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汪政
卡尔维诺是这样解释经典的，“经典是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文学史家与评论家们对什么是经典纠缠不休，还真不如卡尔维诺说得这么干脆，这么贴近读者的感觉。经典总是事后认定的，多长时间？三十年够了吗？1980年，王蒙创作了《春之声>，当我再次读这部小说时，这三十年显得那么遥远，又是那么亲近，它当然在讲述一个当年的场景，而它所涉猎的话题好像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争论不休。
小说故事很简单，或者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像样和完整的故事。准确地说，小说只是一个生活片断。从德国访学归来的热物理学家岳之峰回家过年探亲，搭乘的是一辆闷罐子车，整个旅途也没有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主要就是人物在这一特定环境下的心境、联想和下意识的活动，随着列车启动的声音和月光投射到车厢，岳之峰开始了一路的联想。他想到了童年，想到了故乡，与年迈的双亲；列车运行声音使他想到冰雹、打铁、歌曲、风铃与美国的抽象派音乐等；车厢里的旱烟味和汗味让岳子峰产生了各种气味的联想，南瓜的香味、火车站前各种小吃的味道；而闷罐子车的拥挤使岳子峰想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群与生活场景：人流如织的王府井、街上几乎看不到人的汉堡、到处是黑压压的人头的火车站，甚至想到了解放前去南京请愿的学生队伍。岳之峰的联想有些是整块的，更多的是零碎的，许多思绪与车厢里的声音与画面交织在一起。车厢里人们议论的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三接头皮鞋、包产到组、差额选举等等都让岳子峰浮想联翩。如果说小说还有什么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的话，那就是岳之峰与一个用三洋牌录音机学外语的妇女简单而不经意的交流。
对中国1980年代的社会与精神状况的了解显然有助于理解这部作品的“本意”和写作意图。对于中国来说，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政治上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经济上刚止步于濒于崩溃的悬崖边，文化与思想领域已经有了松动，改革开放的方略开始启动，现代化的呼声渐渐转入具体的实践……但整体上说，中国还伤痛未愈，还相当贫穷、落后、封闭，还处在世界进程之外，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切实的未来发展之路是什么，中国如何克服各种障碍与世界交流等等，都还不甚明了。但正因为如此，那时的社会到处充满了一种从黑暗中走出来的光明感，从重压下走出来的轻松感，从绝望中走出来的期望感以及无所适从的焦虑感与迫切感。所以．我们从《春之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许多二元对立的联想内容，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富裕与贫穷……在作品中，黄土地、京剧锣鼓、打铁、三叉戟、奔驰车、土特产、基辛格等等都是一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全篇几乎都处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复杂情绪之中，这种复杂的情绪用小说中的叙述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和谐、矛盾与落差：“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而且作者对此做了强调：“事实如此。”这样的感觉与心情意绪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精神状态，也是文学表达的重要的与流行的主题，可以说，在《春之声》前后，许多作家以各种文体都进行过类似的表现，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不过，不管怎么矛盾、彷徨，也不管当时的现实状况怎么不如人意，社会总体的色调是趋于明朗的，人们的精神底色还是乐观的，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主旋律。所以，岳之峰虽然乘坐的是一辆本不是载客的闷罐车，但愉快的心情还是让他觉得它“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松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闷罐子车的破[来自wwW.lw5u.CoM]烂寒伧的外表”并不重要，关键的是“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在这种心情下，连车轮下的桥也成了“联结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难怪到了小说的结尾，随着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会出现这样的意味深长的话语：“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
近三十年后，王蒙回顾了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认为这是他文学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小说的许多内容包括细节都是对当时生活的准确记录，他说许多东西都“属于写实。至今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文学是一种记忆。二十六年以后，读起此段，当仍能想起当年种种。”而且许多描写竟成了以后生活的预言，比如对火车站拥挤人群的描写：“还真言中了。现在，‘春运’，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名词。也成了一件大事。”（王蒙：《大块文章》）其实，值得评说的倒可能不是这些细节，而是作品的主题。因为作品不但呈现了许多二元的对立，而且在这种二元对立中给出了强烈的暗示和明显的倾斜。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依然要以当时的中国语境为阐释背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仅在当时，就中国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建立与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一目标都是以西方为参照的，即先将西方设定为在前的目的物，然后再“赶超”。王蒙的《春之声》也是处在这个宏大的话语之中。在作品中，火车在飞奔，岳之峰的思路也在明晰，至少说，岳之峰认为当时的中国是落后的，是需要改造的，对一个刚从德国考察回来的科学家来说，要么你不要去搞什么现代化，要搞，今天的德国就是明天的中国：“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车间洁净敞亮，没有多少噪音。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作品中那个学习外语的妇女交替出现实际上是有深意的，可以说是香草美人的一个现代版，它承载着作品的主题与岳之峰的理想。与这个妇女一块出现在作品中的三洋牌收录机，妇女正在用心学的德语，这些与岳之峰的出国考察，与他有关德国的经验一起构成了所谓现代化的想象符号。妇女的举动与岳之峰的思想是一致的，都在“赶”，所以，学习外语的主角在小说中不是学生，而是一位已经带着孩子的妇女，它似乎在说，已经迟了，但毕竟在赶，而且，一切都还来得及，用作品中的描写来表达就是这位妇女虽然“经历过风霜的，却仍然是年轻而又清秀的脸”。所有这些，在当年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春之声》以及类似的作品曾经以这样的语义鼓舞过人们的心。当年许多评论都认为它相当准确而迅捷地表达了人们的感受与希望，“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曾镇南语）但是，恰恰是作品的这一主题特别是主体态度在今天受到了质疑。从王蒙以后的文化立场来看，可能他本人对此也会产生疑惑，即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走西方走过的道路？当发展中国家认同西方的现代化时，它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几十年的发展道路说明了什么？存在不存在西方文化的压迫与入侵？当年王蒙写作《春之声》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在那种热情与企盼背后依稀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殖民化。毫无疑问，这种再解读显然已经超出了当年的文化语境，也溢出了《春之声》）的文本。所以王蒙说《春之声》遭到了许多的误读（王蒙称之为“受众简明化接受法”）。但我以为这正是作品的魅力，为什么说经典总让人有第一次阅读的感受，就是说它是开放的，它的内在语义结构是充满活力的，因而能够不断地，或者总会在一定的时空中与人们对话。现如今，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王蒙当年在作品中呈现的二元结构不但内容发生了变化，其关系更是变得非常复杂，人们依然在追求、在渴望、在不安、在焦虑，如果说当年岳之峰的焦虑是所谓落后于西方的焦虑，那么现在人们的焦虑则是被西方同化的焦虑。可以肯定，这种中西文化的纠缠还会继续下去。王蒙的《春之声》也将继续演奏下去。
与这一文化立场一起引起反响的还有作品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这就是所谓的意识流。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具体说来，也就是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人物表面看来似乎是随机产生，且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物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人物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样”准确地描摹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这种手法在今天已经被小说家们自由运用，读者也已经习以为常，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是相当新鲜甚至是突兀的。<春之声》与传统小说，与人们熟悉的经典小说风格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它打破了以人物、情节、环境为主要要素的传统小说所谓“三要素”的模式，借助人物周围环境所带来的感觉，让主人公意识产生流动，把许多与人物的具体活动无关的生活场景与心情意绪带进作品。小说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虽然人物的联想是旅途中的见闻感受而引起的，但是却远远超出了这辆闷罐车，超出了回家探亲这一具体的动作。小说叙述是放射的，任何一点动静都可以中止人物的动作与思绪，也可以产生新的联想。而且，这些联想的内容似乎缺乏严格的组织与安排，它们原来可能毫不相干，但现在却被连接到了一起，这对传统的以事情的时间、空间或因果关系去阅读小说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与考验。王蒙因为《春之声》以及《蝴蝶》《布礼》等作品而开中国意识流的先河，并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王蒙后来回忆说他“不明白类似这样的笔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这算是意识流，而且作者也自认为是意识流”。确实如此，《春之声》可能并不是典型的意识流，或者说，意识流得还不够，但这种手法，这种风格的意义在当时远远超出了它本身，它宣示了一种态度，一种与传统揖别的态度，它打开了一个窗口，打开了中国文学通向世界的窗口，它提示一种文学新的可能，一种与过去的文学不同的新文学的无限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转变的“春之声”，因为此前的文学，特别是小说，伤痕、反思，不管在写什么上怎么出格，在怎么写上基本上还都是循规蹈[来自wwW.Lw5u.com]矩的，而《春之声》等一批作品一出，小说之风为之大变，终于演变成为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实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