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周宝东
在《文化模式》中，本尼迪克特说：“冲突是生存的本质。没有冲突，人的生存就没有意义。”流水因为岩石的阻挡才激荡出美丽的水花，生命之流也是如此。“谁的眼里都有天大的事”，可是“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天地有常，四时行焉。老舍，也就是舒庆春，舒舍予，就在这一生取舍中成全了自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舍”的痛苦与“得”的欢欣交织在一起，他正是在这种高低错落、起伏不定中奏出了生命中的强音。
舍教职，得“写家”
人生活的幸福指数观测点各不相同。石崇好摆阔，嵇康尚清谈。贾母不怕“花银子跟淌水似的”，阿巴贡则守财如命。从本质上说，老舍是一个遵从内心自由召唤而生活的作家。老舍是幸运的，占全了人和、地利与天时。他虽然出身贫苦，却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刘大叔，亦即后来的宗月大师。宗月大师帮他进了改良私塾，同时，也在老舍小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善的种子，这是“人和”。老舍生长在当时的北平，那是天子脚下，国家的神经中枢，近水楼台先得月，总是能够得风气之先，是为“地利”。在他二十一岁、刚刚长成为青年的时候，就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做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时”。
有了这些条件，于是在大病一场后，老舍做出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辞去了清闲而且报酬优厚的小学校长等职，而谋了一个收入不及原来一半的教席。物质上紧张了，心灵却平静下来，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颜回。
孔子最看重的学生就是颜回。颜回死的时候，孔子顿足捶胸，伤心不已，“天丧予”的哭诉犹在耳畔。孔子之所以看重颜回，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认为颜回的身上有一种别人所不具有的安贫乐道的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人以群分，孔子也是这样的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老舍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说他“外圆”，是因为他的人缘好。说他“内方”，是因为他坚持内心的想法。过双重生活的人是幸福的，也是痛苦的。要想在夹缝的煎熬中挣脱出来，必须要做出取舍。1936年的老舍同样又经历了这样一个富有决定意义的抉择。
从英国归国后，老舍“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对于热爱写作又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他来说，“既不能专心致志地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地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教书？还是写作？这是个问题。老舍遇到了这个类似哈姆雷特式的烦恼，在教书与写作间失去了平衡。
近现代稿酬和版税制度催生了一批职业作家。鲁迅也曾面临这个问题。鲁迅与老舍相似，幼年丧父，靠母亲养大，有过出国的经历，并且在国外萌生了从文的念头并付诸实际。回国以后也是以教书为生，辗转多地，先浙江，后北京、厦门、广州，都是以教书为职业，兼及写作。老舍也终于步了鲁迅的后尘，当起了梦寐以求的“职业写家”，并且赢得了“碰头彩”。遗憾的是，鲁迅终生和老舍没有见过面，但是鲁迅对老舍的印象似不见佳，在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信里，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不过，如果鲁迅能看到《骆驼祥子》这样“为人生”的力作，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竖起大拇指，“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左传》上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老舍成功了，他的作品屡屡被选人各种丛书。文学，“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因为有了这种深度，才有了今天作为作家而不是教育家的老舍。
舍小说，得戏剧
老舍无疑是20世纪杰出的作家。不必说“鲁郭茅，巴老曹”的传统排位，单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花样迭出的“百年”、“世纪”排名中，老舍的地位就可见一斑。由《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包括谢冕、王德威、黄子平、王晓明、余秋雨、王蒙、刘再复等人）联合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老舍的《骆驼祥[来自Www.lW5u.com]子》位列探花，《四世同堂》则名列第二十五位。
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主办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活动中，老舍的作品占据了三席，分别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
“新浪文化”联合《新民周刊》《南风窗》《中国财经报》《南京日报》等媒体推出的大型公众调查“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中，老舍与鲁迅、金庸、钱锺书、巴金、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共同分享了这一荣耀。
1999年夏天，《中华读书报》的“国际文化”专刊进行了一次“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的读者调查活动。“20世纪文学经典”是在世界范围内而不是在汉语文学里进行评选的，排行榜上前一百位的经典名著里，有十七部中国的文学作品，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茶馆》分列第二十七和二十八位。
即使在一文激起干层浪、挑战“习以为常的定论”的王一川的《我选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中，老舍也以《我这一辈子》和《断魂枪》位列九席中的第五席。
无论是闹剧也罢，正剧也好，在熙熙攘攘的排行榜中，老舍都以高姿态获得了通过。如果拣出两部最能代表老舍文学创作成就的作品，恐怕会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可如果列举小说和戏剧各一部，想来把《骆驼祥子》和《茶馆》拉出来，应该不会太多人有意见。《骆驼祥子》当仁不让，是老舍小说的扛鼎之作，《茶馆》则是老舍不经意间经营出的一朵奇葩，至今还是许多剧场的试金石。
《骆驼祥子》连载于1936年9月至1937年9月的《宇宙风》，《茶馆》写于1957年。由三十九岁到五十九岁，二十年间的两部作品成为日后人们热议的话题。作为建国后为数不多写出传世作品的重量级作家，小说家老舍的最大成就却在戏剧。
也许有人说，如果老舍坚持写小说，不写其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肯定能收入囊中。正如有人说鲁迅浪费了才华没去写小说而写了杂文一样，两位作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老舍在《十年笔墨与生活》中说“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我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1962年的上半年，我们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所谓“出游”者，开会也。老舍对于新中国是真诚的热爱，人民也给了老舍非常高的礼遇，单是兼职就不下数十个。生活突然变好了，条件改善了，感觉有点无所适从。就像恨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讲出他的一百个令人生恨的故事，而爱一个人，却可以一言不发。老舍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担任了那么多社会职务，交际和应酬给他带来很大烦恼。形势发展很快，老舍感觉到自己被时代甩在后面了。他时时在反思自己，“正因为我一向不关心政治，所以今天我写不出政治性强烈的作品来”。后来在1966年春同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谈话时，他也强调了这一点，“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应该说，老舍很清醒，但是也很固执。“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从这些谈话中，隐隐地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丝不祥的气息，这个遵从内心生活的自由主义者，这个抱定了如此信念的理想家，难免要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摔个头破血流。
舍生，得永生
记得在电影《The Hours》（中译《时时刻刻》）中，伦纳德和由妮可·基德曼扮演的伍尔芙在探讨她的作品中有人要死的问题时，伍尔芙说：“有人必须要死，是为了让剩下的我们更加重视生命，这是一种对比。”伦纳德接着问：“Who will die?”（那么谁会死）“The poet.”（诗人）
“诗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恰好老舍于1941年“诗人节”的时候写了一篇《诗人》，发表在《新蜀报》上。“要成为诗人须中魔啊。要掉了头，牺牲了命，而必求真理至善之阐明，与美丽幸福之揭示，才是诗人啊。”“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正如他平日的那些小举动被视为疯狂，他的这种舍身救世的大节也还是被认为疯狂的表现而结果。”
这种舍身救世的诗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本生故事里舍身饲虎的摩诃萨埵。摩诃萨埵是南赡部洲一个叫摩诃罗檀囊的大国的小王子，在和两个哥哥出去玩的时候，看见一只饥饿的雌虎正要吞食虎仔，于是他把两个哥哥支走，把自己的血肉投身虎口。此举非有悲天悯人的大情怀者不能为。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酷爱陆游《剑南诗稿》的老舍，一定对这首《示儿》烂熟于心并曾产生过深深的共鸣，这是怎样一种既饱含遗憾和无奈，同时又深蕴积极和热爱的嘱咐。他不是一个战士，既没有匕首，也没有投枪，故而既不能以寸铁杀人，也无力进行自我保护。所幸老舍是一个诗人，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有舍身救世的勇气。当看到一种非常陌生的运动来临，他感觉到大祸临头了。正如他笔下的祁天佑之死，“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来自www.lW5U.com]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尤其在受辱之后，老舍的内心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士可杀不可辱”，套用拜伦的诗：假如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就不配停留在这个年代；假如他们说得都是造谣中伤的话，这个年代就不配让我停留。韩信能够忍受胯下之辱，那是因为他还年轻，有时间去寻梦，而对于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就像王国维遗书中所写，“经此事变”，自然“义无再辱”。
他的父亲在战火中丧命，他则在湖水中得到永生。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已渐归平静。死生之间，一线相悬，对于当事的个体是“天大的事”，对于为生计奔波劳碌看惯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芸芸众生来说却只是局外人“几乎无事的悲剧”。“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正如投石于水，涟漪散尽，波复如镜。
然而更让人觉得可悲的是，竟然有三组互不相干的人分别号称是自己打捞出了老舍的尸体。（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这是对新历史主义的绝佳注脚，而对于热爱老舍的人来说却又是个最最蹩脚的玩笑。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老舍的生命就是一篇文章，用这种投水的方式激起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他用死亡表达了对生活无比的热爱。正如郁达夫在《怀鲁迅》中所说：“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噫，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名
作者：周宝东，学者，现任职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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