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朵渔
去年冬天，参加了一个主题为“诗歌与公共生活”的文学论坛。主持人称这一话题为“球形话题”，意思是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可以从任意一面切入，而且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其实就是车轱辘话，因为是圆的，分不清开头与终点，从哪里都可以说起，说着说着往往又说了回去。
很多文学话题其实都是“球形话题”，人言言殊，如果硬要得出个结论，那就离教条不远了。教条往往是争论的源头。举一个小例子，诗歌写作中有一个教条：要尽量少用形容词。谁规定的？它真的有道理吗？哲学家齐奥朗换了个角度就将其轻松击破。他认为在人类的终极问题面前，精神的扩张有其自然的边界，其所提供的答案往往只是一串改头换面的说法而已。“改头换面”就来自于形容词的不断更新。“形容词在变化：这些变化就叫做精神的进步。将它们统统拿掉，文明还能剩下什么？智慧与愚笨的差异就在于形容词的用法之中，用得毫无变化就是平庸。”（齐奥朗：《解体概要·形容词的霸权》）创造百无禁忌，诗歌的大敌无非是平庸而已。
回到“诗歌与公共生活”这一球形话题，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一话题曾持续性大热。“作家要有所承担”，这大概无所争议。但承担什么？为什么要承担？如何承担？深刻的分歧让作家、诗人们互不服气。整个文坛充满了似是而非的标准，到处都是美学纠察队。有批评者认为“介入”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有人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伦理学。更多的声音是“介不介入无关紧要，没必要道德归罪，也不需要美学纠察”。有人直接面壁，有人向死而生。恩格斯讲过一个驴子的故事，大意是，驴子们凑在一起，就素食主义问题达成了一致，并在动物界发表了一个宣言：“[来自wWw.lw5u.com]我们，动物们，要拒绝吃肉！”这是驴子们的霸权和一厢情愿，直接将一个“球形话题”踩扁了。
我认为，解决“球形话题”的最好方式应该是将它剖开，直取其内部，忽视其光滑的表面。将球体剖开后，我们才能看清它隐然对立的两个面，以及内部的黑暗，辩论起来才真正有了针对性，才能有相互的启发和激励。举一个例子，有一次，米兰·昆德拉的一个文学朋友跟他谈起捷克在世的伟大作家赫拉巴尔，感到非常愤怒：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发表怍品的时候，还让人出版他的书？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替政府背书，却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说？昆德拉却说，读得到赫拉巴尔的世界和听不到他的声音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只要有一本赫拉巴尔的书，对于人们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就大过我们抗议的行动和声明！ （米兰·昆德拉：《敌意和友谊》）当然，相反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很多，哈维尔的例子就足以成为反驳昆德拉的“另一面”。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萨特和加缪，乔冶-奥威尔和纳博科夫，谁又比谁更伟大？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说：“某个自觉才华横溢的同行大谈特谈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我忍不住了。我不同意他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我告诉他，恰恰相反，这种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马内阿：《论小丑》）有人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将“艺术性”与“现实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结合”与“对立”已经历过几轮拉锯战。历史上，无论是西方的诗学传统，还是汉语里的“诗言志”，一直是强调道德判断的，直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才逐渐被打破；而自1960年代始，一些西方批评家们又开始重提文学作品的道德判断。萨特是“介入诗学”的提倡者，但加缪却承担起了“写作的光荣”，“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加缪：《写作的光荣》）
关于作家与其时代的关系，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在《何为同时代？》一文中认为，正是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为“同时代性”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暂时的指示”。1873年，尼采完成《悲剧的诞生》后，又陆续发表了《大卫·施特劳斯：忏悔者与作者》《历史对人生的利与弊》《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些文章的合集就是著名的《不合适宜的沉思》。这四篇文字就像尼采的文化政治和文化批评的宣言书，充满了桀骜不驯、蔑视流俗的挑战口吻。阿甘本认为，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就是像尼采那样，“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真正的同时代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概言之，“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一个诗人与他的时代既不能过分契合，又不能过分脱节，而是要保持一种“凝视”关系。“凝视”必然会产生[来自WwW.lw5u.Com]紧张感，如尼采所言，“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到此为止，阿甘本的理论并未见其高明之处，他依然在“球体”表面滑动。我们的很多诗人、作家与时代之间其实早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凝视的对峙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相互凝视时你到底在凝视什么？如阿甘本所言，“但看到自己时代的人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在其时代面容上的这种疯狂的微笑又是什么？”在这点上，阿甘本提出了同时代性的第二种定义：“同时代的人是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的光芒及其黑暗（更多的是黑暗而非光芒）的人。一切时代，对那些对同时代性有所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晦暗的。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
关于“晦暗”，阿甘本别有解释。他举了两个例子，首先，当我们闭上双眼时，我们看到的黑暗是什么？ “神经生理学告诉我们，光的阙如会触发一系列视网膜上被称作‘停止神经元’的边缘细胞。这些细胞一旦被触发，就会产生那种我们称作黑暗的特殊视像。”也就是说，当我们闭上双眼，“黑暗”其实是我们视网膜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发现黑暗”并非一种消极性的东西，而是我们自身具有的奇异的能力。另外，从宇宙现象上来看，我们观察夜空的时候，群星闪耀之外的黑暗又是什么？根据天体物理学的解释，“在一个无限扩张的宇宙中，最远的星系以如此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以至于它们发出的光亮永远也无法触及我们”。我们感知为天空之黑暗的东西，其实就是无法触及我们的光。（以上引文见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
阿甘本的这个说法才算真正进入了“球体”的内部。以他的说法，我们所凝视的“黑暗”，很有可能就是产生于我们自身；而所有的“黑暗”，其本身也可能是一个光源，只不过与我们不在同一个轨道上，离我们很远很远，以致无法触及我们。凝视外在黑暗的同时也应凝视自我内在的黑暗，与怪兽搏斗的人要谨防自己因此而变成怪兽。在中国当下语境中，“凝视”总是意味着一个体制性的存在。在此时代，“体制”就是最大的公共生活。每一位有良知的作家、诗人都应该介入公共生活，否则他的写作就是无效的。“介入”就是干预，这应该是一部分常识。但是，诗人、作家要谨防被黑暗吞噬自己，“愤怒的拉奥孔”不应成为美学的敌人。同时，由于体制的力量太过强大，一些犬儒主义的模糊论调会使作家、诗人们变得暖昧起来，我们大可报以人性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