政治服务的“良善”动机，更重要的是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有 效结果。可以说，1964-1966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的《艳阳天》，清楚地包含着浩然被“文革“ 文学选中的全部“质素”，它的出现也标志着小说已达到意识形态化的成熟阶段。
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模式
茅盾在评论195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时说，在情节安排和人物设计上的不足主要是“没 有从农村的‘反右’和警惕阶级敌人的角度上进行艺术的概括——塑造人物和设计情节”①。 当时有评论家指出，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在“思想和艺术的深度还显得有些 不足，主要是因为看不到两条道路的斗争”②。但这些问题在《艳阳天》中已不复存在。《艳 阳天》无论是情节设计还是结构安排，都严格遵照主流政治的指向进行构思和编排，体现出高 度意识形态化的特点。
《艳阳天》讲述的是东山坞农业社在1957年麦收前后，围绕土地分红、粮食分配发生的一 系列矛盾冲突。贯穿全书的主线是，代表贫下中农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同代表地主、富农的 党内异己分子马之悦之间展开的斗争；小说的辅线是，以一部分“落后农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与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开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马之悦既是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进行阶级破坏和复辟活动的保护伞，又是富裕中农弯弯绕、马大炮等人发家致富、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挡箭牌。而他背后有始终和他保持一致错误路线的李世丹乡长，还有1957年正在城市进行的“大鸣大放”的政治形势作依托。在这场斗争中，萧长春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和党团干部，彻底击碎了以马之悦为首的小集团的阶级阴谋。
从某种意义上说，《艳阳天》讲的就是粮食的故事。小说以抢收麦子为叙述的核心，紧紧围绕麦收前出现的粮食真假短缺情况进行描写。一方是叫喊家里缺粮，要求土地分红，少卖统销粮，却背地里把粮食卖给粮贩子的富裕中农。另一方是真缺粮食却不吵不闹，还勒紧腰带为社会主义效力的贫下中农。在这种道德感召下，部分私藏粮食的中农也献出了自己的粮食。小说最后在庆丰收、交公粮的红火喜庆的场面中结束，不仅宣告反动势力阴谋的破产，而且也以事实证明农业合作化制度无比的优越性。
小说最初在构思时的触发点就是粮食。据浩然自己回忆，1960年他自愿下放山东潍坊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大队时，有一次，收获小麦后，下了一场暴雨。雨一停，浩然就带着干部去检查麦垛，检查后发现没有漏雨情况，才安心去写小说。但是来了一位中农明先老汉，支支吾吾地说那种检查方法不行，麦子垛可能漏了雨水。浩然不相信，有些不耐烦，但在明先老汉的坚持下，按照后者的方法把手伸到麦垛的深处，果然发现麦子已经发烫，不仅湿漉漉的，而且有的已经改变了颜色。于是，浩然急忙找人拆开漏雨的麦垛透风，把没有漏雨的麦垛重新盖一遍，才保住了十几万斤粮食。这件事对浩然的触动很大，由此获得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的“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区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④。可见，“粮食”是（（艳阳天》的起点，从这个现实起点出发，浩然引领读者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之旅，最终走到意识形态建构的终点。
《艳阳天》首先以粮食为起点，设计出“坏人作乱”的情节模式。一方面使用闹剧化的手法，揭示弯弯绕等人叫喊粮食短缺的虚假性；另一方面，将“大鸣大放”作为（（艳阳天》中的种种反动事件的政治背景，将叫嚷粮食不够吃、要求提高土地分红的农民与城市正在进行的“鸣放”运动挂钩。又在落后农民背后安排了政治鼓动者，一个混入党内并与地主、富农、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党内异己分子马之悦。这就抹去了农民卖粮的经济动因，使卖粮纯粹变成一种有反动政治背景的政治行为。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农民“闹粮”行为中的现实合理因素，掩盖了统购统销后农民粮食短缺的真相。
围绕着粮食的故事所展开的情节，彻底否定了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所造成的事实上的粮食短缺，也遮蔽了农民对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强烈不满。在文本内部，有效瓦解了农民对于不合理制度进行反抗的合法性，从而最大可能地否定对制度、政策和农村真相的质疑。故事中的一切阴谋都被群众雪亮的双眼识破，一切坏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了具有法令般威力的道德行为准则：“不论城里的，还是乡下的，只要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全都是死心烂肺瞎眼睛。”④小说以不容置疑的声音宣告农业合作化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那些符合政治要求的行为所具有的道德的、政治的合法性，让农民即使面对饥饿也能感受到正义与崇高，从而一举解决了互助合作运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物质利益的尴尬。
《艳阳天》不再以经济发展的得力作为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证明，而是通过提供～种“相信”的世界观，使争论停止，决策过程简化，即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使人们超越现阶段的利益计较，放弃“短视”，以对制度合理性的绝对信任来度过现实中的一切困难。这样，在赵树理笔下农民的偷奸耍滑、损公肥私，周立波笔下农民的发家思想、 斤斤计较，以及柳青笔下农民的糊涂愚昧，都不再 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性格的问题，或者【日社会的流 毒，而是政治上的非法。对于农民的自发、自私思 想，无需再考虑其现实合理性，对于农民的困苦生 活，也无需同情，因为意识形态已经给出了答案。
评论者也是在表达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上对《艳 阳天》进行肯定：“书中描写的敌人煽动闹‘土地 分红’与‘闹粮’问题，是一个两条道路斗争的大 是大非问题。闹土地分红，实际上就是在生产上反 对集体化，要走回头路，搞单干；闹粮，也就是反对 统购统销，要搞粮食自由买卖，投机倒把，剥削别 人。那些人‘闹’的目的，绝不光是为了眼前多分 粮食，而更主要的是要离开社会主义大道，走资本 主义老路。作品对这个问题的揭示，生动地再现了 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画面。”⑤它的成就“首先在 于：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艺术地再 现了农业集体化道路中两条道路的争夺战。由于作 品对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较为深刻的描写，因 而有力地表现了党的领导的伟大意义，令人信服地 感到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的正确”⑥。“这一内容的 重要意义，在于反映出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 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 斗争的新的特点。”⑦
经过十几年漫长的文学演练——在此之前已 经出现的大量描写这一题材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 说，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作家们 已经对创作的边界了然于心，可以最大可能完成意 识形态想象和符合政治规范的意义表达。终于在 “文革”爆发前夕，诞生了这部可以全面完成“文 学表达政治”的理念的长篇小说。可以说，（（艳阳 天》以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设计、人物关系、因果逻 辑，出色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文学中的意识 形态建构。
强化真实感和通俗性的小说语本
问题显然不只这么简单。如果单从意识形态 化的程度来衡量的话，20世纪50年代的《创业史》 已经是一部将自己紧紧捆绑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 小说，但奇怪的是，它高度观念化的创作却没有被 “文革”时期的政治力量所青睐。这的确是一个令 人费解的问题。通过对《艳阳天》的解读，似乎可 以找到答案所在。
如果做一个横向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艳阳 天》是同类题材长篇小说中，内部最和谐的文本。 它既没有《三里湾》在叙事中的夹缝或裂隙，也没 有《创业史》在政治观念表达上的隔膜感，更没有 《山乡巨变》在乡土气息的氛围中加入坏人破坏这 条线索后造成的生硬感。《艳阳天》是通过一些特 定手段，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内在化，既不影响小说 真实感的传递，又达到了文本内部的高度和谐。这 些手段包括“事出有因”的结构模式和“非本质细 节”的大量使用。 《艳阳天》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每一章之间 连接得自然紧密，甚至吸取了电影的某些艺术手 段，将所有的细节都交待得细致全面、天衣无缝。 小说在高度政治化的前提下，设置了诸多吸引读 者的通俗文化元素。如开篇后迅速出现矛盾冲突， 以捕捉读者的阅读兴趣，还善于埋下伏笔、留出悬 念。
小说以“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开篇，一句话就开启了《艳阳天》妙趣横生的通俗[来自wWW.lw5u.coM]之旅。它的切入点与当时中国人身处的政治环境毫无关系，与《创业史》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毫无关系，倒是能引起普通读者的无限遐想和猜测：萧长春是谁？怎么死的媳妇？为什么三年没娶上？他这三年的生活又是怎样的？紧接着就写大脚焦二菊忙着给萧长春说媳妇，乐坏了萧父萧老大，忙找公社会计写信让正在挖渠工地上干活的儿子回来相亲。谁知会计马立本正奉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之命给主任萧长春写信，于是答应把萧父的意思也挂在里头。但不知是成心还是疏忽，相亲的事最后在信里一字未提。很快，萧长春收到了两封意思完全相反的信，一封是马之悦写来的，说丰收在即，社里工作都已安排妥当，萧不必回来；另一封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萧淑红写来的，说社里问题很多，千万要回来一趟。在一系列矛盾和疑惑中，读者的阅读兴趣被极大地激发起来。
浩然的这种设置悬念，一环扣一环的写作方式，是现实主义小说中“事出有因”的写作成规。这两封截然相反的信，暗示了小说即将开始的两个派别、两条道路的纷争。即将展开的故事、情节与此密切相关。开头的这一事件是某一动力性事件的结果，当然并非最后的结果，它将推动小说情节进一步发展，寻找各种力量的平衡点，从而抵达最后的稳定状态。“事出有因”，既不是事件的开头，也不是事件的结尾，而是力量最失衡的时刻，也是最吸引入的时刻。结构主义批评家发现，现实主义作家“经常开始于某件打动了他们的轶闻或场景，然后就创造出一张复杂的人物和环境之网，这张网将使场面‘事出有因’，或推动它走向揭示一切的结局（使一个场面或情节或事件‘事出有因’就是赋予它一个动力或动机，这一动力将推动场面、情节、事件发展，直至终局）”⑧。
《艳阳天》增强真实感的另一个手段就是使用大量“非本质细节”。这在“文革”后的浩然看来是一个缺点：“《艳阳天》中我还在主线之外，穿插一些小故事式的枝蔓，而且有些磕磕绊绊，总像不能完全驾驭似的。”⑦但正是这些“枝蔓”，使小说的真实性得以增强，并使它获得更广大的读者。因为“对日常生活所特有的那种无意义的或偶然的细节的包容成为证明故事‘真正发生过’的证据”⑩。比如对于萧长春、焦淑红感情发展的描写。萧长春是鳏夫，焦淑红是待嫁女，两人之间早有“意思”，特别是焦淑红对萧长春更是一往情深，但是两人在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前，经历了较长一段“暖昧”时期。因此他俩之间的谈话，常常是在谈工作的表象下充满玄机、话里有话，有时甚至就是试探、调情和暗示。萧长春接到那两封相互矛盾的信从工地赶回来的时候，焦淑红正在地里守护庄稼。当她认出萧长春后说：“谁想到你回来得这么快呀！刚才我们几个人还嘀咕，料定你最早也还得两天到家。唉，真把人急坏了！这是啥日子口呀！你瞧瞧，头几天这麦子还是青绿青绿的，一眨巴眼的工夫就黄梢了。我看哪，要是毒毒的日头晒几个晌午，过不了一个星期，就得动镰刀。这个麦收到底该怎么搞，怎么分配，怎么卖余粮，事情一大堆。我们心里一点准稿子都没有，也没人找我们说说，我们简直成了没娘的孩子。”
萧长春说：“我在外面也惦记家里的工作，总想回来看看，那边的同志也催我，就是工程在节骨眼的时刻，怎么也脱不开身，心里急得啥似的。一见到你的信，我就更待不住了。反正工作得有轻重缓急，一个人全顾不行，一咬牙也就来了。怎么样，家里的麦收工作还没安排好哇？”
谈了一会儿社里的紧张形势之后，萧对焦说：“我这个人你知道，我喜欢痛快，肚子里有什么，咱们就掏什么，别玩转肠子的事儿。谁对谁呢，同志跟同志，就得心碰心。”
两人之间尚未明确的私人关系，致使他们之间的思念无法寻到正常的出口，只好在谈论公事的时候，捎带着表达自己的私情，包括前述的信件，都可以看做是公与私的双重语本，最后一段话简直就是萧长春对焦淑红大胆表达自己的爱情的一种鼓励。这样的细节并不能表达与主题相关的意义，但却通过逼真的生活细节模仿生活的真实状态，达到了“仿真”的艺术效果。
当然，这样的元素在两人的情感落实之后，也伴随着作品的政治因素的增多、政治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消失。这也是第一卷明显比第二、三卷更加生动真实的原因之一。
浩然还擅长东拉西扯，用大量的“闲篇”填充文本中的沟沟坎坎、边边角角，营造出和生活本来的琐碎、丰满极为相似的面貌。比如，韩百仲和任老四之间的玩笑，五保户五婶闹的几个笑话，乡党委书记王书记下乡后与农民的闲谈，都充满了烟火气、生活气，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这正是“非本质细节”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小说的通俗性，作者还特意在萧、焦二人之间安插了一个“丑角”马立本。马立本对焦淑红的热烈追求，就使得萧长春、马立本形成了以焦淑红为核心的三角关系。虽然马立本在这一关系中始终是一个无足轻重、插科打诨式的小人物，焦淑红心目中的情感天平从未向他有过丝毫倾斜，但这个人物却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特殊装置。由于这个人物的设置，小说的喜剧效果和通俗性大大增强。最为典型的一个场面描写就是他夜会焦淑红。马立本约焦淑红晚上一起去看麦，焦只是敷衍他，最后没有去。不知内情的焦父却代替女儿去看麦了。马立本在黑暗中误以为来的就是焦淑红本人，扑上去一通猛亲，没想到被胡子扎了一嘴，最后还让焦父好一顿臭骂。对于这一人物的设置，当时有评论认为没有必要，但浩然并不同意。他说：“有些人说我还写马立本这种人的感情生活没必要。我自己不这么看。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坚持的都对了，如果把这些不符合形势的部分都去掉，《艳阳天》肯定要大大逊色了。”@对这段三角关系的描写，在小说的意义范畴中无疑属于非本质真实，对于表现主题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却能有效地增强作品的通俗性和可读性。
<艳阳天》在诞生后得到一系列恩宠的事实，说明政治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真诚接纳和严肃阐释，同时还需要作品在阐释过程中的有效性，这往往是由读者对作品的接纳程度所决定的。据天津著名作家汤吉夫先生回忆，当年他购买《艳阳天》后，常常是～边看一边笑，引起他人好奇。旁人就请他读出来，最后那本小说就是在他的朗读中给大家“读”完的。当笔者问及，当时是否认为小说是真实的时候，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真实。”类似的阅读经验和个体记忆并非特例。因此，考察《艳阳天》在对生活进行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是如何同时满足政治与读者的双重需求，并最终达到与二者之间的高度和谐，变得尤为重要。
将政治性和文学的可读性相结合，浩然所做的比同时代其他作家高明许多。甚至在写出《艳阳天》之前，就有评论者注意到其小说在表达主流政治思想的有效性上的突出成绩。这一才能已经在隐约预示着浩然最终被“文革”文学选中的命运。
②巴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人民文学》1959年第11期。
③⑨@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第238页、第234页。
④浩然：《艳阳天》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⑤⑥王主玉：《评长篇小说（艳阳天）》，《北京文艺》1965年第1期。
⑦范之麟：《试谈（艳阳天）的思想艺术特色》，《文学评论》1965年第4期。
⑧⑩【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⑥浩然：《艳阳天》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