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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的革命——评于建嵘小说《父亲》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97        返回列表

/【北京】周泉

读了于建嵘的小说《父亲》,多少有些意外。这种意外主要在于一个从事严谨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写出如此可读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篇小说和他的学术[来自www.lw5u.CoM]著作<岳村政治》具有一种亲缘关系。虽然《父亲》是中篇小说,而《岳村政治》是博士论文而后出版的书籍;虽然<父亲》是表现一个人的爱恨情仇,而《岳村政治》是关注一个地方的政治历史;《父亲》是透视一个革命者困难却狡黠的历程,《岳村政治》则剖析一片乡村社会伴随着中国革命光荣而艰辛的历史;《父亲》是纪传体式的虚构,《[来自wWw.lw5u.coM]岳村政治》则是编年式的调查;《父亲》是艺术形象的塑造,《岳村政治>则是逻辑化的数据统计……这些差异都被放置到一个共同的背景上,那就是农民、农村、农业(三农)如何跨越现代化的门槛而走向未来。

显然,《父亲》形象地延续了《岳村政治》中所涉问题的思索。作为一个地主(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父亲的历程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走上革命道路却是合情合理的。在极端封闭和停滞的农村,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年代,一个年轻而无人引导的生命,会具有何种命运呢?最根本的是生存,托生地主之家不愁吃喝,但是却难以守业,最后输掉了家产.生存成为问题。生存的基本层面是“食”、“色”,因而父亲的革命可以说是一种食、色的革命;是阿Q式的吃饱喝足,“睡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革命成功了呢?不是阿Q所面临的杀头,而是权力极端膨胀后的糖衣炮弹;无所谓理想,而是充满了农民式的狡黠。最后还为自己的后辈谋福利,虽然没有留下土地,但是留下了权力和金钱,这两者人人都欲取之而后快,父亲更不例外。

父亲走上革命道路充满了偶然,甚至带有投机的色彩。但生命的三个阶段可以说都离不开食色:如何吃饭以及如何吃好饭?如何找到女人延续生命以及如何找到好女人。父亲的三个阶段和三个女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女人是我母亲。父亲出生于地主之家,读过几年私塾,但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尚未成年就开始担当管理家庭的任务,其结果可以猜想。因赌博而将家产输给了自己的堂兄于朝龙,家财丧尽也意味着生存遭遇到了威胁,青春期的激情也被压抑而无处释放,于是养成了游荡和听墙的恶习,于是收留了讨饭女(我的母亲)为妻。他因屡次赌输而偷窃已输给别人的家产遭到毒打,于是放火烧掉了曾经属于自己现在属于别人的老宅,却偶然地遇到了游击队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革命胜利了就摇身一变,以包办婚姻为由休掉了前妻(我母亲)。一个女人是高姨。革命胜利了,父亲凭他的革命激情赢取了资本家小姐的芳心,成为了自己革命的贤内助;但是在政治风波面前,革命伴侣(高姨)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决绝,而父亲则颇识时务地选择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妥协。最后一个女人是雪姨。在和平建设的时期,父亲利用各种手腕为自己、家人和亲戚谋福利,雪姨自是下属物色的礼物,使父亲得以安享晚年,实现了革命的最终目标;父亲同时也为后辈安排好了发展的前途,使自己的生命得到了一种功利化的延续。三个女人,也许象征了三个时代。男人创造世界,女人创造男人。父亲开创了一片天地,却为三个女人所创造。父亲一生虽然坎坷,但是却往往化险为夷,飞黄腾达,其原因应该说是来自于一种农民式的狡黠。这种性格体现在许多细节中,如他不断地篡改自己的出生年月;以包办婚姻为借口心安理得地休掉了自己的前妻;借革命之便讨到如花似玉的新老婆;借革命拒绝乡邻的求助;在革命风波乍起之时改变立场适应形势;为自己的儿子安排权力和金钱的锦绣前程……父亲每每能化险为夷,体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智慧。

小说不止于描写这些细节,而在于表达一种思想。对于父亲这一类型的人物,借助特定的革命背景,作者先是援引革命领袖和导师的话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革命的成功正在于将他们塑造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作者分析到,革命对于这些流氓无产阶级来说是生存和复仇,而革命成功后,“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因此,高姨无法理解这种生存哲学而投河自杀,父亲则笑到最后。最后,又借用“我”的大弟的话,以一种学者的眼光反省道:“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交出你作为主人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支配权。共产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如果没有实际利益,人们也就没有追求权力的兴趣了。”而在新世纪的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实际也在进行政治民主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就在于权力和资本都得到监督,使真正广大的民众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力,还利于民,还政于民。

这些分析,与作者塑造的人物相辅相成,父亲的形象是一种个案,可以说是革命中的某一类人的代表,是中国农民在20世纪的苦难的缩影,在生存面前,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农民式的狡黠,一种生存的哲学,一种朴素的智慧。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岳村政治》到《父亲》的一以贯之的脉络: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农民兄弟的血液换来的,中国的建设是无数的农民勒紧裤带支援的,中国的新时期的成就是无数农民的双手铸就的;然而,他们得到的是什么?革命成功了,国家发展了,改革开放了,然而农民又得到了什么?仅仅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种承诺?仅仅是一如既往的封闭和赤贫?仅仅是被现代化的车轮越抛越远?父亲好似获得了一种圆满的人生,然而作者却寄予了深切的理解之后的同情,同情之后的唾弃:他背叛了革命,背叛了理想,作为一个农民他背叛了他的集体,作为一个人他背叛了向上的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