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话是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可用话说画却不太简单，甚至很复杂。为什么，不太好说清楚，大概因为，话和画，中间有个“人”字的缘故。再想想，还不只是一个人呢：“话”与“画”，最少应该包括两个人吧。说“最少”，是突然想到，“画”是一个人，“话”却不一定是一个人呢。这是不是说明，“话”最容易被污染，“画”也最容易被伤害。
所以，在我看来，“话”，如果不能还原为两个人（话者与画者）的叙谈，至少，应该“降格”为一个人真诚的独语。这有点像在茶馆给一个老朋友讲故事，讲的好与坏，对与错，老朋友多是不计较的，但他（她）特别在意的，是你的真诚。说到这个“真诚”却是悲哀得很。在一个语词霍乱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的社会里，所有的词语，恐怕都是要惊颤地拖着一条遭人怀疑、受人白眼的尾[来自www.[来自www.lW5U.coM]lW5u.Com]巴的。
第一次现场见到李津的画，是在“後天畫馆”。我与他的“一平尺画展”不期而遇。那天外面的风很大很大，我端着一杯热茶，心却冷冷的。从泛黄的纸顶上，我的神经末梢似乎传递过来一种冰雪的湿与冷、硬与透；旁边有个从南京来的小男孩跑来跑去，他也似乎陶醉了，轻微的一束束光，打在白壁上，抚着画纸，这一处并不大的画馆，便真可想象为过去时代无人烟的旷野了。历史，我想，和一个老年乞丐头上乱蓬蓬的头发差不了多少吧，再好的“谭木匠”没有用，我们可以拿一些或枯萎或光鲜的花来装扮，但我们怎么能够理出个头绪来呢。李津的许多画中，部有那个似像非像的“李小哥”。他是从什么时候起，把自己从这一边拔出来放在里面的邪一边的呢？我想，他大概也很难找到准确的一个时间点。他开始要讲了，便和那些概念过的纸幅以及曾有的那种紧张和无法言明的羞涩告别了。
一平尺，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时代一个人的精神典籍，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人精神的发育史，可不可以成为一架显微镜，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被遮蔽许久的洞口，可不可以？一个人的自己，可不可以，只要一个人的自己？
尽管他穿着各种古时代的衣服，甚或他就光着膀子，塌拉着大概只有宋人才有的松垮肚子；尽管他经常就那么坐着，或躺着，翻着书，喝着茶，搂着一个女人，吃菜，在床榻边，或席地而坐，靠着树或是顶着月亮；尽管他的眼睛或圆睁或微闭，他的嘴角扬起或是沉下……尽管还有那些要被嫩模嘲笑的花姑娘，尽管还有那些被三好学生无视的婴孩，以及，那些如静水微波、细纹的墨字和虚红得就要颤起来的章子……部像，有一些故事正在流出来，一直到你毫无准备的血管道里。
你就会出神那么一下子。你也许就会任凭本无目的的他带你走向无边无际。也许你会那么迟疑一下，顺手接过这个故事的开头，接着讲下去。你大概还会毫无来由地想到自己，这，恰如庄周之梦。
一切竟然在水墨的流淌间发生。是过去的故事，又是现代的故事。虽难以推测古人的泪水，但我们却可触摸自己的不快和伤感。古今之间，草木皆非，换了人间，上演的剧目大同小异，饮食男女还是饮食男女：澡还是要洗的，菜还是要吃的。
可也有一些不同。在我身旁的一位未来的评论家：是不是有一点批判性呢？我说，“判”就是“判”，不要“批”。批判谁呢？这把武器，大概是我们从西方捡回的最不先进的武器了。能不能生发出批判的意义来，大概从来不是画者要考虑的问题吧。
还有些不同。有些人着急地“要回去”，有些人拼命地“抓着现在”，可我想，水与墨交合的问题之外，耶些穿越山水与时空的爱恨情仇，才是最大的问题。
李津的忧伤故事，其实是我的忧伤故事。他画完了，故事却没有完。我忘不了，每个人给我的眼神，每个字晃荡的脑袋——自嘲，慢慢地，洇开又洇开，终于，成了我们的护身符。
独语过后，必是长长的沉默。
或许，你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