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常风
七七事变后我就在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的重重限制之下，这样的心理逐渐蜕变之中，做我的工作：教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并且管理他们。我是一个懒散的人，眼前的现实不容我推卸我应负的责任。每天在街上看见的是敌国的军人与人民，听见的是异族的声音，报上刊载的是敌人炮火的胜利与大规模“开发”的消息。这一切，八年来我们在这个都市内所看见的一切给了我们不少的刺戟。因这些刺戟我们生了许多情感。但是情感是无用的，它很快就会消灭。惟有我们用理智，因此种刺戟而思索而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才会得到教训。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土，然而也可以说是在异邦。我们在敌人之面前是整个民族的代表。我们要在冷静与沉默之中表现出我们民族的不可侮。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要[来自www.Lw5U.coM]绝对的严肃。我们处处遇见敌国人，甚至在中夜也被马路上清亮的木屐声与狂歌声惊醒来，这使得我们每个人更需要“知道你自己！”，“知道他人！”，这是现实给了我们的两个功课。我们在以前，对于敌人究竟知道多少？沦陷区的人民八年之中除了饱受敌人之肉体的蹂躏同精神的迫害之外究竟对于敌国与敌人有了多少真正的认识？我们真不敢说。七七以后各级学校都添了日语，学生们因为情感上的原因没有一个肯认真去学的。当然八年来有不少人如颜氏家训所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语吾日：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但这毕竟少之又少。爱国的热情使我们仇视鄙视憎恶敌人的一切，这种热情也淹没了我们的理智。我鼓励我的学生们学日文，不惟让他们了解敌人深刻一点，并且可以藉此为学习科学的工具。因为英语的重点既巳削减，我们不应再受双重的损失。但是在八年后的今日他们毕竟受了双重的损失。
我们要绝对的严肃，要有坚定的信心：中华民族绝对不会灭亡，这应该是在沦陷区教育者训练学生的最高信条。这个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使得我更增强我的信心。我们相信日本确实是在他所踏进的泥沼中更踏深，而且将要拔不出来了。然而香港失陷不免给我们心理上投了一个黑暗的影子。这战争无疑是要长期下去。我们与内地的方便联系因香港失陷切断了。香港失陷后的第二三天，心情非常抑郁的时候，偶然从书堆中翻出张君劢先生节译《菲希脱对德意志国民演说》。菲希脱在序论中说，在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完全被敌人击灭，政治组织完全崩溃的时候，惟一的最有力的最可靠的最永久的力量就是民族的自信力与道德力。若人民因为军事政治经济部失败，都被握在敌人的掌握之中而就绝望流于颓荡放弃，这才是自暴自弃。这段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我四年来从现实的教训中摸索到的一点真理也就是如此。我记得九-一八后许多人做文章介绍引证菲希脱，我也曾到学校图书馆借来菲希脱这—部大讲演的英译本翻阅过。序论的前几页无疑是曾经读过的，但是当时我不曾感到什么，并不以为他这演讲有何可贵。平时听见人们讲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我们以为是教育家无话可说造出来的呓语，至少也是书生们不切实际的迂阔论调。但是，现在是事实摆在前面。痛苦的不可否认的与无力量抗拒的现实逼迫着我把这几句话一次一次读，翻来覆去的咀嚼。菲希脱使得我更坚定了我四年来的信心，使我认识的更透彻更清楚。这个发现对于我好像是定命似的。但是从惨痛的现实而获得，这是多么可怕而苛酷的代价。
同时我也明白了菲希脱之所以为，他之所以伟大，以及德意志以后所以能够复兴。菲希脱在普鲁土大败之后，柏林城里到处是法国军队，居然能对他的同胞大声疾呼地讲演，发表他的《告德意志国民书》，而且居然一连讲演了三四个月。他能够不被敌人逮捕，能够从从容容演讲，就因为他不做铁一般的现实之下无所补益的抗争一这样当然可以造成不少壮烈的牺牲。他认清了现实，认清了敌人，更认清楚自己。他认清楚在眼前这一个短暂的黑暗的现实的后面，有一个光明的永久的将来一自由独立的德意志。而在目前的现实中他所能做的，他应该做的是鼓励德意志人永远保持住他们的民族道德与民族的自信心。只要他们不因亡国流于放荡邪侈颓废绝望，他们就能够拯救自己。恢复他们民族的光荣。（似乎与沦陷期间的日本人和伪政权“复兴中国”论调甚为合拍——辑校者按）。当时法国的统治者恐怕也是把菲希脱当做一个迂阔的书生哲学家。我们中国正需要这样的书生哲学家。
三十年（1941年——编者注）十二月的十一日或十二日我读了菲希脱的这段文字，第二天我在教室里朗读并且解释给我所教的一班高三学生听。他们把我的那本书拿去传阅一直没有还我。那一班的学生一共十八个人。毕业后就我所知有五个学生陆续到了大后方。
民族的道德力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最后的武器，也是一个民族永不能被摧毁的力量。
光复以来我们不断在报纸上，政府的公令上，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演说中，最高学府校长的谈话里看见民族气节士林表率，忠贞爱国这样的字眼。有不少的人被誉为伯夷叔齐。古代的伯夷叔齐据说是饿死于首阳山上的。现在的伯夷叔齐却能够从七七事变一直熬煎到现在重见山河光复，躬亲参与国家最高长官的慰劳茶会，得到政府的褒扬与馈赠，这实在是值得我们为我国的民族庆幸。现代确实是异于古代。
我在事变之后和一切读书人一样常在故书中古人的言行中寻求自己的心境的印证。古人每在更换朝代之际在以前的朝代亡国的时候的人中找寻知己。讲中国近代历史与近代学术的人对于明清之际的黄梨洲和顾炎武特别提倡，就因为他们在异族侵入中国能够有节有守，作了千古中国人的“人范”。七七以后我也常翻阅顾亭林的集子，看到他对潘次耕说的“自今以往常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处钝守拙；孝标策事，无侈博闻；明远为文，常多累句。务令声名渐灭，物缘渐疏，庶几免于今之世矣”一句。不禁悚然肃然。我给内地友人的信中曾屡次引用过这几句话，特别是那句“庶几免于今之世矣”一句。然而在今之世实在是难于庶几免了的。梨洲亭林虽然耻事异族，却并没有不食周粟。一个既要明夷待访，一个又要守失待后。这两位古人的行事很值得我们的深思。他们二人虽然清高，但是并非仅清高就了事的，他们都知道清高并不足救亡。他们的道德人格我们钦佩。他们虽然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了民族，忘记了大众。（常风的对顾黄的理解，似乎与周作人所谓的大乘佛教的救世心如出—辙。——辑校者按）以前的人批评他们的行事时，见到两个人都[来自WWW.lw5u.com]异口同声的“以待后王”，似乎发觉他们人格上的矛盾，无法解释。实则他们的伟大与他们所以配作我们的人范，就在他们的这点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人格上的矛盾。他们一方面要作一个“自了汉”（如傅青主所说），实在是为他们的现实所限，所以只可以“穷则独善其身”，同时他们并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达则兼济天下”。所以黄梨洲不惟要著书明夷待访，而且在他自己辞谢史馆的聘请之后还要打发他的儿子到馆应聘。顾亭林虽然一再说他的母亲为“三吴寄节，一闻国难，不食而终，临没丁宁，有无仕异朝之训”，“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但是他仍然著了（（日知录》“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希望“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冶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古代传统的道德观念是各人忠于各人的时代，各人交代了各人就算十全十美。自己出来仕新朝是大逆不道，自己的儿子却不妨。自己不仕新朝不为新朝划策，可是却希望有人在大乱之后造成一个郅治的局面；顾亭林甚至直率的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这种矛盾就是独善其身之后仍然明白那些不能独善其生的芸芸大众应该有个安排。他们要活着，要他们活着，而且要好好活着。这是古代志士仁入之用心。
现在确实是异于古代，八年来的沦陷地区又有一番特别的情形。我们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应该有新的认识，至少要有一番清楚的认识，不要拿几个空洞的观念来施判断。大众是要生存的，民族的生命是要延续，永久延续的。我们应该引导民族于生，而不是引导民族于死。八年的苦痛经历应该启示我们一个新的道德观念非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建立新的道德，民族道德，培养民族道德力——这是我们全民族在这八年应该得到的教训。
（本文刊载于1946年1月6日天津《大公报·文艺》津新5期，作者署名“常风”。 裴春芳辑校。为尊重作者和辑校者本意，除文中明显纰漏处，其余均未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