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的杂志目录处，曾放过几段题为“我们的名作观”的文字。其中有：
我们倡导一种有时间维度的“名作观”。“名作”之所以成为“名作”，它不仅仅是—个既定的事实，一个结果，它的发生、发展与变异，有着丰富的内容可供我们挖掘。它的过去，未来，它的[来自wWw.LW5U.com]当下，都应在我们关注的范围内。
去年杂志连载过邢小群先生的一系列总题为“经典悸动”的文章，在连载之初，我还曾写过一篇《历史观》的卷首语。
所有这些，杂志无非是想特别强调一种历史意识的介入。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有悖于杂志的传统。杂志的传统为何，其实每个人的理解并不一致。所谓传统，其实仍暗含着必要的突破在里边。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知识背景下，全方位地拓展对于“欣赏”的理解，其实仍是一个关键的但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空间的角度去看，“人，诗意地栖居”不错，而从时间的纵轴追溯，人，确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所谓“历史的中间物”不能够被否定的一个缘由，也正在此点。
我们或许还应该看到，“历史”与“文本”，从来就不是一对矛盾。即便彻底如罗兰·巴特，也是难以做到纯而又纯的，何况他本身的存在，即是一个历史选择的结果。总要非此即彼，如此的思维方式，竟然还就是到现在，仍是困扰着我们。
其实，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艺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向，在我看来，这个转向，就是历史的求解与追思之潮。从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作家告别了曾经作为主要写作形式的小说创作，一些文学评论家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的细缝，或致力于作家学人历史命运的考察。我想，这不是一个偶然。如果我们选择一些经典的个案做出[来自www.lW5U.coM]考察，或许就会逐步地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所在。当然，也有许多人在坚持。但这却不是厚此薄彼，非要分出一个高下，殊途同归，我们的目标大概还是一致的，那便是清醒与独立的争取。
大众文化之中对历史的追捧亦是一波又一波，热度不减，也很难减下去。这有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它顽强地一直在起着作用。我曾问一个老先生，对于未来中国的“猜想”，他说，我们只说历史，顾后而不瞻前，我们中国人就是如此。如此的好与坏，真是很难做出评判，这其中或许还有一个开放度的制约。除此之外，对于历史的热潮，是不是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历史教育的缺失？窥视欲的一再膨胀，正好是一种不满足与缺位的长期存在。
而至于转向之后，是否就真的能够确立一种可赖坚持的信仰，以及对于迷途的破解，我想还是需要历史来做出评判的。但至少，我们或许会少一点犬儒主义的可笑与粗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