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王尚文
这里要写的原本是一个永远的历史秘密：一群诗人如何向一位划为“右派”、横遭贬谪的诗友伸出援手、相濡以沫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让人联想起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的风骨，联想起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干”，或日，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历史上多了去了，即使真有，也不过在长长的单子上加了一条而巳。事情绝不如此简单！我是1956年上的大学，算是“反右”斗争的过来人。在当时，右派分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民公敌”，就是“不可接触者”。顾准临死前想与子女见上一面也不可得，因为子女们早已喝足了狼奶，坚定地要和父亲划清界限，何况朋友，自是避之唯恐不及，不来落井下石（当然有的是被迫的），已经是高风亮节了，哪有像韩愈侄子去看他的福分？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雍正年间的“名教罪人”钱名世，他因事得罪了雍正——接下来还是让我引用江晓原（（<名教罪人>：雍正发动中国第一场大批判》（《博览群书》2010年第三期）一文的有关文字来说明吧：
因为钱名世是著名文人，雍正想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花样来惩罚他——除了“革去职衔，发回原籍”之外，他下令采取两项措施惩罚钱名世：第一项，他亲书“名教罪人“四字，让人制成匾额，令钱名世悬挂在自己家中。第二项，他下令在京官员中凡举人、进士出身者，每人都要写诗，批判钱名世。而且这些诗要“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于是在京官员中符合雍正所言上述条件者，真的人人写一首诗，对钱名世进行批判讨伐讽刺谩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批判”运动，雍正在此事上的创新专利，无人可以动摇。这些官员奉旨写的“大批判诗”后来汇集成书，就是《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中共收有385位当时在京官员的诗。不过当时写“大批判诗”的官员不止此数，因为雍正竞有工夫将上交的“大批判诗”逐一阅览，分为三类：绝大部分为第一类，合格；有六人不甚合格，“浮泛不切”，令其重作（重作后合格了）；有四人不合格，雍正说他们的诗“谬妄”或“文理不通”，已经没有重作的机会，受到惩罚。这四人都是钱名世在翰林院时的同事，其中陈邦彦、陈邦直、项维聪受到与钱名世一样的惩罚，革职回籍；另一个是吴孝登，对他的惩罚居然比钱名世的“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还要重得多——“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陈、吴等人究竟做了怎样“谬妄”的诗，没有流传下来，无法得知。不过可以从中知道的是，雍正此人喜怒无常，“天威莫测”，在他手下当臣子，那真是“伴君如伴虎”。苏渊雷
“右派”分子的待遇类同于“名教罪人”，任何人都无法拒绝参与批判，而且如果批判不到位，“同情、包庇”也是不轻的罪名，更有因此而划为“右派”者。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是1958年“反右补课”时被划为“右派”的。所谓“反右补课”就是在已经大大“扩大化”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扩大化”。苏渊雷，“文史哲兼擅，诗书画三绝”。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后被捕入狱。解放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戴上“右派”帽子后，北贬哈尔滨，直至1962年“摘帽”。但千万别以为“摘帽”就是万事大吉，仍然是所谓“摘帽右派”，好像林冲脸上的“金印”。他是著名诗人，写诗几已成癖，即使在流放中仍有（（霜笳集》多卷。其中仅1 958年至1 962年的四卷就收有友人所赠或所和的诗词近九十首之多，作者是：朱大可、陈季鸣、徐天风、周然、许石楠、谢无量、瞿宣颖（兑之）、徐云赏、张志岳、陈士械、赵德树、何遂、张宗祥、钱锺书、陆维钊、陈登原、向迪琮、黄云眉、游寿（介眉）、穆茧斋、冒效鲁等。此后还有马浮，高二适，周景绍，吴仲康等。其中写得最多的朱大可，他还将两人唱和之作编为《友苏集》。而这些诗作如当时被发现，几乎每一首都可成为惩罚、迫害的“罪证”。苏渊雷及其诗友的思想和道德是中国传统最优秀部分的最后闪光，和当时的“极左”思潮格格不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现代旧体诗史上一道最独特、最动人、最美好的景观，也是唐宋体在当代的最高成就之一。下面选出几首与大家分享。
先看苏渊雷写于1961年12月31日三首自题《霜笳集》的七绝（本节所引苏渊雷及其诗友之作品全出自《苏渊雷全集·诗词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来自WWW.lw5u.com]）：
菊影移扉梦不温，云安一盏话秋魂。
却怜万里寻诗客，满纸酸辛杂泪痕。
世论难从折角新，闭门等是费精神。
天涯岂必知心少，也写吴笺寄故人。
惊看流水翻诗账，权当除书读楚辞。
赢得平生风骨在，雪花如掌鬓如丝。第一首似乎比较消沉，但一个1926年入党的革命者面对如此遭遇，焉能没有“酸辛”？何况他并不仅仅为自己，更是为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而黯然泪下。第二首首句就开宗明义写出了自己对所谓批判、声讨、戴帽绝不屈服的鲜明态度和坚定意志，他坚信自己的清白，也坚信故人的人品。第三首“权当除书读楚辞”，当本苏辙“吾读楚词以为除书”（宋苏籀：《栾城遗言》）。苏渊雷此处《楚辞》可以看成（（离骚》的代词。除书者，任命书也。在人人为当权者的除书而奔走如犬马之时，苏渊雷却以《离骚》为除书，这正是他对自己别有所命。所命者何？一国文化精神命脉之流传广远不使消亡灭绝也。司马迁说，《离骚》“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诗人从中读出了屈原之志，同时也就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这难道不也就是“除书”最充分的理由吗？“惊看流水翻诗账”，诗人自有“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自信，因而当然也就以“赢得平生风骨在”自许自励。“风骨”两字易写而难有，而这三首诗本身就是“风骨”的最佳注脚——这几年里，诗人难免也有个别应景之作，甚至或有违心之语，实乃时代环境使然，因为当时谁也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在流放的岁月里，他和朱大可酬唱最多。其中之一是，苏首作（（北迁匝月适莲坨天风海上诗柬踵至却寄》：
停云诗就首初回，失喜孤鸿海上来。
想见掀髯飘好句，独怜对影共深杯。
明明如月天心在，咄咄书空世运催。
老我依违无一可，故亦迹近动疑猜。朱大可的和作是《次韵寄和渊雷哈尔滨见怀》：
故人北去雁南回，带得穷边好句来。
白也投荒仍纵笔，微之忆远正停杯。
梦魂犹恐关山隔，须鬓还愁岁月催。
一笑鹤雏已高举，鸱鸺何苦尚相猜。原唱颔联写对方“飘”字，紧接“掀髯”，极其传神，吟诗状态之自然，所吟诗句之高妙，尽在其中，即王国维所说的“境界全出”。而“怜”妙在不是顾影自怜，是怜友人，高出寻常多多。颈联写自己，“咄咄书空”者，也不是一己之牢骚，而是“世运”——果不其然，“反右”把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等。尾联又进一步为迫害者着想，由于自己的独立特行，从来不是不投反对票而且也不投弃权票的人，受到猜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朱的和作连用历史上两位和他一样爱诗喜酒的贬臣故事来鼓励、劝慰他，特别是把他北贬看成鹈雏高举，斥迫害者为鸱鸺，读者当为之莞尔一笑；倘若迫害者见了，定当恼羞成怒也。又如朱大可七绝组诗《戏赠渊雷》之四：
坡老诗常说子卿，北征未遂却南行。
后生能补前贤憾，跃马冰天不计程。把渊雷的北贬看成是补东坡之遗憾，也是在古今两苏之间的奇妙联想，令人解颐。其他如《次韵寄和渊雷塞上清明》：
褙拙炉空酒盏干，敝裘何以御春寒。
诗人出塞高吟易，迁客逢辰下笔难。
老去短檠还属对，愁来长铗莫重弹。
满庭风雪桃花发，倘作梅花索笑看。高二适《中秋寄渊雷》：
几年披拂断知闻，今及中秋影尚分。
天上阙圆圆转阙，人间群独独思群。
明时翻作投荒者，妙手虚传寿世文。
谁信钟山肠胃绕，频添愁思倍为君。
（原注：君能三诵吾诗，便可释怀。
《 张志岳的《赠仲翔》：
少日量才思贾傅，中年造论比君山。
剧怜季世更忧患，自有高吟镂肺肝。
长夜已随流水逝，豪情应共酒杯宽。
相期老至诗怀健，春在龙江粟末间。 也都十分耐读。
特别让我赞叹不已的是张宗祥的
《和渊雷九日 见怀韵》：
忽忽经过八十秋，追怀往事动闲愁。
无灾可避山空好，有恨难消水自流。
司马典裘长物尽，宁生扣角短歌道。
榆关一出音书少，何日归来理钓钩。
大椿不复记春秋，况是人间琐碎愁。
千古史书半诳语，一江春水自东流。
上湖山色霜容净，斗室谈锋剑气道。
万里寄君惟一语，随时抛却窃来钩。 几乎每一句都开拓出来极其巨大的解释空间。例如 “无灾可避山空好”，“无灾可避”当然是好事，但本 可避灾的山林，如无仁者、知者相伴，纵“好”也 会感到寂寞——暗含了虽遭灾远贬但却就此可以 与山为友，“相看两不厌”了。“我”与青山本来就 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 略相似”，只是以前却无此时间与闲情罢了。对句 直击痛处，和一般劝慰的思路——诗路不同或者说 相反，但却正是这肺腑之言让人感到天下自有知心 者在！颈联很可能是对对方豪放不羁性格的告诫， “短歌”此处想来应指孔夫子“宁武子，邦有道，则 知；邦无道，则愚”吧！第二首颔联出句所说大概 并不仅仅止于“千古史书”，对句“一江春水”则 绝不是像李后主那样以喻一己之愁情，整句可能是 说历史的发展定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不断向前，尽 管有时会有曲折。我最欣赏的是末句七个字：“随 时抛却窃来钩”，意在劝谕友人应准备随时抛却名 利地位等等，它原本并不必然属于你，有如庄子所 说的傥来之物；否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是杀身之祸，不是自古就有“窃钩者诛”的话头么。“窃来钩”，意味无穷。这七个字可谓笔力干钧，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苏渊雷全集·诗词卷》是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刘永翔“穷数月之力，纂辑誊钞，搜求排比”而成，刘曾见知于苏，不负其哲嗣之托，风谊可敬。 诗日： 君与长髯欲比肩，狱中贬所好诗篇。 竹林风谊淘难尽，纵笔唱酬冰雪天。 田汉 田汉是著名剧作家，也写过不少新诗和旧体诗词。新诗佳作以歌词居多，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热血））（（黄河之恋》《夜半歌声》等，传唱数十年，至今不衰。笔者在青年学生时期，常常为之热血沸腾，对词、曲作者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其1日体诗词，内容虽是“革命”的（最典型的莫过于一些歌颂所谓“大跃进”的篇什）；但多数较为浅率，真有诗意者少，整体成就远不如郁达夫。
他的旧体诗词也常常遇到旧瓶装新酒的尴尬。如作于1944年的《赠四维剧社儿童训练班女学员瑾玲》：“西南剧展献江汉，渔歌唤起众志坚。抗日报国齐协力，能歌善舞鼓动员。”（《田汉文集》第13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本节所引田汉作品出处同此）多不协律，末句“鼓动员”亦觉别扭。1957年写的（（看（搜书院>赠马师曾》尾联：“香山佳句师曾剧，一样能抓大众心。”可惜诗句不能“抓大众心”。《谒汤显祖墓》（之三）：“杜丽何如朱丽叶”，杜丽娘缩写为“杜丽”；《浣溪沙·纪念柳亚子逝世一周年））：“创造十年追不岛”，注云“不岛”指“不列颠岛”，均是削足适履的显例。《访新绛中学》：“教育结生产”，实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压缩。但此一“结”，从诗的角度看，只结出了酸涩之果。《过水东并游博贺》（之一）：“最白最穷亦最通，沙琅农工擅天工；从来治国先治本，四害惶惶避水东。”不惟语有不通，且理也不通，除四害真是治国之本吗？
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文集中诗词集的最后一首《国庆十八周年有作》：
缔造艰难十八年，神州真见尧舜天。
吉金祥鼓丰收报，锦字红书火炬传。
海外斗争雄似虎，宫前戏舞妙如仙。
美蒋狂自相骄殄，七亿吾民莫比肩。此诗作于1967年9月25日，时“作者正被陷于缧绁之中”。田汉算是“老革命”了，但于实是“浩劫”的“文革”，全无反思，一味颂圣，不是巧滑，定是昏乱。以此收场，不亦悲乎？ 诗日： 歌词悲壮仰先贤，时代强音万口传。 杜丽何如朱丽叶？不知所对笑翻天。 何其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六卷本（（何其芳文集》，第一卷为诗，扉页上写“诗附：旧体诗“，第一个“诗”比后面四个字字体要大好几号。这一“附”，“附”出了编者的一个观念：旧体诗不是“诗”，只是由于作者写过旧体诗，不忍终弃而已，好比正妻之外的妾，让其“附”于正妻之后，大慈大悲也。旧体诗，可怜可怜！
何其芳是学者，更是一位诗人。诗以新诗为主，旧体诗量既不多，质亦较次。作者自云“余年六十五，始学作1日体七言律诗”。他读李义山非常认真，几已烂熟于心，《有人索书因戏集李商隐诗为七绝句》可证。这组诗，虽是集句，但首首天衣无缝，亦不易也。如第二首：
初闻征雁已无蝉，露欲为霜月坠烟。
何处哀筝随急管，一弦一柱思华年。似已无愧于李商隐矣。
所作七律时露“始学”的痕迹，大多平平而已。所可称道者，有《锦瑟》（二首），副题为“戏效玉溪生体”，第二首云：
奏乐终思陈九变，教人长望董双成。
敢夸奇响同焦尾，唯幸冰心同玉莹。
词客有灵应识我，文君无目不怜卿。
繁丝何似绝言语，惆怅人间万古情。据知诗人年轻时曾失恋，痛苦刻骨铭心，但对于年轻时的文学创作却颇自信。颔联、颈联，出句写后者，对句写前者，颇为感人。唯“无目”似太狠了一点，白璧之瑕也。
有趣的是，凡“戏”者均有可观之处，而刻意为之者却均较一般。如《忆昔》（其五）：
为谁服务最根本，离此终归次要争。《忆昔》（其六）：
欲绘新人新世界，自当苦学苦钻研。等等，真令人不敢相信出自《画梦录》作者之手。《忆昔》（其三）云：
苦求精致近颓废，绮丽从来不足珍。作为一种风格，绮丽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精致”与“颓废”之间也无必然联系。“绮丽从来不足珍”，当本李白之“绮丽不足珍”，但李白这一论断是有“自从建安来”这一前提的，并非全盘否定。当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更高的境界。
诗曰：
当年画梦星满天，道路多歧感万千。
不怕亡羊畏失我，似闻子夜赋招魂。
邓拓
1959年2月，邓拓被调离《人民日报》。在欢送会上，他即席吟诗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邓拓念到“文章满纸书生累”时，顺口提起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很多年后，文艺版编辑袁鹰还记得邓拓念诗时的神态：“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祝华新：《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1，邓拓）》连载-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042)
读一位诗人的诗集，我们往往难以判定其中某篇写得最好，而读《邓拓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本节所引邓诗均出此书），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它就是这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福柯认为：“明显话语只能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消融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5页）这首诗“没有说出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些东西是不能说更不敢说的，但又不甘完全不说；而已经说出的当然有它明显的意指，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它对读者是屏蔽，更是指引，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两者形成张力，吸引、期待或者说“逼迫”读者去体味、探究、感悟，希望能够找到知音。
这首诗最初刊登于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而没有发于《人民日报）》，与其说是诗人不愿，还不如说诗人深知不能公开发表，只能在报社“内部”流传。十年前的1948年，由他负责的《晋察冀日报》终刊，与另一地方党报合并为《人民日报》，他为此写过一首（（（晋察冀日报）终刊》：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还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这一首“登于报端”，即公开发表。两首诗所写的事件有相似之处：都是告别亲手办了十年的报纸，但又有本质的区别。前度并非由于个人原因，是形势和工作的需要。诗中对十年生活的回顾，既有惭愧：“不尽边疆血火情”；但“边疆血火情”任谁也难写尽，因此“不尽”也可看做对它的歌颂，更有自慰自豪，特别洋溢于尾联十四字。这首诗写的是当年一位新闻战线战士的豪情，“登于报端”有何不可？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就不同了，它是诗人自己的不同于别人的异常深沉复杂的心情。他由于受到最高当局严厉尖刻的训斥，因而调离（（人民日报》，与十年前告别（（晋察冀日报》完全不同。我们有理由推断作者内心并不完全认同甚至完全不认同最高当局的这一批评，诗作就有辩解的意味。与“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同，“笔走龙蛇二十年”洋溢着自信、自得、自豪之情，锋芒毕露，无所顾忌。这“二十年”为党、为党的革命路线尽心竭力，备尝艰辛，“分明非梦亦非烟”，确是铁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不容一笔勾销。“屈指当知功与过”，看似功过并提，实际上却着重于功，“功”字在此情此境中特别显眼，因为这时在批评者眼里他只有“过”而已，甚至不只是过，很可能还是罪。“平生赢得豪情在”，对于一个刚刚受到批评处罚的干部来说，应做的事当为认错检讨、一脸悔恨才是，而他却强硬如此，不是明摆着不服吗？尤其值得玩味的是“文章满纸书生累”，作为书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书生往往是只认事理之是非曲直而不计个人利害得失，这样“累”字就有了着落，因“文章满纸”而受“累”，并非如批判者所说的“过”。他为此后悔了吗？看来没有！因为“豪情”仍“在”，文章还是要继续写下去的，也就是说不会回头！事实上调离之后他似乎写得更多了，几乎就是这一篇篇文章铺就了他走向最后结局的道路。
此诗毕竟不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为了留别报社诸同志，“风雨同舟战友贤”，“关心最是后争先”，赞扬、鼓励、勖勉均为诗中应有之义，何况两个对句多少还可冲淡两个出句的“挑战”意味。“举国高潮望接天”，曲终奏“雅”，似乎是另一个人说的另一类话，似乎是对前七句的“否定”，如此，报社内部小报才可以发表——实际上1959年2月以后迎来的是全民大饥饿的高潮。
每读这首诗，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韩愈的（（左迁至兰关示侄孙湘》。据知当年《人民日报》与他新调的单位只有“一箭之遥”，但却让人感到与“路八干”并无二致，因其为“贬”一也。而且，书生的满纸文章不正是“欲为圣朝除弊政”吗？不过，此时的邓拓毕竟不是当年的韩愈，他仍有豪情，他还要继续战斗。联系当时的环境、作者的身份以及发表的可能等因素，特别是从艺术性上看，此诗远远超过了十年前的《（晋察冀日报）终刊》，甚至可与上引韩愈之诗比肩。
近几十年来的唐宋体诗，不少作品往往只具共性，不见个性，内容往往失之浅直，甚至没有什么真情实感，满篇套语空话。像邓拓这首富于个性、风格独特的作品并不太[来自www.lw5u.Com]多，说是凤毛麟角也不为过。
最后，我想做点揣测。1949年前，邓拓坐过一次牢，有（（狱中诗》，其一云：“大干枭獍绝，一士死何妨！”他心灵深处作为“士”的情结可能始终没有完全解开。
诗曰：
勇掷头颅浩劫时，诗魂踽踽欲何之？
书生难得遇明主，热血斑斑莫笑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