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裴春芳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致使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战。山河破碎，大批新旧文入学者纷纷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后选择抛别故园，仓皇南渡。“南渡”者，何时“北返”实属未知。流寓昆明的陈寅恪先生诗中有“读史早知今日事”，“家亡国破此身留”，“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残春》【二首】与《蒙自南湖》，诗作于1938年5月，引自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广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氏此言论，在抗战时的昆明，曾有相当大的影响，清华同人闻一多即对这种饱含悲观的观点表示过非议）之句，抒发此种深忧；冯友兰先生笔下也袒露出此中况味：“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转引自田文军著《冯友兰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前路坎坷，兴废未知。在此动荡飘摇的离乱时代，既有选择远走高飞，决然“南渡”者；也有选择困守故园，坦然忍辱者；还有先选择远走而复选择困守者。常风先生即属于选择困守的第二类。常风的选择有点类似于冯至小说《伍子胥》中伍子胥哥哥的选择，承担到父亲身边去、同父亲一起被敌人杀死的命运。冯至的作品，显然是一番痛苦思考之后才成形的，有着现实的隐喻。但是，冯至自己的选择，显然不是此类隐忍被征服的痛苦，而是属于类似于伍子胥式的复仇。
为何作此含垢忍辱的选择？仅以常风先生的自述而言，可知在北平抗战前后的妥协氛围里，主和派的思想根基相当深厚，常风的思想显然是倾向于主张妥协、以隐忍而维持“和平”残局的主和派，与武力抗战派是格格不入的。并且，由于其对学生爱国运动背后政治操纵力量的警觉，便自觉地与群体性的抵抗势力产生了疏离。于是，仅凭单独的个人力量，即使内心深处有深切眷恋中国的情感，有无限的隐痛，在日寇全面占领北平的铁硬事实下，常风先生也只能甘心承受敌人横加的种种屈辱，“不做铁一般的现实之下无所补益的抗争”。他并且认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命运，羞辱或酷刑，不应避免，只有坦然接受。整个民族的羞辱每个人都分担着。个人逃避的羞辱仍然是整个民族的。个人纵然逃避的过，而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骨肉却在蒙受那耻辱……我们都是不离弃我们的骨肉同胞，要与他们分担那降给我们民族的苦难与屈辱。”纵然，为了生存（个人的或民族的），坦然忍辱也非易事，常风的选择，既是某种境遇中弱者遭遇困境之后自我图存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需要巨大的坚忍和牺牲的抉择。值得注意的是，常风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选择，背后似乎隐含着某种基督教心理，这是有待于常风的研究者进一步探明的。
不惮于忍受侵略者给予中国人的种种屈辱而获得自己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可以说是选择留在沦陷区的许多中国人的心理底线。文中对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乱世中出处的解释——“他们虽然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了民族，忘记了大众”，既是常风这种心理忍辱负重的展示，进而显示了常风等人的自我期许，希望既能独善其身又承担了无告大众的悲悯命运。不光常风如此，周作人在沦陷之后文中常常出现的所谓“大乘佛教的救世心”，同样隐含着此种尴尬忍辱之下的自我期许。他们的这种姿态，显然迥异于不食周粟、清白自守、悲壮“南渡”的现代的伯夷叔齐们。
不过，在日寇对沦陷区的统治策略中，这种隐忍退守的选择，未尝没有可以限制利用之处。承认“短暂的黑暗的现实”，不妨说是暂时认同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所谓保持“民族的自信力与道德力”，如果其中不包含反抗黑暗现实的因素的话，是很可以与日伪所望于中国承担责任的论调合拍的。
历史是复杂的，处身其中的人往往很难认清自己个人行为的复杂意义。历史又是难于苛求的，每一种抉择都承担了不同的境遇和命运。面对常风及他这一类曾经在沦陷区的中国土地上挣扎过的知识者，我一度感到无话可说。因为我无法明白说出他们这样行事的根源和意义。尽管并不缺乏关于他们的自我言说及相关传闻，但事情真相依然处在若明若暗的状态里，呈现出某种期待阐释的焦灼，也焕发着一层无畏浮议的淡然。
钱锺书曾在一首旧诗中，宽慰有志于死的挚友常风说：“埋骨难求[来自wWW.lw5u.coM]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钱锤书：《得凤璩太原书才人失路有引刃自裁之志危心酸鼻予尝云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活不得东坡日且复忍须臾敢断章取义以复于君》，原刊于《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1日，南京）。常风走出个人的生命危机之后，在北平困守期间，在赴死与偷生两不愿之际，应该对“且容蛰伏待风雷”这句话，怀有深深的共鸣。圃作者：裴春芳，清华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作品有《互观与r复的交织-论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