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常风
这篇文字应该用这样的标题（虽然有点累赘），《八年来一个知识阶级的心理演变》才恰当，因为我要记述像我这样一个知识阶级中人在八年中自己的心理演变的一些迹象；我逐渐在逃避不过的现实中如何认识了现实，从现实中我得到什么教训，使我对于一切人事有了一个自认为比较真切可靠的看法。
二十六年（1937年 ） 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文化内涵》等。 先写信约定好的。那时我除了教书之外帮助朱孟实先生编 辑《文学杂志》，（一个昙花一现的月刊，商务印书馆发行印 行，五月创刊，出了四期因事变停刊）到清华就为得是问朱 闻二先生的稿子。朱孟实先生六月二十五号赴沪与商务接 洽杂志事，临行前分我往清华催稿子，我因为学校的事耽搁 着，一直到七月八日才到清华去。我在清华园门口下了汽 车，我的老朋友在研究院研究庄子的张月如等着我，我们一 同先到北院访朱先生，坐了一个多钟头约莫十一点时，辞别 了朱先生，出了清华园过了小桥一直往南到新南院闻先生 的寓所，闻先生正在候着。在书斋里喝茶喝汽水，随便谈 话，闻先生答应赶文学第六期一定给文章，题目是《唐朝的 官体诗》，他留我午饭，我因为早巳答应了月如坐到快一点， 便和月如告辞到成府月如的家。那天我们几个人谈了许多 话，在月如家又待了两个钟头，谁都没有想到前一天曾经发 生什么事件，和那事件又如何影响到整个国家以后的命运。 三点多月如送我到清华园门口上车，那儿已经堆了许多人， 却没有一辆车，大家都在谈论什么，遇见一位熟人一打听， 才知道前一天晚上在卢沟桥的日本军和我们的二十九军开 了仗了，因此关了城门，汽车不能开出来。不过到六点多汽 车终于开到，于是我终于回了城。从那天一直到现在我不 曾再去过我的母校清华。
从七月八日起情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了起来，街上都堆 了沙袋。平汉车停驶了。平浦似乎也曾一度停过，后来又 开行。完全开行的车只有平绥车。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女 士六月到山西五台山游历七月十五左右才由平绥路返平。 在那些天常看见的人有周启明叶公超杨金甫[来自wwW.lw5u.cOm]废名沈从文诸 先生，谁都说不来时局究将如何，大家以为沙者再来一个 Ⅸ塘沽协定》。七月十九日午后我和金甫先生从文先生在国 祥胡同十二号金甫先生新寓的广廊下商议《文学杂志》第 六期的稿子。从文是八号后才搬去与金甫先生同寓。就在 那天宋哲元回到北平，时局又有了妥协的传说。孟实先生 大约是二十二三四回来的。二十四日以后又紧张起来了！ 二十六日广安门外不断的炮声，二十七日夜间炮声更猛烈， 二十八日午后街上大声喊卖号外“通州，丰台，廊坊，天津 车站都已夺回来！打下日本飞机十七架……”，街上满是 人。我那时住在西四牌北小拐棒胡同，我到四牌一直往南 走，街上的人发狂似的，都是叫喊的声音。可是马路旁到处 有零散的疲累不堪的兵与受了伤的兵。那一天下午与晚上 我相信北平的市民都是在狂欢中，夜里我相信他们都睡了 一个甜蜜的觉。
第二天——二十九日——清晨醒来觉着有点异样，没有那些天来老早就听惯了的卖报人的吆喊声，而且街上也听不到一点声音，特别的寂静。我起了床。报还不来。仍然没有一点声音。我出了胡同口，望见四牌楼跟前冷清清的，以前守在牌楼前面或袋堆的兵也望不见。我奇怪。我踱到四牌楼，看不见一个兵，也看不见警察。走过牌楼南挂着吟风醉月的匾的那家酒馆旁的报摊上，不见一张报，但是！围了许多人。于是听见有人低声说昨晚上汽车的声音没有断过，不知有若干辆，也不知道为什么。等了好久，报来了。原来宋哲元们昨晚已离平，他的职务由张致忠代理。
八月八日日军进入北平城，人城司令香月椎的布告到处张贴着。北平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从那天起北平的知识分子开始恐怖了。八日我去看乃超（应为公超，即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辑校者按）先生不在家，到慈慧殿朱宅，孟实先生和我还有从清华园逃难到城里的住在朱家的王了一先生商谈走的事。商务原有文学杂志移沪编辑的意思，孟实先生拟先到沪商洽。十日午后我又去看乃超先生才知道他已经在当天上午走了。我到慈慧殿，从文在；说金甫先生打算第二天走，他自己还不一定。孟实先生决定他一个先与孟实先生一道走。第二天我到车站送他们，站内站外那么多的人，都是张张皇皇的，站口与车门都是日本兵把守着。我在站台上我见孟实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告我从文也走，已经上了车，果然我看见他的太太在月台上送他。金甫先生也看见了，车里拥挤的厉害，他挤出来到月台上透气。那天走的一定还有不少熟识的人。
几年来时相过往的师长与朋友都这样陆续走了。
以后我和废名先生还常见面。他对于时局很悲观。走了的和留在这里的一般师友似乎都乐观，以为半年之内战事可以结束，这大概是二十六年八九月间的一般看法。九月里的一天废名先生到朱宅，朱太太十月半才离平，那时我每隔一天到朱家照旧办杂志的事。废名先生很愤慨的谈论时局，说不会打得赢的。究竟我们要怎样与敌人打，我从来不曾用过一点思索。似乎大家都以为只有打，而打总可以胜。不过那天废名先生说的那样坚定认真，他那一双深刻而锐利的眼睛盯住我，虽然我只唯唯否否，我至少也感到这件事不是随便说说或随便想想可以了事的。那时我所景仰的一位先辈谈到战事与一般的舆论时他总说，战事本来应该由军人决定的；能打与不能打只有他们知道的清楚。这话给了我一个启示。我们知识阶级的人都是秀才。
说到废名先生，我曾闹过一个笑话。十一月十三日黄昏他来看过我一次。那时我正在开始译一本书，每天从学校回来差不多已经天黑，他又住的太远，以后不曾去看他。十二月十六日学校遵令，而且那几天发生的变故太大了——十二月十一日报上登出南京失陷的消息，十四日证实了，同时傀儡政权“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使得我对于废名先生的悲观论注意了。那天上午我看他去。他大约是在八月和做了和尚的他的一位中学同学同住。这位和尚我以前访废名时曾见过他的背影。那天我在房门口喊废名，打开风门招呼我，告我说，废名先生前两个礼拜得了母丧的信息已经离平了。我向和尚道谢，并请教贵姓。和尚笑而不答只是两手合十，把我杲住了。我当时确实是诚诚恳恳的寒暄。呆了半天我才想到对和尚是不能请教贵姓的，小说上不是常有请教师傅的法号上下么。我明白了自己的冒失不由得红了脸吞吞吐吐请教他的法号，不顾他殷勤的让我进屋子，赶快告别走出。实在说在这以前我不曾和和尚接谈过。
从“七七事变”之后我是待在北平的，一直到现在。南行的师友们对我的关注，在南方给我找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又因为我不能走，给我想方法使得我在这座死城中能够苟延残喘到今日，我的感激无法用言语表示。我变做他们忆北平的一个“象征”。他们尽量告诉我，散在各地的朋友们的情形，他们也问讯这里的熟识的人们的情形。这种通讯直到所谓“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后，我为了避免惹起意外的麻烦，除了必须要答复的信回复之外，就都一概不复，因之这四年来他们的信也差不多没有了。他们的信总被待在这里的熟识传观着，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精神的食粮”。来信最勤的是从文。他从武昌珞珈山，长沙，沅陵，昆明自二十六年九月到达武昌起至三十年冬寄给我的信总有六七十封，每封信极长，写满几张竹纸。三十一年他来信，我没有回信。他的长信太引检查人注意，而寄去之信那时又规定须先检查，并且香港告陷一信投递需时甚久，所以我未复。三十二年他又来这一封信，以后就没有了。
但是，我还有我的工作，我还有存在的意义。我二十四年夏天再来到北平，在一个私立中学里教书。我是二十二年从大学里毕业的还没有举行毕业考，平津情形就紧张到最高度。每天空中有日本飞机成队飞翔。有名的Ⅸ塘沽协定》签字的前一天下午北平城内外各大学接到北平最高当局的通知，说与日本交涉决裂，我们政府决定背城借一，学生的安全不能担保。于是各大学连忙招集学生报告。当局的这个办法很成功。自从九·一八之后两年之内我们教育界演过的许多热闹的剧——大学生卧轨呀，徒步到南京请愿呀，组织义勇军呀，大学教授三个五个给政府打激昂慷慨的电报，大学校长绝食，大学教授带上太太向北平的当局请愿，继又被送到南京见最高当局。现在当局说，我们要打了。于是大家都跑了。第二天《塘沽协定》正式签字。我想当时大家，不论是拍过通电的，或卧过轨的，对于代表我们国家签字的长官的感激与欢迎并不亚于巴黎与伦敦的市民欢迎参加慕尼黑会谈的张伯伦。
我也几乎做了“都跑了”的之中的一个。听到学校通告的第二天早晨我进了城预备和我的亲戚一同逃跑。将要上车到站时，我的亲戚的同院是在报馆做事的，恰好回来。他说要不是打算回老家，只为逃难，可以不必走。已经签了字，天下又太平了。结果我又回到学校，在那顿时清凉下来的校园里徜徉了好些日子，才回到故乡教了两年书。
我又来到北平了，当时的情势并不比我离开时好。我住下来之后，时局一天紧似一天。我是一个中学教员。我已不是大学生了。学生的爱国运动开始了。这个运动恰好不能为政府所容。学生游行与二十九军冲突。中学的教员不同大学的教授。学生问你要注意；他要问你应不应该作爱国运动。我那时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我虽然不曾卧轨，不曾请愿，井且在四年大学生活中似乎也明白所谓开会，请愿是一回什么事，十七年以前在北京，十七年以后在南京这种举动所发生的效果，与造成的成绩，但是对于那些热诚纯洁的孩子我不能不理睬。我应该怎样回答他们！我怎样回答才能对得住我自己的良心？他们的热情是压不住的，他们的愤怒也是抑制不下的。外交方面运用的奥妙技巧他们理解不来。他们要作为他们的师表的教师指示。我在那时开始感到说不出来的苦闷。不是我自己彷徨无所，而是为了学生彷徨无所。学生最后分裂了：赞成参加爱国运动的，停课作救国工作的是一派，反对停课而于课余做救国工作的又是一派。两派恰好平分了学生。于是前一派的学生请你去出席会议与指导；后一派的学生便请你上课，不要荒废学业。你上课时停课派来请开会，你回答上课。他就要说，我们不是一样的学生，我们的工作岂不更重要？先生们常训教我们师生合作，难道先生不爱国？作为先生的能说不应该爱国么？能说不应该有爱国运动么？凭我们的良心该如何回答他们，或者指示他们？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一切学生运动的背后不免有人在操纵。但是他们还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都是纯洁天真的。我们对于他们不能预存成见，虽然他们是有极强烈的成见。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一点方法没有，我只有苦闷；我的良心在责备我。所以在二十六年正月我接受朱孟实先生之约帮他编辑文学杂志时，我就把我在北平教了两年书的苦闷告诉了他，决意至学期结束辞去。我是要逃过我的良心中的隐痛。
三
二十六年暑假前我又向我们的校长提出辞职，他不答应。暑假中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动，他在七月二十九日就离开学校，将学校交给我们几个人负责。他在“七七”以前奔走救国运动甚力，当然是日本人要逮捕的对象。在那样的情形中我不能离开我的几位朋友和那个学校。
到了开学的时候学校照常开学。学生少，教员也少。大家见了面都黯然无论。在相互的沉默中都明白眼前的现实。大家消除了一切精神上的隔阂，在彼此一瞥目光相遇的顷刻发现了信赖，无言的情感交流交流在一起。大家都是一群羔羊。以后的日子我们谁也不肯舍弃了谁；我们要相依为命去经受命运为我们安排着的苦难。
以后的情形我不详细叙述。现在从我在那个时期记过的简略日记中摘录几则在下面：
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 星期二
二时半在学校开会。下周起遵令添授日语与国术：公民改为修身。
十一月七日星期日
今日报载占领榆次，且占领太原东北门云。街上
扎起彩牌楼，想像庆祝。
十一月八日星期一
今日为最痛心之一日。十一时半赴中央公园参办
游行。出发前在礼堂招集学生，皆泫然泪下。先到席
右街，继往公园，二时余出。
十二月十日星期五
旱在校开会，社会局训令筹备庆祝南京陷落也。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六
今日报载南京陷落。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
南京陷落。临时政府今日成立。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
今日奉令游行庆祝，天安门前如闹市。不知何人
致词，何时开会。最后蚁散，遍地残破之纸旗与秸秆，
脚下沙沙作响，亦一点缀也。晚西四牌楼西单牌楼放
烟火。时闻观者狂欢呼舞之声。
北京被敌人占领之后，人们都说，南口方面有如何的布置而且是天险，保定在军略上是重要的据点，由中央军驻防，一定丢不了。但是南口丢的，保定也丢了。又说太原东有娘子关，北有雁门关，而且守住山西可以控制华北，一定要以任何代价死守的，但是“铁骑”毋需“飞机”，太原也失守了。在太原失陷之前前门里有一位算卦的先生说，日本人在山西一定大败无疑，因为是“日落西山。”所谓西山是山西的阎锡山。从这我们可以知道北平一般市民的心理。第二年春天北平的人们都说战争在端午可以结束，因为北平有正阳门中华门故宫有端门午门北上门，这不是明明白白说“中正端午北上”？事情没有如此顺乎天意与人意，反而徐州在端午之前也陷落了，可是北平市民的渴望与焦急都由这种阿Q精神表现出来。
每逢丢了一个地方，大家对于第二个有可能被敌军进攻的城池如捍卫那城池的军队怀了莫大的期望。每个这种期望虽然很快变成失望，但是每个失望对于在将来证实了要丢掉的地方又燃着了希望。地方尽管丢；丢，丢，丢，丢了一个又一个；而我们的期望也是随着每个丢失而萌生。
中国的土地是广大的，我们相信纵然丢了重庆也绝对不会灭亡。这点信心支持了被国家所遗弃下的人民——永远要自由的中国人民，永远要他被称为“重庆政权”的中国人民_—_／＼年。
但是南京的陷落在当时确实给了北平的市民一个极严重的打击。虽然是知期间的，他们陡然觉察到濒于死亡的边缘。南京的陷落在他们看来太突兀，出乎情理，不可相信。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说南京一定要守住的。我们都如此相信。至少南京可以支持相当时日，比方说一年或半年。南京终于像北方的许多城市，大的与小的，一样陷落了。
由于南京的陷落促成北方傀儡政权临时政府的成立。
在傀儡改权成立之前后在北平有过许多次为我们城市被敌军攻克占领举行的庆祝典礼与游行。在那个时期曾经在北平中学与小学教书的朋友可以完全了解我在上面抄来的我自己关于这些的记载，虽然这些记[来自www.lw5U.com]载简单而毫无感情。每次我都和我的老朋友们率领上我们的学生去参加。许多人劝我不去；我知道我一个人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仍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去出席。在冷风里，低了头，寞寞无声走着，在广场里鹄立着，噍着泪珠，忍着心头的酸痛，手里拿着敌人的国旗，与五色旗。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但是我们却听从着征服者敌人的命令。我们这群羔羊。每次出发之前我们先在学校集合了我们的学生讲话，让他们明白我们眼前的现实，蒙受了眼前的现实所加与了我们的一切，如是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最后了那个目的。每次讲话时大家都唏嘘相向。泪珠流在颊上，然后低了头，拿上那不愿拿的纸旗，一步一步走去。在途中或在广场中我们还要抚慰学生们，眼看着一群天真纯洁的孩子曦下泪珠面孔上浮出一丝微笑。我们还要防范他们不要把敌人的纸国旗撕破或践踏免得引起意外。就在十一月八日那一天有一个高中的学生（他的名字是甘华廪）走到中南海西墙底往府右街走的时候痛哭出声原来不能再走。我们几个老师流着泪替他用手帕擦泪哽咽着声音劝慰他，让他一个人离开队回去。我们继续领着我们的一群羔羊向命运注定的道路走。（甘君以后回到江西原籍，希望他在这几年之中在我们自由的国土尽了一个所应与所能尽的责任。）
这些，这些，是为了什么？只有曾经参加过的人才能了解。《新约》里有基督显灵给圣徒彼得的一个神话。波兰的显克微支曾写在他的小说《你往何处去》中，非常的生动： 太阳从一个山峰底下浮出来，并且有一个奇怪的情景来刺激那位圣徒的眼睛。但觉得那个微黄的珠，不升到天上反倒在山顶上滚，并且顺着那条路的侧面。彼得停着说：“你看见向我们前进的那个光明么？”纳赛尔回答：“我什么全没看见。”但是彼得用手蔽着他那眼睛的上部去看，一会儿以后：“有一个人在太阳光线以内向着我们来。” 虽然这样，耳朵却听不见步履的声音。周围是绝对的寂静。纳赛尔正看见那些树在远处打颤，好像被一个看不见的手摇动似的，并且在那平原上面，那个光明愈来愈散布宽阔。 他很惊异转身向着那位圣徒。 他用一种忧闷的声音大叫：“拉毕！那么你怎样了？ 那个长杖从彼得手里滑掉在路上面！他的眼睛直看着他的前面，他的嘴半开，并且他的面孔反射出来些恍惚，愉快，迷幻！ 基督：基督”他伏在地上，直对着地，好像他给不可见的脚接吻。寂静的时候很长。嗣后那个老人的声音高起来，并且大哭着：“Quo Vadis´domine?……”（你往何处去，主人？至于答辞，纳赛尔都没听着。但是一种忧闷和温和的声音到了那位圣徒的耳朵里，他说：“因为你放弃了我的人民，我上罗马去：教他们再钉我上十字架一次。”那位圣徒停着，僵卧在路上，面孔在尘土里面，没有一句话。纳赛尔已经觉着他失了知觉或者断了气。但是归结他起来了，又把巡礼人的手杖拿到他那打颤的手里面，并且不说话，转回身来向着那七个小山走去。那个少年在那时候，好像一个反音重说：“Quo Vachs’dClmine?……”那位圣徒很温和的说：“往罗马去。”他向着罗马回去。（借用徐炳昶齐曾敬二氏的译文。）
以前读过的这段故事浮现在那时候我的心境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羞辱或酷刑，不应避免，只有坦然接受。整个民族的羞辱每个人都分摊着。个人逃避的一分而这羞辱仍然是整个民族的。个人纵然逃避的过，而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骨肉却在蒙受那屈辱。基督说：“你放弃了我的人民……教他们再钉我上十字架一次。”我们都是不离弃我们的骨肉同胞，要与他们分担那降给我们民族的苦难与屈辱。
那末，这是为了什么！我们甘心来接受敌人横加与我们耻辱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生存——个人的也同时是民族的生存。
（本文刊载于1945年12月1 6日和23日天津《大公报·文2》津新2期和新5期，作者署名“常风”。裴春芳辑校。为尊重作者和辑校者本意，除文中明显纰漏处，其余均未作改动。），编者注）七月八日早晨九点我从西单亚北号搭汽车到清华拜访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这是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