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样子精美、功能强大的好手机，可以随时随地通电话、发短信、拍照片，乃至上网漫游，真是人生的一种快事和乐趣。手机已成为很多人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全国拥有手机的人已达5.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称中国为手机大国当之无愧。在手机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和用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它给社会和人生带来了哪些问题？潜藏着哪些隐患？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和深究的。其实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总是福祸相倚的。早在2003年有一部叫《手机》的电影，就开始了对手机的反思。这部电影描写一位电视主持人，在手机给他带来快乐、爱情的同时，也把他推向了一场婚姻危机之中。现在，范小青又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都在服务区》，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和思想高度，表现了手机给人们造成的烦恼和人们的艰难“突围”，揭示了现代文明和科技对人的“异化”现象。在新科技“横行霸道”，全社会趋之若鹜的今天，范小青的揭示与反思，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范小青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喷涌而出、潇洒自如，已进入一个自由之境。前些年，她密切关注转型时代背景下城乡交融领域的生活以及农民工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写出一批颇有特色和分量的短篇佳作，如《城乡简史》《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茉莉花开满枝桠》等。近年来，她又把笔触转向了城市里中产阶层的生活境遇与心理层面，突出地表现了现代文化和现代科技对他们的性格、行为和心理的深巨影响和改变。如《我在哪里丢失了你》，写的是一个杂志编辑同“名片”的故事。夹子里的名片越来越多，社会关系越来越广，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真诚的感情却日益流失了，而功利的、虚假的、造作的人际交往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名片成为人际关系中一种虚无、荒诞的媒介。如《来自何方的信件》，写的是一个公司职员的“电脑”遭遇，作品意在揭示电脑给人们创造价值的时候，也在给人们制造着迷宫、陷阱、隐忧，使人们的精神情感处于混乱、分裂状态。而《我们都在服务区》写的是一个政府小官员使用手机的有趣情节。名片、电脑和手机，作为一种“现代装备”，已成为社会中上层人士身份的象征和必备“工具”，其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但它又把人推向了另一种困境，对于人，它也许是一种灾难。
在几十年的小说创作实践中，范小青形成了她特有的叙事形式和手法。她的小说题材宽广、转换灵活、人物多样、概括性强。在叙事上往往以事件的推进为主线，人物、主题在事件的叙述中呈现出来。她善于叙述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而又把它变为“轻喜剧”。在不动声色的幽默、讽刺乃至荒诞中，寄寓了作家的现实洞察和人文情怀。由此形成了一种看似平铺直叙，内涵却丰盈幽深的朴素温暖的审美特征。有评论家用“冲淡中和”来概括这种特征。当然，这种叙事模式也有它的局限，譬如在叙述密度上显得有点平实，少了一些艺术的凝练、空灵；譬如以事带人的写法，多少削弱了对人的精雕细刻，造成了人物形象的平面感。不知作家是否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我们都在服务区》叙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情节：市改革委办公室主任桂平，工作繁忙，社交很广，手机用得特勤，可谓“机不离手，手不离机”。这样的生活终于使他难以承受，烦不胜烦。在办公室干事小李的建议下，他使用了种种办法，企图摆脱手机对他的支配，有选择地接听手机，但却引来了种种误会，闹出不少笑话，甚至招致顶头上司的“臭骂”。最终他又回到了“手机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自己像陀螺一样旋转的生活中。我想，这样的经历和体验，许多人都有过，但却未必留心和思考过，然而被范小青敏锐地捕捉到了，并通过艺术创造，变成了一个完整有序、内涵丰富的故事情节，促使我们认真打量所置身的现代文明生活，深入反恩人与物的本质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以及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项变化是，现代科技进入了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解放了聪明才智，提升了生活质量。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执著追求现代化的结果，我们的文明程度正在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和抗拒这样的历史进步！譬如电脑，哪一个现代文化人能够离得开？譬如手机，哪一个社会人能够不用它？然而，世间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利害相伴的。对于现代科技来说，它有多大的正面作用，就往往掩盖着多大的负面作用。人类必须对现代科技文明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控制。人们为了通讯、交往的方便，创造了手机。这种“物”本来是为“人”而生产和存在的。但连通全球、无所不在的电讯网络，又时时监督、支配着人的行踪，使人丧失了起码的自由甚至个人私密。对于那些处于社会结构“焦点”中的人物，时刻都会有无穷的人、无穷的事牵动着你，而有些人和事完全是无中生有，让你无力应对的。譬如那位桂平主任，凌晨开机，就收到五六条短信，其中只有一条是急需回复的，其他均无重要事情。而这些信息，无不耗费着你的精力和心思。这时，“人”与“物”[来自wwW.lw5u.com]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物”变成了“主体”，“人”变成了“客体”，“人”反而被“物”支配、役使，成为丧失自由和意志的“物”。但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又不能屈服于人被物役的状态，他就会挣扎、反抗，企图摆脱这种困境，寻找自身的自由。而已构成“天罗地网”的社会系统，是容不得你的挣扎和反抗的，如果你不想自绝于社会和群体，你就必须再回到固有的生活圈子中去，使“突围”成为徒劳的努力。这时，人就最终被“异化”，成为“单向度”的现代人。中国古代的哲人们，特别是老子、庄子等那样的道家，早已预见了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的畸形关系，告诫人们要追求“少私寡欲”、“超然物外”的自然境界。西方的现代哲学家，也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的异化问题，提出了“人的全面复归”的高远目标。但深陷现代化潮流的芸芸众生们，已然“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范小青是个有着清晰的创作理念的作家，她在一次文学演讲会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物质飞速发展。为什么人们还是有很多烦恼和不快，经常感到空虚呢？”这正是现代文明和科技产生的负面结果。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家“更应该关注转型期人类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转引自陆利华、金莹：《范小青：物化社会更需关注内心》，《文学报》2010[来自WwW.lw5u.Com]年8月20日）《我们都在服务区》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因此显出了强烈的现实性和敏锐的思想性，其中的故事和人物让我们感慨万千、深思不巳。
作品中的那位市改革委办公室主任桂平，是一个值得深究的人物形象。如果用传统现实主义标尺去衡量，这一人物似乎个性不鲜明，也缺乏艺术深度。我们只知道他是政府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工作忙碌，人脉通畅，热心助人，有求必应，总是开着手机，一面烦得要命，一面又乐此不疲。这是政府部门办公室主任的代表形象，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模糊的、表面的，是福斯特所谓的“扁平人物”。我以为，这一人物还可以写得更细腻、深入、立体一些，或许会提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以范小青对人物的熟悉，在写人方面的功力，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但不知是写作的仓促，还是有意为之，作者使这一人物成为类型化、符号化形象。当然，扁平的、类型的人物，同样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艺术形象。也许范小青着力创造的正是这样一种形象吧！桂平的形象并不鲜明有力，但他的精神状态和内心历程，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普遍性甚至典型性。大致梳理，他的精神、心理经历了顺应——逃避——突围——回归这样几个阶段。桂平主任所以成为有名的“桂不关”，是因为他的手机时时开着，联系极广，有呼必应。他完全“顺应”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科技的潮流。但太多的信息、太多的俗务，终于使他不堪忍受，他采取了“逃避”的办法，或是故意把手机忘在办公室，或是趁开会关了机。他“心里好痛快，好舒坦”，“真有一种要飞起来的自由奔放的感觉”。然而这种暂时的离机并非万全之策，他又采用种种人为措施，企图从电讯网络中“突围”出来。譬如拔掉卡芯、离开“服务区”，输入联系号码、凡陌生号码一概不接，添加所有领导电话、做到有备无患，甚至更换手机号码、“把麻烦彻底丢开”，“自己掌握自己”等等。他的“突围”是煞费苦心、决然“悲壮”的，显示了人的主体意志和对自由的争取。但“人”的种种努力，在越来越强大的“物”面前，屡屡败退。“我们都在服务区”，成为现代人生存状态的一种象征。于是桂平主任又恢复了手机旧号，“回归”到了“已经适应了”的“从前生活”，整日里围绕手机东奔西忙。此时的桂平已经麻木，身不由己，变为手机的“奴仆”，人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等待他的将会是新一轮的从精神到身体的“危机”，这不正是绝大多数现代人的宿命吗？
中国的现代化正在路上，现代科技还会以更强劲的势头进入我们的生活，它一方面在创造着文明的奇迹，另一方面又在制造着新的社会人生问题，特别是精神情感问题，在表现这一领域方面，文学，特别是小说，依然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